国子监生毕业后究竟有没有分配工作？

至大四年深秋，国子学三斋的廊下，四十名伴读生员按籍贯分列两班。

蒙古子弟站左，色目与汉人子弟站右。

祭酒宣读贡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

同一所官学，同一年考满，同一次荐贡，只因族属不同，起步品级判然有别。

《元史·选举志》记下了这一年的规定，也记下了另一条数字：伴读四十人，岁贡八人，其中四人充部令史，四人任路教授。

四十取八，五分之一。

就在同一部《元史》的记载里，伴读名额并非一开始就是四十人。

最初只设二十人，岁贡二人。

大德七年增为四十人，岁贡六人。

到至大四年，名额仍是四十，岁贡却减为四人。

延祐四年又回升到八人，但史书随即补了一句：岁贡八人为淹滞。

意思是八个人贡出去，朝廷已经安排不下了。

国子监的仕途通道，从元朝开始，就带着一道隐隐的裂缝。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国子学正式立制。

三斋生员定额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

这一百人的分配是：蒙古人占一半，色目和汉人共占另一半。

《元史·选举志》原文记作“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

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

后来仁宗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增陪堂生二十人，又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听陪堂学业”。

名额的每一次增减，背后都是资源分配的博弈。

元代国子生的出路大致有三条：积分升等、岁贡伴读、充任学官。

积分之法是把学业折算为等级，积满分数者获得出身。

至顺元年，诏国子生积分及等者，由省、台、集贤院、奎章阁官共同考试，中式者以等第试官，不中者还学肄业。

这是最早将国子监考试与授官直接挂钩的制度设计。

岁贡伴读则是定额贡举——每年从伴读中选拔固定人数，分派到部令史和路教授两个岗位上。

部令史是中央各部的低级文书吏职，路教授则是地方官学的教职。

此外，国子学自身的正、录、司乐、典籍、管勾、侍仪舍人等职，也从积分生员中选拔充任。

泰定三年规定，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为后学者充正、录；通晓音律者充司乐；干局通敏者充典籍、管勾。

这些学官岗位本身就是国子生出仕的一种形式。

元朝的国子生入仕，规模有限，路径清晰，层级不高。

一个伴读生员，如果顺利通过岁贡，可能成为六部的一名令史，或者某路儒学的一名教授。

令史是吏，不是官；路教授虽是官，品秩也不过从八品到正九品之间。

元代国子生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远不如后来明初那般耀眼。

不过，真正让国子监生出仕成为制度性话题的，是明朝。

洪武年间，朱元璋把国子监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洪武五年，一项新制度开始施行：监生历事。

《明史·选举志》记载：“监生历事，始于洪武五年。”

所谓历事，就是把在监学习到一定年限的生员，分配到政府各部门实习吏事。

实习期满，考核分三等：上等者报吏部候补，但须回监再学习一年，始正式授官；中等者再历一年复考；下等者回监读书。

这一制度的设计意图很清楚——国子监不只是读书的地方，更是官僚的实训基地。

历事的规模有多大？

《明会典》提供了详细的分派数字。

正历名额：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十三名，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都察院六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

正历三个月上选，满日增减不定。

此外还有杂历，包括各衙门写本：户部十名，礼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四名，通政司四名，随御史出巡四十二名，一年满日上选。

正历、杂历之外，还有各项办事如清黄一百名、写诰四十名、续黄五十名、清军四十名、天财库十名。

这些监生分布在从中央部院到地方巡按的各个岗位上，从事具体政务的锻炼。

洪武年间的国子监，不只靠历事出仕。

直接授官的例子屡见史册。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一次就“除监生二百四十一人为教谕等官”。

《明会要》引《大政记》记载此事。

同年，监生人数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是洪武一朝的最高峰。

据《春明梦余录》所引郭正域的统计，洪武四年选入国子监的俊秀者达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为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更达到九千八百八十四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明初官僚体系对人才的巨大需求，也是国子监生“直通仕途”的黄金年代。

朱元璋本人对国子监的重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洪武时，国子生殷敏被选入武英殿纪事，随后授监察御史。

其时国子监不仅有出使历事之任，还有大本堂读书、武英殿纪事等清要之责，“故贤才辈多出其中，国子生往往有上书谏诤者”。

一个监生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甚至可以弹劾大学士。

但这条通道很快就遇到了瓶颈。

仁宗初政时，中军都督府奏请将七名吏事勤慎的历事监生注选授官。

仁宗的回答是：不许。

仍令他们回监入学，由科举以进。

那些历事者，大多不愿还监。

通政司又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满日例应还监，却仍愿留科办事。

仁宗召见这二十人，当面谕令进学。

史书点明了原因——“是时六科给事中多缺，诸生觊得之。

帝察知其意，故不授官也”。

皇帝已经察觉到，监生们盯上的是给事中这样的科道要职，而非普通的佐贰官。

这道转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国子监生出仕的最佳时代，在永乐、洪熙之后开始收窄。

