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前辈回忆文章系列：有时整天吃不上米-吴赞之回忆牛垌岁月

前言：2013年10月，中共钟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出版了一本《纪念省工委》的书，书中收录了许多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拜读后，觉得很有历史价值，文中披露了许多广西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广西省工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那个特殊年代中共地下党员鲜为人知的、艰难困苦的奋斗故事。我把它扫描出来整理成文，并尽量保持原文不动，以飨读者。

此为系列文章之一。

原文如下：

牛垌半年

吴赞之

1943年9月，一个寒风细雨的黄昏，我和钱兴同志怀着一个拓荒者的兴奋心情，从英家白沙井出发，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来到燕塘牛垌莫晚叔家。

牛垌，是钟山县燕塘乡一个偏僻的地方，四周石山环绕，中间方圆七八里全是荒地，草长得比人还高。

那时它被月小寨莫姓地主霸占着，谁要在那里割草烧石灰，得首先卖给他们，价钱要比别人的便宜，谁要在这里开荒，得先经他们同意，而且要送礼请酒，农忙时或地主家有婚丧大事，要给他们义务劳动，随叫随到，种的作物一到收割便要交租。平时，只要他们喜欢什么，就得给他们送什么，不管是花生、黄豆、芋头、红薯等等，他们都要。若孝敬不周，小则被斥责、罚款、赔礼道歉，大则有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的危险。

这里除莫晚叔外，还有周二哥、莫十五叔、老钟头四家人。除了老钟头有家小，其他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全是没有寸土寸地的农村无产者。老钟头养了一头猪、一条狗和几只鸡，而周二哥和莫晚叔却一无所有，他们全靠开荒种地和给地主打零工，或割草烧石灰卖度日，万一不幸有病痛，除了几个朋友互相照顾之外，就只有命由天定。钱兴同志常说："这都是一些绝望的农民，他们在国民党的罪恶统治下，在万恶的封建制度下，受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年复一年地过着十分悲惨的非人的生活。"

1942年7月，中共广西党组织因叛徒的出卖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的摧残，一些原在城市工作的同志纷纷转入农村活动。钱兴同志就是被破坏后的广西省工委仅有的两个负责同志之一，当年冬天来到钟山英家活动的。他到英家白沙井后，在树林里起了一间茅屋住着。他认为牛垌这个地方很适合建立一个秘密机关，便把我从平冶（今平果县）调到这里来。我们对外说是广东新会逃日本鬼子来的难民，是张赞周同志做生意的朋友，名叫蔡亚祥，排行第五，人家叫我五哥或亚祥哥，钱兴同志排行第十，人叫十哥，是我的晚叔。钱兴的爱人邹冰同志和他们刚满一周岁的孩子小参也同我们在一起生活。由于我们为人正直、勤劳又很穷苦，且是"落难"之人，当地农民很同情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搞得好，加上地方党组织的掩护，因此国民党地主官僚也就不加注意。

为了在牛垌建立机关，钱兴同志通过地方党组织关系，认识了莫晚叔。莫晚叔是一个饱经患难、深知世故、十分勤劳、诚实忠厚的长者，他原籍贺县，妻子早亡，遗下两个儿子一同逃到这里来。长子跛了一只脚，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幼子从小便卖给了月小寨地主莫老六做儿子，也就是凭着这点关系，我们通过他去同月小寨地主讲情才能来牛垌开荒。可是要搬到牛垌去住也不容易呀，茅屋没有一间，还要送礼、请酒。我们当时常常连饭也没有吃，哪有余钱？

当时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组织刚受到全省性的大破坏和中央断了关系，地方党组织力量又很薄弱，而且又处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常是由同志们在家里偷偷摸摸拿一些米和油盐蔬菜之类，放在衣袋里，瞒着人送给我们度日。

这是有限的，有时整天吃不上一点米，只好到收割过的地上拣些薯芋之类充饥；每当同志们送来几斤米，便当做宝贝一样分做几天来吃，总是三四两米放一大瓢水熬一锅粥，算是一餐，而且先得照顾孩子吃，然后再舀两勺粥水，拌一些糠皮或蔬菜来喂那几只小鸡和那条小黑狗。

