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唐乾元元年，即758年，长安太庙附近的武成王庙完成扩建，姜太公居中，历代名将分列两侧。名单看似只是一张名册，背后却不只是比拼谁打仗厉害，还牵涉朝廷认可的忠诚、名分与政治秩序。
到了后世，武庙中的三国人物并不算多。魏国有张辽、邓艾，蜀汉有关羽、张飞，东吴则有周瑜、吕蒙、陆逊、陆抗。若只看战绩，曹操、司马懿、马超似乎都能提出充分理由；可武庙从来不是一座单纯的“名将荣誉馆”。
它供奉的，是朝廷希望臣民效法的军事典范。
张辽入选，关键不只在于合肥以少拒多，更在于他始终效忠曹魏。周瑜火烧赤壁，陆逊夷陵破蜀，既有决定国运的战功，也没有留下改易君臣名分的争议。邓艾灭蜀、陆抗守吴，同样属于战功与忠节都较为完整的人物。
关羽的情况稍有不同。他在襄樊战事中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声势达到一生顶点。后来荆州失守，败走麦城，结局并不圆满，但这并没有抹去他早年长期守卫荆州、北拒强敌的功劳。更重要的是，他逐渐被塑造成忠义的象征，远远超出了普通将领的范围。
有意思的是，关羽后来被尊为“武圣”，并不是唐代武庙名次自然上升的结果，而是宋、明、清多代加封、祭祀共同累积的结果。宋徽宗时期，关羽先后获得公、王等封号，明代以后，官方祭祀规格继续提高。民间信仰与国家礼制相互推动，才形成了那个特殊的关羽形象。
所以，“关羽晋升武圣”与“关羽是否列入唐代武庙”，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历史脉络。若后世某次礼制调整把关羽移出武庙，也不会产生一个现成空位，更不会由战功排名第二的人自动接替。祭祀名额服务于礼制，不是军功榜上的顺次递补。
曹操的问题，恰恰在于他的功业太大，也太复杂。他平定北方，官渡击败袁绍，整顿军政，恢复生产，确实具备卓越的军事和统治才能。但他长期挟持汉献帝，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最后又受封魏王，建立了改朝换代的现实基础。
有人会问：“曹操没有称帝，为什么不能只按将领看待？”
难处就在这里。后世朝廷若把曹操列为武庙名将，容易被理解为承认权臣凌驾皇帝也可以成为典范。曹操死后谥号魏武帝，是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后的追尊，并不等于曹操生前已经完成帝业。但在礼制眼中，他依旧属于汉室名义下的权臣，而不是普通将领。
司马懿的争议更重。他早年辅佐曹魏，平定辽东，抵御蜀汉北伐，军事才能并不逊色于许多名将。可是高平陵之变后，他掌握魏国中枢，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司马懿本人没有称帝，晋朝建立后却被追尊为宣皇帝。
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若只看战场，司马懿有入选资格；若把臣节纳入考量，他又成了后来晋朝篡魏的奠基者。武庙需要树立的是“臣将可法”，而不是提醒后世权臣如何夺取政权。司马懿因此很难跨过这道门槛。
马超则是另一类问题。他勇冠三军，潼关一带曾令曹操十分忌惮，刘备争夺益州时，马超率军抵达成都城外，也确实加速了刘璋归降。论个人武勇和临阵威慑，马超绝不逊于关羽、张飞。
但他的政治经历存在明显缺口。马超的父亲马腾接受朝廷征召后入朝，马超却在关中起兵反曹。后来曹操杀死马腾及其家属，责任不能简单全部归到马超身上，可在传统伦理看来，先起兵再导致家族覆灭，终究留下了“不孝”的指责。汉代以孝治天下，这种污点很难被武勇完全抵消。
马超后来归附刘备，官至骠骑将军，地位高于张飞，并不代表后世必然认为他更适合入祀武庙。官爵是现实政治安排，武庙名位则是历史评价，两者从来不是一回事。
若暂时撇开忠孝，只比军事贡献，曹操无疑最有资格与张辽、周瑜并列。他不仅善于用兵，还完成了北方统一，组织后勤、屯田和军队建设。司马懿更擅长持久战与政治博弈，但代表性战役和独立统帅形象略逊一筹。马超勇猛突出，却缺乏持续而稳定的战略成果。
至于关羽若被移出，最可能补入的也未必是曹操、司马懿或马超。蜀汉的姜维、魏国的曹仁、东吴的朱然，都有值得讨论的战绩；但他们各有局限，或时代较晚，或战果难与武庙原有名将相提并论。武庙名册真正看重的，从来不是谁最能打，而是谁的战功、身份与后世秩序能够同时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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