宣宗时，因教官多缺，一次选用监生三百八十人为教职。

程富等以都御史顾佐之荐，被派往各道历政三月，择优任用，号称“试御史”。

教官和试御史，品级不高，却是监生出仕的重要出口。

然而，这些岗位的数量终究有限。

监生拨历的排队规则，也随之变得复杂。

最初以入监年月为先后，后来发现丁忧、省祭在家延留七八年者，比至入监，即得优先取拨，引起争议。

陈敬宗、李时勉先后题请，改为以坐监年月为浅深。

此后又将存省、京储、依亲、就学在家的年月也算作坐堂之数，只有患病及他事故才以虚旷论。

诸生互争年月资次，各援科条，纷争不断。

成化五年，祭酒陈鉴将两方争辩具闻，乞敕礼部酌中定制，被礼科驳回。

陈鉴复奏力争，才下部覆议，仍计地理远近、水程日月为准。

但“文称往来，纷错繁揉，上下伸缩，弊端甚多，卒不能画一也”。

制度越改越细，执行却越来越难。

根本原因在《明史·选举志》里说得很直白：天顺以前，监生要在监十余年，然后才拨历诸司；历事三月，仍留一年，送吏部铨选。

兵部清黄及随御史出巡者，以三年为期。

然而“其后以监生积滞者多，频减拨历岁月以疏通之”。

每当积滞严重，朝廷就缩短拨历时间，让更多人尽快进入候选序列。

但缩短拨历时间意味着实习质量下降，而候选人数并不会因此减少。

弘治八年，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出现了。

这一年，“监生在监者少，而吏部听选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官者”。

国子监里坐监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吏部候选的监生超过一万人，有人等了十几年还没有授官。

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拨历为由，请开科贡。

礼部尚书倪岳覆奏：科举已有定额，不可再增，惟请增岁贡人数，并定诸司历事必须日月满后，方与更替。

意思是让生员在监坐得更久一些，减少候选人数。

到了嘉靖十年，情况更加严重。

“监生在监者不及四百人，诸司历事岁额以千计。”

在监读书的不到四百人，而等待历事的名额却以千计。

礼部尚书李时引倪岳前议，提出两条权宜之法：一增岁额以足坐班生徒，一议差历以久坐班岁月。

具体办法是让府、州、县学以一岁二贡、二岁三贡、一岁一贡为差，同时延长各项历事的期限。

诏令“并从之，独不增贡额”。

不久后，又因祭酒许诰、提学御史胡时善之请，终于增了贡额。

但这些修补都无法逆转一个根本趋势：科举正途的地位在上升，国子监的贡途在下降。

《明史·选举志》有一段总结性的话：“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

虽积分历事不改初法，南北祭酒陈敬宗、李时勉等加意振饬，已渐不如其始。

众所趋向，专在科甲。

宦途升沉，定于谒选之日。

监生不获上第，虽奋自镞厉，不能有成，积重之势然也。”

这段话点明了制度变迁的关键：不是国子监本身衰落了，而是评价标准变了。

当“宦途升沉，定于谒选之日”，当进士科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的目标，监生纵使通过历事获得候选资格，也永远排在进士之后。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纳粟入监。

景泰元年，因边圉孔棘，“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而止”。

这是捐监的起点。

此后纳粟之例不断扩张，“庶民皆得援例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

于是国子监里出现了两类人：举监、贡监来自科举和岁贡，尚属正途；而援例监生以财入监，地位截然不同。

《明史·选举志》记下了这种等级分化：“举、贡得为府佐贰及州县正官，尚为正途，而援例监生仅得选州县佐贰及府首领官；其授京职者，乃光禄寺、上林苑之属；其愿就远方者，则以云、贵、广西及各边省军卫有司首领及卫学、王府教授之缺用，而终身遂为异途矣。”

终身异途。

四个字，断定了捐监生的仕途上限。

与此同时，历事制度本身也在变质。

成化以后，“监生历事可纳赀免历或雇人代历，历事又失去亲身历练的意义”。

缴纳银两就可以免去实习，或者雇人代替自己去历事。

结果是监生“历事之前既未学到必要的文化知识，之后又没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历事制度失去原先实践教育的内涵而变成纯粹的仕进之阶”。

一个本为培养实干官员而设计的制度，最终变成了一张可以花钱买到的通行证。

崇祯八年，祭酒倪元璐上言，提出以贡选为正流、援纳为闰流。

贡选不限拨期，以积分岁满为率；援纳则依原定拨历为率。

历事不分正杂，惟以考定等第为历期多寡，“诸司教之政事，勿与猥杂差遣”。

这是明朝最后一次对国子监出仕制度进行系统性调整。

但《明史》的评语是：“时监规颓废已久，不能振作也。”

明朝的国子监生出仕之路，从洪武年间“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走到了崇祯末年“不能振作”，不过二百余年。