因为没有别的产出，那几只小鸡就是我们唯一的产业了；狗是不能不养一条的，小孩拉的屎要狗吃，同时也要作警戒用。

除了鸡狗吃的之外，剩下来的才是我们三个大人吃的。往往在吃饭时总要争执一场[番]，而每次总是邹冰同志开始唠叨："你们先吃，多吃一点吧，我是不要紧的。"然后是钱兴同志开口："亚祥先吃，多吃一点，你是年轻人，又要劳动。""我怎么能多吃呢！钱兴同志工作责任重大，他已经饿得面黄肌瘦了，邹冰同志也饿得不像样子，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婆一样，而且还要给小孩喂奶哩！"正当争持不下去的时候，钱兴同志就以"家长"的身份出来做主了，摆上三个碗，由他一勺一勺分，命令着我们吃，而往往是我和邹冰两个人碗里装满的时候，他却只有半碗，但又不准多说一句话，我和她实在看不下去，眼泪禁不住地滴到稀得像清水一样的粥水里，再也咽不下了。这时，钱兴同志无奈地从我们的碗里再分一点到他的碗里去，直到大家都差不多了，我们才又破涕为笑，高兴地吃起来。

但是生活是乐观的，我们也学着农民的办法，找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学会了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除了吃虾公、鱼仔、田螺不用说，就连别人不要的死牛仔、死猪仔也变成我们的无上佳肴。有一次，因为贪吃一条死牛仔，不慎失火，把白沙井那间茅屋烧光了，大家相对唏嘘。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老鼠和数不清、捉不尽的跳蚤已经被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了，至于吃青蛙、吃蛇，更是常事。

未搬到牛垌去之前，对那里的环境尚需熟悉一番，并且要先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才能搬去住。因而我再三要求一人先去，可是钱兴同志对于我这个知识分子，有些不大相信，再三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我告诉他，为了革命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他反复琢磨了"精诚所至"这句话，最后终于同意了。这样，我便一个人先去牛垌，钱兴同志仍留在白沙井，因为他要经常到外地检查指导工作。

到牛垌的第二天，就借用莫晚叔的镰刀开始割草。烧一万斤石灰要一万斤干草，加上盖茅屋、烧柴，就要多割三四千斤才行。

开始我是满不在乎的，因为我小时候也曾割过草，虽然很不熟练，可是割了一两天后，全身的筋骨都酸痛起来，手也起泡了，未到中午就盼着休息吃午饭，太阳未落山就盼着收工。

可是我一天能割多少草呢？起初由于怕他们发现我不会割，不相信我是劳动人民，暴露我的政治面目，同时也由于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怕人笑话，所以独个儿在较远处的草地上割，每当收工时，我就偷偷地瞄一下他们的"草龙"有多长，和我的对比一下，看来也差不多，方有些自慰。但是老周看了我的"草龙"却在暗笑，原来他们的"草龙"与我的长度虽然差不多，但却比我的厚一倍以上，割的地方也比我的宽一倍多。这时我想，必须咬紧牙关，拼命赶上他们，如果劳动这一关突不破，就无法和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甚至还会引人怀疑，暴露自己，牛垌就住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会完不成。

经过几天拼命地努力，每天割的草和他们一样多了，我才偷偷地问那忠厚老实的莫晚叔："究竟我这几天割的草有多少？"他笑了笑说："这两天可以了，起码每天有三百五十斤干草，前几天不过百把斤而已，所以老周笑你。"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但已是累得不可开交了。

一连又是七八天，筋骨虽不酸痛了，可是连续几个小时劳动仍会感到累，特别是颈项骨酸得难受。记得有一次，钱兴同志也去参加割草，弯下腰割一下又站起来，每当他站起来，就看见在对面割草的老钟头也站起来东张西望，连续几次之后钱兴同志问我："是否割着他的草了，不然他都是站起来望什么？"我想草地不会是老钟头的，一定是察看他能否受得了，便故意问钱兴同志："那你为什么又时时站起来望他呢？"他说："我是颈项骨酸得难受，站起来休息嘛！"话未说完，他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啊！原来割草还有这个味道，真是不参加劳动不能体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我们俩又大笑起来。

