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23岁爱上大我10岁邻居少妇，每晚偷偷去她家约会。

【楔子】

1996年，我23岁，在南方小城的纺织厂当机修工。隔壁搬来个女人，叫苏晚，33岁，丈夫常年跑长途货运。她总穿碎花裙，在阳台上晾白衬衫，风一吹，像一面温柔的旗。我帮她修过三次水管、两次电闸，后来每晚偷偷去她家。我以为那是爱情，直到发现她抽屉里的一封信，信上说：“晚，再忍忍，等我攒够钱，就接你和孩子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从来不是她的贵人，只是个过客。

第一章 蝉鸣里的白衬衫

1996年的夏天热得不像话。纺织厂的机器声从早响到晚，混着窗外的蝉鸣，吵得人脑袋发胀。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吊扇在头顶慢悠悠地转，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裹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黏在皮肤上，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我那时二十三岁，刚从技校毕业两年，在厂里修机器。说是机修工，其实就是个打杂的，哪台机器卡了线、断了针，我就拎着工具箱过去。满手油污，一身汗味，日子过得像流水线上的布匹，单调、重复、看不见尽头。每个月工资四百出头，交完房租剩不下多少，偶尔跟工友去路边摊喝两瓶啤酒，就算顶好的消遣了。

我家在乡下，父亲种地，母亲养鸡，下面还有个妹妹在读初中。我每个月省出五十块寄回去，剩下的刚够自己花。那时候我住在厂区旁边的老居民楼里，三楼，一间半的屋子，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走廊很长，两边住着七八户人家，做什么的都有，下了班就搬个小凳在走廊里乘凉，东家长西家短地聊。

苏晚是七月搬来的。那天我下班回来，热得一头汗，远远看见三楼走廊尽头堆着几只纸箱，一个女人正弯腰搬东西。她穿一件浅蓝色碎花裙，头发松松绾着，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纸箱看着不轻，她搬得吃力，腰弯得很低，碎花裙的下摆扫着地。

听见脚步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小弟，能帮姐搬一下吗？这箱子太沉了。”

她叫我“小弟”。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说的“姐”是自称。她看上去确实比我大不少，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但皮肤很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我点点头，把工具箱放在地上，抱起那只纸箱，里面装的是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

“你住隔壁？”她问。

“嗯，302。”我说，“你搬301？”

“对，以后是邻居了。”她掏出钥匙开门，侧身让我进去，“我叫苏晚，你叫我晚姐就行。”

那天我帮她搬了七八趟。最后一趟是台旧缝纫机，铁架子，沉得要命。我们俩一前一后抬着，她抬前面，我抬后面。走廊窄，转弯的时候她的胳膊蹭到墙，蹭掉了一块皮，渗出血珠。我说“歇会儿吧”，她摆摆手说“没事”，一直抬进屋才放下。她甩了甩手，从口袋里掏出一袋橘子，说：“歇会儿，吃个橘子。”

我坐在她家客厅的板凳上，橘子很甜，汁水顺着指缝流。她坐在对面，拿手帕擦汗，说她是下面镇上的人，丈夫跑长途货运，常年不在家，她带着五岁的女儿租这里住，图个清静。

“女儿呢？”我问。

“在乡下我妈那儿，过阵子接来。”她笑了笑，目光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梧桐叶被太阳晒得蔫蔫的，蝉趴在树干上叫得震天响。

我没多问。那天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说：“小弟，以后水电坏了，还得麻烦你。”我说“没问题”，心里却莫名跳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眼，就是故事的开始。

搬来后的头几天，我们碰面不多。她白天在附近一家制衣厂做零工，早晨七点出门，傍晚六点多回来。我有时上白班，有时上夜班，作息对不上，偶尔在走廊里碰见，她总是笑着点点头，说一句“下班啦”或者“吃饭没”。她说话声音不高，软软的，带着点乡下的口音，听着很舒服。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在阳台上晾衣服。晾衣绳上挂着一排白衬衫，都是男式的，她一件一件抖开，用木夹子夹住。风一吹，白衬衫鼓起来，像一面面温柔的旗。她站在衬衫中间，碎花裙的裙角也被风吹起来，手在头发上拢了拢，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直到她转过身，看见我，笑了笑：“看什么呢？”

我脸一热，说：“没什么，衬衫挺白的。”

