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15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宋庆龄在隋氏姐妹陪同下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她年逾八旬，身体本就虚弱，却坚持赶来送这位相识半个世纪的战友。礼堂里哀乐低回，悼词声一度被悲痛打断，真正让她中途离场的，却并不只是身体原因。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宋庆龄曾应邀到军校发表演讲。两人一个出身革命家庭，一个投身军事政治工作，谈论最多的不是私人往来，而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前途。
周恩来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年轻、坚定、有组织能力。宋庆龄也并非只把他看成一名军校干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人分处不同岗位，却始终保持联系。周恩来熟悉宋庆龄的性格，知道她看似温和，涉及原则问题时从不含糊。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中央希望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考虑到孙中山曾在北京病逝，宋庆龄多年不愿再踏足这座城市，便请邓颖超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邀请。
9月1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车站迎接，这个安排带有明显的尊重意味：不是把她作为普通代表迎来，而是把她视作新政权建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政治象征和革命前辈。
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肩而立。那一刻，个人的悲痛、旧时代的记忆和新国家的诞生交织在一起，分量远非一次普通会议可比。
建国以后，宋庆龄很少主动请周恩来到家中吃饭。秘书对此不解，她却说，周总理太忙，有时间应当休息，不能再给他添事。至于邓颖超，她也不常打扰，理由同样简单：“让她多照顾总理。”这不是疏远，恰恰是熟悉之后的体谅。
1974年，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病情发展后，他仍承担繁重工作，毛泽东也持续关注他的治疗和病历。两人工作中并非没有分歧，但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周恩来始终维护党的核心领导，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也有深厚信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悲痛地说：“共和国少了一根支柱。”这句话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她对周恩来政治品格和实际作用的判断。周恩来不仅主持政务，更长期承担协调各方、维系国家运转的重任。
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念到“我们敬爱的总理”时，他数度哽咽。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曾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两人就经济建设、机构整顿等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周恩来病重期间，仍牵挂国家事务，这使邓小平的悲痛格外沉重。
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后来曾被一些文章附会出复杂解释。根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当时健康状况已很差，行动困难，无法前往现场，并非对周恩来的去世无动于衷。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曾数度落泪，审阅悼词时还写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追悼会进行中，宋庆龄由隋氏姐妹搀扶。她当时已82岁，身体状况不佳，行动需要人照料。现场有人对这种搀扶说了带有讥讽意味的话，把正常的照护歪曲成“摆架子”。这类说法究竟出自何人，现有回忆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宋庆龄因此受到刺激，却是多种记述共同提到的情节。
她随后离开会场。回到住处后，宋庆龄十分激动地说：“我已经82岁了，身体又不好，搀扶一下怎么能叫摆架子？”身边工作人员劝她不要动怒，她仍难以平静。她愤怒的重点，不只是个人受到冒犯，更是无法接受有人在周恩来追悼会上如此对待前来吊唁的老人。
几天后，宋庆龄向中央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北京返回上海。这里所说的“辞职”，主要涉及她在国家机构中的职务，并不等于退出革命事业。她以这种方式表达抗议，也说明当时政治空气已经紧张到连追悼会上的细节都可能被上纲处理。
1977年，相关政治风波结束后，宋庆龄重新回到北京工作。她没有把对周恩来的怀念停留在一次葬礼上，之后仍参加纪念活动，并撰写文章追忆这位老友。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6月4日，上海举行葬礼，邓颖超亲自参加。那场葬礼中，送别者也在送别周恩来最亲密的革命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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