割草是开始习惯了，挑担呢？还未磨炼呢！说起挑担，我的肩膊曾三脱其皮，但也很有意思。

第一次是到牛垌十来天以后，带来的米已吃完，和晚叔、老周商量后，每人先到月小寨地主家预支一担谷，走三里地，他们一口气就到了，我只好拼命挨，怎么敢单独休息呢，挨到目的地后，两个肩膊磨得火辣辣的，气也喘不过来了。回来之后逐渐发觉有些疼痛，用手一摸，发现有血，原来已脱了一层皮了。

过了几天，十五叔叫我帮他送一担草到英家去，这担草足有八十多斤重，牛垌到英家有十八里路。一早起来，他在前我在后，路又不好走，中间只休息了一次，吸一袋烟，到了英家虽然我已累得不能动弹了，但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放下担子一身松，同时也为自己竟能挑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而自慰。

不料，十五叔却笑我说："你究竟还是读书人吧？"我很着急，只得哄他说："我们广东人多半是做生意，不大挑重担的。"他才相信了。因为他有事要到街上去，我便先回到钱兴同志那里吃早饭，恰好钱兴同志煮了一锅蛇肉，我高兴得很。

邹冰同志很快就发现我肩膊出血了，要给我涂红汞。我告诉她不行，人家见了会怀疑我们的身份的，同时我相信最多再脱二层皮就没事了。果然，当我第三次去燕塘挑杉木时，又脱了一次〈皮〉，此后就再也不脱皮了。肩膊上的皮不但厚了，而且由于挑担的次数多了，肩膊上已长了两个肉墩，扁担放上去很平稳，不用手扶也能走里把路了，待到打石料装窑时，双手和脚板皮起了厚茧，打赤脚也可以挑担走路了。由于这样，我们与贫民之间的感情更加密切了，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也易于接受了。特别是老周，开始时我稍微讲几句，他就拿"宿命论"那一套把我顶回来，现在他却连连点头："老五你说得对呀！"从这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和劳动人民相处，首先就应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只有这样，群众才能相信你。

晚叔一直和我同床睡，由于没有蚊帐，每晚他总要搞一把生柴草当作蚊烟放在床底下熏着，有时被风一吹，就燃起火来，又得起来泼一勺水，那几块床板全部都熏得焦黑，晚上浓烟熏得人眼泪鼻涕直流，床板又被火熏得热得要命。开始很不习惯，但因每天劳动很累，上床不久也就睡着了，久之反而觉得那股浓烟很香、很过瘾，就毫不在意了。

牛垌的环境已经摸清，和群众的关系已经搞好了，我们就决定动土盖茅屋。茅草是现成的，只备了一些竹木，晚叔等四家人都来帮了几个工，三天时间，一房一厅一间厨房的新草屋就搭起来了。钱兴同志、邹冰同志和小参都搬来，算是安居下来了，取得了合法地位。

秋收来了，要去帮地主打谷子，别人每天工资40元（相当于现在四角），我们这几家只得30元。一天，我们到一个叫苟晚的地主家打谷子，苟晚这个恶霸是个大麻子，长得像个猢狲一样，一脸横肉，杀气腾腾。因为老周欠了好几家地主的钱，一进村就被另一地主看见叫他去了，我一个人来到苟晚家。苟晚一见老周没来，就骂老周混账，并叫他老婆马上去找。不久老周被找来了，一进门苟晚就大发雷霆，将桌子用力一拍，指着老周前额骂了个祖宗十八代："欠我钱不给我做工，你想死，吊那妈！"

当时我正在吃饭，实在忍无可忍，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但又觉得不是路子，只得说："欠你钱是不得已的，人家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骂娘。"苟晚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说："不干你事，用不着你多嘴。"我冷笑了一声说："一个人总要讲道理，有钱人、穷人都是娘生的嘛。"苟晚无可奈何，哼了一声走开了。这时他老婆却假仁假义地叫老周快吃饭，并向我解释说："他脾气不好呀！"真把我恶心得连饭也吃不下。老周本来对地主也有仇恨，但不敢反抗，总是逆来顺受叫命苦，后来我常常拿这件事和他讨论，他才逐渐胆大了一点。这时我常常想："我才当了几个月农民，就身受了种种痛苦，那些一生一世甚至世代贫苦的农民，不知道是怎样生活的啊！同时也觉得老周他们长期受着地主折磨，又没有办法反抗，难怪只有拿命运来安慰自己了。"