她笑出了声：“他跑长途，衬衫得勤换，不然汗味重。”她说“他”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哦”了一声，回了屋。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站在白衬衫中间的样子。我翻了个身，骂自己：人家有丈夫有孩子，你想什么呢。

可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起早了，在走廊里磨蹭，等她出门。她推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今天这么早？”我说：“嗯，厂里有点事。”其实没事，我就是想看她一眼。她穿了件淡黄色的短袖，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着，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饭盒。她锁好门，转身对我笑了笑，下楼去了。

我站在走廊里，听着她的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章 水管与电闸

第一次去她家，是搬来后的第五天。晚上九点多，我正躺在床上看一本旧杂志，封面都卷边了，是上个月的《知音》，工友看完扔给我的。正看得犯困，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苏晚站在外面，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说：“小弟，我家水管漏了，满地都是水，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拎着工具箱过去。她家厨房的地上确实积了水，水管接口处“滋滋”往外冒，水已经漫到客厅的瓷砖上了。我蹲下拧开接头，发现是垫圈老化了，黑乎乎的一圈橡胶，一捏就碎。换垫圈的时候，她蹲在旁边给我打手电筒。手电的光晃来晃去，她的胳膊偶尔碰到我的肩膀，凉凉的，带着肥皂的香味。她刚洗过头，头发用一条干毛巾包着，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

“你丈夫不在家，这些事都得自己弄？”我没话找话。

“他跑长途，一趟半个月。”她语气平淡，“习惯了。”

换好垫圈，我又帮她拖了地。她倒了一杯凉白开给我，说：“小弟，你人真好。”我端着杯子，看见她家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一个男人抱着个小女孩，站在一辆大货车前。男人脸很黑，笑得憨厚，牙齿很白。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手里举着一根冰棍，嘴巴周围糊了一圈。

“你女儿？”我问。

“嗯，朵朵，五岁了。”她看着照片，眼神软下来，“再过两个月就接她来上学。”

那天晚上回屋后，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她蹲在地上打手电筒的样子。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胳膊凉凉的，碰到我的时候，我心跳得厉害。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骂自己没出息。

可后来，电闸跳了，她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她正在看电视，突然一片漆黑，整层楼都停了电。她敲我的门，说：“小弟，你懂电吗？我家突然没电了。”我拿着手电去楼道里检查，发现是保险丝烧了。换保险丝的时候，她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一根蜡烛，烛光照着她的脸，忽明忽暗。我拧螺丝的时候手有点抖，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别的。

灯泡坏了，也来找我。她家的灯泡是螺口的，旧式的，镇上买不到。我骑车去城里的五金店给她买了两个，她非要给我钱，我没要。她说：“那姐给你做顿饭吧。”那天晚上她炒了三个菜，青椒肉丝、番茄炒蛋、醋溜白菜，还有一锅紫菜蛋花汤。我吃了三碗饭，她坐在对面看着我，笑着说：“年轻就是好，能吃。”

我渐渐发现，她其实很依赖我。那种依赖让我心里生出一种隐秘的欢喜，又带着点说不清的愧疚。我明知道她是有丈夫的人，可每次她来找我，我还是忍不住想去。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帮忙，没别的。可每次从她家出来，走廊里黑漆漆的，我踩着水泥地回自己屋，心里又空落落的。

八月初的一天，她又在阳台上晾衣服。我下班回来，看见她踮着脚往晾衣绳上挂床单，够不着。我走过去说：“我来。”她让开，站在旁边看着我。我把床单甩上去，抖平，用夹子夹好。她仰着头看我，说：“小弟，你个子真高。”我说：“一米七八。”她笑了笑：“比我高一个头。”

那时候我们站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混着洗衣粉的清香。她仰着头，脖子白白的，有一颗很小的痣。我低头看她，她正好也看我，目光碰在一起，她先移开了，说：“我去做饭了。”转身进了屋。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条床单在风里鼓起来，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第三章 夜里的脚步声

真正开始“偷偷去她家”，是八月中旬。那天厂里加班，抢修一批出口的布匹，机器坏了好几台，我忙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浑身油污，累得腿都软了，路过她家门口，听见里面有低低的哭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门。

门开了，苏晚眼睛红红的，脸上有泪痕。她看见是我，愣了一下，侧身让我进去。客厅里没开大灯，只亮着电视，屏幕上放着老掉牙的电视剧，声音很小。茶几上放着一碗没动过的面条，已经坨了。

