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集体喊过紧日子！紧的是普通教师，松的是手握经费的人？

看起来，高校是真的在“勒紧裤腰带”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高校是真的缺钱了么？

一个年支出预算超过200亿的大学，为什么还要强调“过紧日子”？

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大学2024年本年收入约165.70亿元，2025年增至约177.88亿元，2026年部门预算中进一步达到约184.99亿元。换句话说，要“过紧日子”的北京大学的钱并没有变少，还在增加。但是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算过一笔账：2026年约30万亿元的财政支出盘子，如果总体效益提高1%，就相当于节省3000亿元。

事实上，高校的问题不在于钱的总量，在于钱怎么花。

教育部2014年至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普通本科学校中的行政人员数量由234654人增长到305709人，增长幅度达30.3%。同期教师队伍增速只有8%，行政队伍五年内增长23%。有些“双一流”高校的职能部门数量甚至超过了一级学科的数量。

在大众很少接触到的“学圈圈”里不乏这样的故事：

北京一所高校的生物系副教授老吴，去上海开学术会议。学校“过紧日子”细则规定，副教授住宿标准一天500元。他在携程上刷了一整夜，500块在上海能找到的，只有一家连锁酒店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空调外机在头顶嗡嗡响，床头挨着洗手间。那一晚他花了420块，回来用科研经费报账，财务窗口的姑娘头也不抬：“住宿超标准了，只能报五百。”“我知道，我花了四百二。”“那你这个单子没问题。下一个。”

同学院的教授，住在会议中心旁边的酒店，一天1100块，学校统一结算。教授坐一等座去的，理由是“学术任务紧急”，老吴只能刷候补，刷了四趟才刷到一张二等座。

那些不差钱的大教授，一拿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项目，报销是包干制，差旅费是想怎么花怎么花。老吴拼了半年拿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经费24万，买台国产离心机都要打三份报告，等三个月审批。系里七个副教授，每人每月从科研经费里抠出五十块买笔买纸，一年下来也有四千多，够一个学生做半个月实验耗材，或者够他多去一次学术会议。

更为荒诞的是，为了证明“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报销流程反而制造了更多支出。横向科研项目的餐费报销，需要业务报销登记单、发票、菜单、公务卡消费记录，发票时间、公务卡支付时间及登记单必须相互对应。一位老师算了算：“我每次报销，光是准备工作就要大半天，打印支撑材料厚厚一沓。学院为了‘留痕’，还会把我所有的资料都复印一遍。钱没多少，打印纸用了不知道多少。”

这大概是最讽刺的地方：为了省下几十块钱的报销，先花掉了几十块钱的打印纸，更不说期间所消耗的各种行政工时和申报人时间精力了。当然，这样的情况也不只是在高校，在我们的机构、甚至是私营的某些“大厂”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话又说回来了，高校“过紧日子”，最直接的压力传导到了两个行业。

一是高端酒店。

高端酒店的高利润来源，一直是企业商务出差、会议团建的对公订单。喜来登这类高星酒店配套大型宴会厅，大量承接政企、高校、医疗机构的会议差旅，走对公报销结算，才能要得上价。当年房地产火热的时候，酒店靠地产行业的商务会议；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之后，接力的是医疗行业的学术会议，但也没持续多久，集采之后医疗会议经费大幅压缩。现在各行各业都在降本，还能撑起会议需求的，主要是科研机构的国家预算。如果这块预算再收紧，可以想见到，高端酒店的核心客源还要再缩一缩。

二是打印纸厂商。

一位高校教师说得更直接：过去十几年，办公经费名存实亡，打印纸、红笔、修正带全从科研经费里出。到底什么是“刀刃”？没人说得清。但是“可花可不花的钱，咬咬牙不花”这句话，最终约束的从来不是那些手握千万经费的大项目负责人。

总的看来，高校“过紧日子”，不是“没钱了”的问题。北大年收入近185亿，支出超200亿，这个体量在全国高校里属于绝对的第一梯队。

问题在于，当一个组织把“节约”的考核指标变成填表格、留痕迹、走流程，节约就变成了一种表演。真正的浪费——那些闲置1556天的科研设备、那些重复建设的实验室、那些超过学科数量的职能部门——没有人去动，因为这些钱大多是上面拨下来的，要在规定时间内花完，不花完反而要被追责。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判断是：高校“过紧日子”是把与教育无关的花费节省出来，让资金回归教育的本质。这句话说对了一半。

“与教育无关的花费”固然该省，但更关键的是，谁来决定什么是“与教育无关”。如果这个判断权掌握在那些住1100块酒店、坐一等座、报销包干制的人手里，那么“与教育无关”的定义，永远不会落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