老周也和其他许多贫雇农一样，思想上常常是很矛盾的。在地主家做工，若偷懒一下，他就会教训说："为人要老实，做工要落力。"但他却并不努力，而且常对我说这样一句话："在自己家做工日头走得真快，功夫没做完太阳就急急忙忙落山了；给有钱人做工，日头走得真慢，一身骨头都累酸了，太阳还不落山。"

日子久了，我认识的贫雇农就越多了，而且非常合得来。说也奇怪，只要共同在地主家打过一天工，共同拿过地主家一次饭碗，就胜过你几年相处那么熟悉，胜过你千言万语来自我介绍，命运就把大家连在一起了。

表面看来，特别是初次相识尚不熟的时候，这些贫雇农朋友好像对地主阶级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每当几个伙伴在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是互相叙说生活的困难和不幸的遭遇，就是大家嘲骂有钱人的愚蠢、贪婪、卑鄙和狠毒。说上火就咬牙切齿的骂开了，特别是青年讲得最多，容易上火，老年人是不大爱说话，不容易发火的，除非你说到他最伤痛的地方。

但老年人比年轻人仇恨更大，经验更丰富，晚叔就是这样，往往大家破口大骂地主的时候，他都一言不发，但他却在机警地眼看四方，耳听八面，观察是否有地主家的人来，当他一发现了情况，就会使个眼色或者歪一下嘴、咳一声叫大家停止下来，有时就干脆把话头引到一边去。开始我对他这种举动觉得奇怪，他并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受过什么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但细想起来也很简单，他的生活本身，他的一生经历遭遇，不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和斗争锻炼吗！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只是在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以前，没有组织发动起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力量，凭着多次吃亏、失败的经验，凭着那善良的性格，而不敢公开得罪他们，不敢公开起来斗争，同时也担心年轻人吃亏罢了。

除夕来临，我们弄到一斤猪肉、二斤豆腐，杀了只鸡，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那几天省工委机关正在开会，黄嘉（桂东特派员）、肖雷（英家特支副书记）、庄炎林（省工委交通员）等同志都来了，非常热闹。大家公举我当大厨师，卖弄我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肉、一鸡三味、锅贴豆腐，菜煮好后又每样拣一份合装一大碗送去给晚叔。

当我们吃饭时，他特地过来道谢，钱兴同志就热情地拉他入席和我们同喝一杯，晚叔却执意不肯，我和邹冰、黄嘉等同志以为主人不过是客气，菜又送去了，他已吃过饭，不肯再吃了，于是我们稍微让一下，便继续不停地吃起来。后来晚叔拗钱兴同志不过，喝了一杯酒便告辞了。

钱兴同志很不高兴，吃完饭他就批评起来了："你们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我看你们简直像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囚徒一样，生怕晚叔抢你们的肥肉吃，岂有此理！"我们一听，相顾失色，知道做错了事，都不敢吭声，后来还是邹冰同志带头作了检讨，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开起生活检讨会来，围绕着群众观点这个问题来检查讨论。钱兴同志不时插话，说了许多有关群众观点的道理和故事，更丰富了会议的内容，会一直开到下半夜，大家认为是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政治课，其内容的丰富，比吃那顿丰盛的晚餐不知要大多少倍。群众观点也像劳动观点一样，是要从实际中锻炼出来的，绝不是仅靠读几本书，学了一点大道理或者开了几次批评检讨会就可以解决了的。

当时，一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志，在抗日战争的革命形势下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又未经过多少锻炼，刚由城市来到农村，闹了许多笑话。