清承明制，但开局已大不相同。

顺治十五年，朝廷覆准恩拔岁副等贡，积分及格者送部历满考职。

考职的规则是：“每百名取正印八名，余以州县佐贰用。

其年力衰惫文理荒谬者，不准考职。”

一百人里只有八人能取得正印官资格，其余分派为州县佐贰。

这个录取比例，与明初监生直接授官知县、推官的盛况相去甚远。

康熙元年，又议准停止分拨各衙门历事，监生期满由本监咨部考试，以州同、州判、县丞用。

历事制度在清朝从一开始就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考职。

这意味着清朝的国子监生不再经过中央各部院的实习锻炼，而是直接通过考试进入铨选序列。

考试的岗位也大幅降格——州同、州判、县丞，这些都是佐贰官，不是正印官。

与此同时，清初还短暂保留了一条国子监生直接授官的通道。

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在监贡监生“肄业三年期满，有经明行修者得应荐举，留监三年，奏请考试引见，以知县擢用”。

三年期满，经考试和引见，可以直接出任知县。

但这只是少数人的机会。

乾隆元年，祭酒国琏等奏准，“肄业期满监生二十四人，以教职发直省任用”。

二十四个人，发往各省担任教职。

教职——教授、学正、教谕、训导，是清代监生最主要的出路之一，也是最无奈的出路。

清代教职的品级，据《皇朝文献通考》所载，各府卫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各州学正、各县教谕为正八品，各府州县卫训导为从八品。

这些品级是后来加上去的。

在此之前，“直省教职未入流品”。

乾隆即位之初，有上谕说：“各省教职乃师儒之官，所以训迪约束，为多士之表率也。

若不能给品秩，则与杂职无异，恐本人遂以冗散自居，不知殚心课士。”

于是吏部议准，给教职加给品级。

但教职的岗位数量是有限的。

以贵州为例，到清末，全省学官计教授十二人、学正十四人、教谕三十一人、训导六十人，总计一百一十七名。

一个省只有一百多个教职，而等待候选的贡监生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钦定国子监志》记载了一条窘迫的实情：“廷试多人，吏部不能即选，率多壅滞之叹。”

考职通过了，但吏部无法立即安排岗位，大量贡监生只能等待。

更有意味的是，清代国子监的生源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雍正元年，礼部尚书陈元龙上疏指出：“国子监监生皆由捐纳入监，能文之士稀少。”

他请求恢复旧例，由各省学臣在府、州、县生员内，每学拔取一名，送监肄业，称为选拔监生。

这条奏疏透露了一个事实：到雍正初年，国子监里大部分监生都是花钱捐来的，真正通过考试选拔入监的优秀生员已经很少了。

捐监的价格，乾隆年间有明确的记录。

俊秀一百零八两，增生八十两，附生九十两，廪生六十两。

一个普通百姓花一百零八两银子，就可以获得国子监生的身份，进而参加考职，进入铨选序列。

据晚清薛福成记述，“乾隆年间，常例每岁捐监、捐封、捐级等项收银约三百万”。

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甘肃一省在捐监案中，就有十五万商民通过纳银成为监生，实收监银八百二十五万两。

国子监的规模因此急剧膨胀，而入仕通道并未同步扩大。

考职的名额有限，教职的岗位有限，正印官的缺额更加有限。

《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了一条乾隆年间的规定：贡监生考职，“每百名取正印八人，余俱除州县佐贰等官”。

一百人取八人，其余九十二人只能分派佐贰。

而即便是这八人，也未必能立即到任。

考职之后还需要等待吏部的铨选，等待的时间可以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钦定国子监则例》对不同身份的贡监规定了不同的候选期限：恩贡及廪生中式副榜者扣满六个月，增附生及岁贡扣满八个月，廪生拔贡扣满十四个月，俊秀捐贡扣满二十四个月，捐监生扣满三十六个月。

越是通过捐纳入监的，等待时间越长。

三十六个月，整整三年。

三年之后，还不一定能选上。

国子监对读书人的吸引力，就在这样的数字消磨中一点点流失。

它曾经提供的“衣食无忧、仕途光明”，在清代变成了一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换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期货。

捐一百零八两银子取得监生资格，再等三年才有资格参加铨选，考职一百人中只有八人能得正印——这笔账，天下读书人算得清。

回到至大四年那个秋天的国子学廊下。

四十名伴读生员听完了贡法，蒙古子弟授六品，色目子弟正七品，汉人子弟从七品。

他们中有人将被选为部令史，有人在路学里做教授，有人等待多年仍不得贡。

祭酒合上了《元史·选举志》的卷册，把岁贡八人的名额写进了当年的簿册。

四十取八，五分之一。

六百多年后，这五分之一的比例，变成了八分之一，又变成了有官无缺的空头承诺。

“包分配”三个字，从头到尾没有在任何一部正史里出现过。

有的只是定额、名额、积分、考第、候选、壅滞，这些冷硬的词，一个接一个地写在纸上，等待被历史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