“怎么了？”我问。

她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才说：“他打电话回来，说这趟货跑完，要下个月才回。朵朵在乡下发烧，我妈一个人带不过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说：“小弟，你能陪我说说话吗？我一个人待着，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坐在她家沙发上，听她说了很多。她说她十九岁就嫁给了丈夫，那时候觉得跑长途能挣钱，日子有盼头。丈夫叫陈建国，比她大两岁，人老实，肯吃苦，就是常年不着家。结婚第二年有了朵朵，陈建国跑得更勤了，想多攒点钱。可后来朵朵大了，开销也大了，他还是常年在外。她一个人带孩子、做零工、搬家、修水管。她说她不怨他，跑长途辛苦，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可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觉得日子像一口枯井，怎么望都望不到底。

“有时候我觉得，我跟他就像两条平行线，他在外面跑，我在家里等，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茧，指关节粗粗的，“可我又想，他跑长途也是为了这个家。我不该抱怨。”

我听着，心里酸酸的。我想说“以后我帮你”，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我只是个邻居，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小弟。

那天之后，我每晚都会去她家。有时候帮她修东西，有时候只是坐着看电视。她给我织了一副手套，灰色的，说冬天修机器手冷。我戴上手套，心里暖得发烫。有一次她织错了针，拆了重来，拆了好几遍，嘴里嘟囔着“老了老了，眼花了”。我坐在旁边看她，她的侧脸在台灯下很柔和，睫毛很长，嘴角微微翘着。

“你一点都不老。”我说。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

那时候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在里面哭哭啼啼。她看得入神，我坐在旁边，心不在焉。有时候她会突然说一句：“小弟，你该找个对象了。”我说：“不急。”她说：“怎么不急，二十三了，该谈了。”我说：“没遇到合适的。”她就不说话了，低头织手套。

可每次从她家出来，走廊里黑漆漆的，我踩着水泥地回自己屋，心里又空落落的。我知道这事不对，可又忍不住。我像一个人走在雾里，明知道前面是悬崖，可脚不听使唤，一步一步往前走。

第四章 抽屉里的信

九月初，朵朵被接来了。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像苏晚，圆圆的，见人就笑。她一点也不认生，看见我就喊“叔叔”，拉着我的手让我看她的小人书。苏晚忙了很多，早上送朵朵去幼儿园，晚上接回来做饭、洗衣服。我去她家的次数少了，但每晚路过她家门口，还是会停下来听一听里面的动静。有时候听见朵朵的笑声，有时候听见苏晚在教她数数，有时候听见碗筷碰撞的声音。

有一天傍晚，朵朵在走廊里玩，我下班回来，她喊我：“叔叔，我妈让你过去吃饭。”我愣了一下，看见苏晚站在门口，系着围裙，说：“今天做了红烧肉，来吃吧。”

那顿饭吃得很热闹。朵朵话多，叽叽喳喳说幼儿园的事，说哪个小朋友抢她的橡皮，说老师教她们唱《小燕子》。苏晚给她夹菜，又给我夹菜。我低头扒饭，看见她手腕上有一道淡淡的疤，像是烫伤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笑了笑：“以前在厂里，机器烫的。”

“疼吗？”我问。

“早不疼了。”她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那道疤。

吃完饭，朵朵去看电视，我帮苏晚收拾碗筷。她洗碗，我擦桌子。厨房里很安静，只有水龙头哗哗响。她突然说：“小弟，你别老往这儿跑了，邻居会说闲话。”

我手一顿，说：“我不怕。”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我怕。”

那天晚上，我没去她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我想起她说“我怕”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担心，又像是愧疚。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她到底在怕什么。是怕邻居说闲话，还是怕别的？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路过她家门口，门关着。晚上回来，门还是关着。一连三天，她都没来找我。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家厨房亮着灯，听见朵朵在唱歌，可那扇门始终没有打开。

过了三天，我实在忍不住，晚上九点多去敲了她的门。她开门，看见是我，没说话，侧身让我进去。朵朵已经睡了，客厅里只开着一盏小台灯，光线昏黄。她坐在沙发上，低头织毛衣，针脚细密。