有一个老黄同志在农村教书，有时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家长热情地拿出凳子来请他坐，他却怕凳子脏，用嘴吹了又吹，而且还要从裤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来垫在上面，才小心翼翼地坐上去。人家的小孩去亲近他，手脚一碰他就嫌孩子脏，一面用手指弹灰尘，一面用口吹掉衣服上那些沾着泥尘的小手印，弄得主人十分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姓卢的同志，秘密住在一个群众家里，日上三竿还未起床，天天要叫小孩去请他起来吃饭，洗脸时嫌人家脸盆不卫生，要用水瓢舀水淋在手上洗，人家给他盛的饭不肯吃，非要自己亲自去水缸边洗过碗才算干净；大人出工去了，小孩在家拉屎拉尿，有时小孩滚地大哭，他都因为怕脏而不加理睬。后来，那个群众反映到组织来，不愿给他住了。这个人由于改造得不好，终于在后来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当了逃兵。看来这些像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很多重大的思想原则都是从这些日常小事中锻炼出来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好转。烧一窑石灰就可得十几担谷子，几个人吃饭是不成问题了，加上不少同志已安排了工作，许多地方的关系已接上，情况已不像先前那样困难了。但是我们为了磨炼自己，生活仍十分艰苦，没有棉被，没穿鞋袜，只是一件破大衣、一床破毯子、一双草鞋、一双木板鞋就过了一个冬天。脚底下开了许多裂，晚上常用小竹篾，浸上桐油，用火烧得滚热滴到脚上那些裂缝里去。每当我与钱兴同志一面互相帮助烫、一面说笑的时候，邹冰同志就唠叨起来说："还笑什么，人家的心可痛得要死！"引得我们更加笑得不可开交。

牛垌秘密机关已经建立起来了，钱兴同志忙着党的领导工作，邹冰同志来协助他并做点家务事。我除了烧石灰外，还开了几块荒地，种了一些小麦、冬豆之类，并养了一群鸡。理论学习也搞起来了，我们正在满怀信心规划春耕和整个广西党的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伪八步专员公署不知怎样发现了牛垌这片肥沃的荒地，以为大有油水可捞，贪得无厌的魔手伸到这里来。他们要在这里建一个农场，要驱逐和劫夺这几家贫苦农民的几十亩熟地和几间茅屋作为农场的基础。狼心狗肺，莫此为甚。

他们给安排了两条路：一是给农场做工；一是搬离牛垌到一个荒山去，地要没收，作物限期收割。老钟头、晚叔几家人急得要命了。党决定组织起来反抗，即使最后免不了要搬迁，起码要把他们这种残害群众的反动面目暴露在群众面前，借以教育群众。于是五家穷人一条心和他们开展了斗争。他们几次派人来讲都无效，伪县长也亲自来察看过，争执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

有一天早上，伪乡长、村长、伪专署的建设科长和一些技师还有十来个武装等，来到了牛垌，召集农民们训话，逼问走哪条路，莫晚叔说："最好各搞各的。"周二哥补上一句："要搬就要先帮我们起好房子，并且拨给相当我们的熟地，发给搬迁费，最好开汽车来接我们。"我接着说："要给你们做工，工资就要能养活全家几口人。"伪专署科长听了很生气，说："我当科长还不能养活全家，你当工人反而要养活全家？"这时钱兴同志说了一句："不养全家，难道要饿死不成，你们这些人吃得肥肥胖胖的，哪知道穷人的苦。"伪科长听了气得直跳，骂钱兴同志讲的话"不臭米气"，这时，十五叔蹲在一个石头上，含着烟斗冷笑了几声说："几天没有米吃，吃的都是木薯，当然没有米气啦。"

那群家伙听了暴跳如雷，伪科长指挥着乡长指着十五叔说："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一一登记起来，怎么这样刁蛮。"我们正为十五叔说的话而发笑，见他们这种样子就更加好笑了。十五叔可不胆怯，看见我们发笑，他决心愚弄一下这些家伙。当那个伪乡长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少岁要登记时，他一本正经地轻轻地答道："山野小民，没读过书，不曾起过大号，人家叫我十五哥，姓莫。"

那个伪乡长瞪了一瞪眼说："什么哥不哥，就叫莫十五。"十五叔说："你们不讲尊卑幼贱，叫十五就十五呗！"停了一下他又说："依我说，你们还要叫我十五叔才对呢。""不和你说闲话，你说多少岁？"伪乡长咆哮起来了。"辛——卯——年——生，你们去算多少岁。"十五叔一面滋滋地吸着烟，一面慢慢吞吞地回答他，伪乡长试图算了一下，算不出来，就气呼呼地说："不管你什么卯，就问你多少岁。"十五叔更加得意地说："你们当官的大人还算不出，我怎么会算。"伪乡长无可奈何望了望那个科长，忽然吆喝要捆起来，但他们带来的伪军警都不太热心，懒洋洋地走过来表示要动手的样子。这时我们很激愤地站起来拥在一起，钱兴同志出来说："不行，人家讲理嘛，你们凭什么捆人？"那群家伙一看不对头，气馁下去了，但却威胁着说："好，以后和你们算账！"簇拥着回去了。