“我给你织的围巾，快织完了。”她说。

我坐在她旁边，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封信。信封没封口，露出半截信纸。我本来没想看，可一阵风吹过来，信纸飘出来，落在我的脚边。我弯腰捡起来，看见上面写着：

“晚，再忍忍，等我攒够钱，就接你和朵朵走。这趟货跑完，我能拿三千块，到时候咱们租个门面，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朵朵上学的事你别操心，我打听过了，镇上小学不错。你照顾好自己，别老吃剩饭。我这边都好，勿念。建国。”

信是苏晚丈夫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用力。信纸是那种很便宜的横格纸，边上还撕破了一点。我拿着信，愣在那里。苏晚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信纸，脸色变了。她伸手想拿回去，我下意识地攥紧。

“小弟……”她声音发颤。

“他……他知道？”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他不知道你。信是上个月寄来的，他跑长途，一个月才能寄一封信。”

我坐在那里，心里翻江倒海。我一直以为，她丈夫常年不在家，他们感情不好。可这封信里，字字句句都是惦记。他惦记她，惦记朵朵，惦记着攒钱租门面。他连她吃剩饭都知道，连朵朵上学的事都打听好了。他不是不爱她，他只是不会说。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以为自己在照顾她，其实她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丈夫，有自己的盼头。我算什么？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子，连自己都养不明白，凭什么去掺和别人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把信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说：“晚姐，我回去了。”

她没说话。我走到门口，听见她轻轻说：“小弟，对不起。”

我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没有回头。我想说“你没有对不起我”，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黑，灯坏了，没人修。我摸黑走到自己门口，掏出钥匙，手抖得厉害，捅了好几次才捅进锁孔。进了屋，我没开灯，坐在床上，把那副手套从口袋里掏出来，攥在手里。手套已经旧了，毛线起了球，可我还是舍不得扔。

那天晚上，我抽了半包烟。我不会抽烟，呛得直咳嗽，可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在黑暗里散开，呛得眼睛疼。我告诉自己，明天就好了，明天就不去了。

可第二天晚上，我还是站在走廊里，听着她家的动静。听见朵朵在笑，听见苏晚在说话，听见电视里的广告声。我站在黑暗里，像个偷东西的贼。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那之后，我没再去她家。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可走廊就那么长，我总会听见她家的动静。朵朵的笑声，苏晚的炒菜声，电视里的广告声。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她家阳台上有轻轻的脚步声。

我以为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可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回来，看见她家门口围了几个邻居。有人小声说：“她丈夫出事了，货车翻到沟里，人还在医院。”

我脑袋“嗡”的一声。挤过去一看，苏晚站在门口，脸色惨白，手里攥着一张电报。朵朵抱着她的腿，吓得直哭。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怎么回事？”我问旁边的邻居。

“听说是夜里跑山路，雾大，车翻到沟里了。人救出来了，但伤得重，在省城医院。”邻居压着嗓子说。

苏晚站在门口，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她穿着一件薄外套，头发散着，脚上还穿着拖鞋。朵朵抱着她的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低头看了看朵朵，又抬头看了看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那天晚上，我帮她收拾东西，送她和朵朵去车站。她翻箱倒柜找存折，手抖得厉害，存折掉在地上，我帮她捡起来。她接过存折，说：“小弟，你帮我看着门，我带朵朵去省城。”

“我送你去车站。”我说。

她没拒绝。我帮她提着行李，一个旧旅行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她抱着睡着的朵朵，跟在我后面下楼。夜风很凉，她穿着一件薄外套，冻得直发抖。我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想给她披上，她摇了摇头，说：“你自己穿。”

车站里没什么人，候车室的灯管嗡嗡响，有几只飞蛾在灯下扑腾。我们坐在长椅上等车，朵朵睡在她怀里，小脸通红。她低着头，看着朵朵，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小弟，”她突然说，“你说他会没事吧？”

“会没事的。”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在发抖：“他要是……他要是没了，我和朵朵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想说“还有我”，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不合适。她有丈夫，有孩子，她的天塌了，应该由她自己撑起来。我算什么呢？

车来了，她抱着朵朵上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灯消失在夜色里。风灌进我的衣领，冷得我缩了缩脖子。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直到检票员过来问我要不要买票，我才转身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我经过她家门口，门锁着。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心里空得像被掏了个洞。