我们又围集在一起谈论着，虽然欢笑着胜利，但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被赶出牛垌是不可避免的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一天中午，我和老周从牛垌外面做工回来，有两个伪乡警在家等着，硬要我们到燕塘乡公所去。邹冰同志告诉我，晚叔、十五叔和老钟头三人被他们拉去了，钱兴同志已隐蔽起来了，他交代邹冰转告我，斗争到适可而止，不要让他们真的扣押起来。我估计到乡公所无非是逼迫搬迁，本着钱兴同志的指示，和老周商量一下怎样斗他们，老周说："我反正跟着你做事。"

我们到乡公所一看，伪乡长和伪科长坐在案头，像法官一样叫我们站在下边答话。"莫十五他们三人的屋卖了，你们卖不卖？"伪乡长间。我说："我是难民，又有家小，卖了无处谋生，不卖。""周二，你卖不卖？""我单家独姓，没处走，不卖。""不卖就是违抗政府，是顽民，要法办。""政府要讲道理呀，没有民众那里有政府。"我说。"不卖，押起来。"伪乡长威胁着。"押由你们，杀由你们，反正我们是死路一条。"

那时天很冷，我们衣服穿得很少，嘴唇冻得发紫了。屋里挤着不少看热闹的人，看见我们很可怜，人群里不时发出私议、叹气，几个好心肠的过来劝说："算了吧，怎么顶得过政府。"伪科长也来诱说我："老蔡，我也是广东人，看在同乡面上，你的屋是新起的，多给你四百元好了，我劝你不要受人利用。"我说："没有受人利用，实在是一家老少无法谋生。"伪乡长看劝说无效又吆喝着："不要和他讲闲话，就问他卖不卖。""你们讲不讲道理？要是讲道理的话我们就是不卖。"伪乡长没办法，支吾着说道："政府怎么不讲理，岂有此理。"我说："你们政府千亩万亩好田地还不满足，又来和几个穷人争这一点荒地。""不和你讲废话，究竟卖不卖？""我已经讲过了，若讲道理就不卖。""不讲道理怎样？"

已经坚持有一个钟头了，我心里想，斗争目的已基本达到，要想不搬是不可能的，于是回答说："不讲道理还有什么可说，任由你们处理呗。""不讲理，不讲理，叫文书来。"伪乡长叫文书来写契约。契约写好了，一人一张，要我们签字画押，我说不认得字，叫文书念给我们听，他无可奈何只得叫文书念道："立写断卖字人蔡亚祥，今因正用缺少，合家商议，自愿将亲手盖的茅屋一座，卖与牛垌农场……"念到这里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说："不行，我家不缺正用，不是自愿。"伪乡长说："你等念完再说。"文书又往下念："此是双方情愿，并无强迫情事，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念完就递过来叫我签字画押，我又向周围的群众说："明明不是情愿，硬要写情愿，我不干。"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笑了，有人在背后称赞说："真厉害，会讲！"伪乡长急得没办法，只得给我解锋："这是写契约的公式，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你懂不懂。"我又说："我不会写字，叫他们代签，我画押是了。"文书只好自己写上我的名字。

我们终于搬走了，钱兴等同志又搬回原在树林里的地下省工委机关去住。我和晚叔在白沙井马路边借了一间屋做起生意来，并协助他结了婚。这间店一面作为同志来往的交通站，一面掩护在树林里的秘密机关（距我们住地仅有一里路远）。晚叔在门前摆一个粥摊，我挑着一副货郎担到附近村庄去卖油盐杂货，这样又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1947年，我们在这一带播下的革命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党组织了革命武装，从此，钟山人民的子弟兵——钟山县人民游击队诞生了。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1948年，是战斗的一年。就在这年，一个不幸的事情又使我们长久不能平静，我们大家所敬爱的钱兴同志在怀集县（现属广东省）的东区遭敌伏击不幸光荣牺牲了！他永远是那么坚定、勇敢、和蔼、热情，生活十分艰苦朴素，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从他身上学到了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战死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

在万分悲痛之中，我们擦干了眼泪，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为革命事业坚持斗争，钟山一带的革命武装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并有了新发展。革命的烈火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

此文抄于《广西革命回忆录》

这是革命老前辈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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