第六章 空荡荡的阳台

苏晚走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抬头看一眼三楼的阳台。阳台上空荡荡的，没有白衬衫，没有碎花裙，只有几盆枯了的绿萝。风一吹，枯叶沙沙响，像在说什么。

邻居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她丈夫伤得重，可能要截肢。有人说她带着朵朵在医院伺候，连制衣厂的活都辞了。有人说她婆家那边没人管，全靠她一个人撑着。我听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第十天，我收到一封信。是苏晚寄来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工工整整。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写了几行字：

“小弟，他腿保住了，但以后不能再跑长途。我们打算回乡下，租个门面开小卖部。谢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手套织好了，放在你门口的信箱里。你是个好人，以后会遇到好姑娘。别再来找我了。晚。”

我看完信，站在走廊里很久。然后我打开信箱，里面果然有一副灰色的手套，针脚细密，和围巾一样的颜色。我把手套戴上，手心是暖的，手背却凉。手套织得很合手，她一定是量过的。什么时候量的呢？大概是那次她让我帮她穿针，我伸手过去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走廊那么长。从302到301，不过几步路，可我知道，那扇门不会再为我打开了。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直到隔壁的大爷出来倒水，问我：“小周，站这儿干啥？”我说：“没什么，透透气。”大爷看了看301的门，叹了口气，说：“小苏也是命苦，嫁个跑长途的，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好不容易攒点钱，又出了这事。”我没接话，转身回了屋。

那天晚上，我把那副手套和那条围巾叠好，放在衣柜最里面。围巾她只织了一半，后来没再织完，是一截灰色的毛线头。我本来想让她继续织，可后来没机会了。

第七章 乡下的门面

十一月底，我请了两天假，坐班车去了苏晚的乡下。我没告诉她，只是想看一眼。我跟工友借了辆自行车，骑到镇上，又走了一段路。镇子很小，一条街从头走到尾，不过十分钟。街上没什么人，几只鸡在路边刨食，有个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

我在街尾看见了她的门面，一间不大的铺子，门口摆着几箱方便面和矿泉水。招牌是新的，红底白字，写着“晚晚小卖部”。门口还放着一辆旧三轮车，车斗里堆着几箱啤酒。

她坐在柜台后面，穿着棉袄，头发剪短了。朵朵在旁边写作业，一个男人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腿上盖着毯子，正低头看报纸。那应该就是她丈夫，脸还是黑的，但瘦了很多，腿上打着石膏。他看了一会儿报纸，抬头跟苏晚说了句什么，苏晚笑了笑，转身从货架上拿了包烟递给他。

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苏晚起身给客人拿烟，转身的时候，目光扫过街面，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但她很快低下头，继续忙手里的活。

我转身走了。班车回城的时候，天快黑了，窗外的树一排排往后退。我把那副手套从口袋里掏出来，戴在手上。手套已经旧了，但还是很暖和。

回到城里，我退了那间屋子，搬到了厂里的宿舍。走的那天，我把钥匙交给房东，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走廊。走廊里晾着别人的衣服，有个小孩在跑来跑去。301的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新的春联，是别人家的。

我知道，有些事，该放下了。

第八章 后来的信

1997年春天，我收到了苏晚的第二封信。信是寄到厂里的，信封上贴着八毛钱的邮票，邮戳是下面镇上的。信里说，小卖部生意还行，丈夫的腿慢慢好了，能拄着拐杖走路。朵朵上了小学，成绩不错。她说：“小弟，你该找对象了，别老是一个人。”

我把信收在抽屉里，没回。那时候我已经从纺织厂辞了工，去了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日子忙了起来，人也精神了些。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个会计，话不多，但心细。我们谈了一年，结了婚，生了孩子。

结婚那天，我收拾东西，翻出了那副手套和那条没织完的围巾。我坐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纸箱里，封好，放在衣柜最上面。妻子问我：“那里面是什么？”我说：“以前的一些东西。”她没多问。

2000年夏天，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回老家，路过苏晚的那个镇子。我特意绕到那条街，发现“晚晚小卖部”还在，但招牌换了，变成了“晚晚超市”。铺面扩大了一倍，货架摆得整整齐齐。苏晚站在收银台后面，胖了些，脸上有笑。她丈夫在旁边搬货，腿还有点跛，但搬得利索。朵朵长高了，扎着马尾，在门口帮客人装袋子。

我没进去，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妻子问我：“看什么呢？”我说：“没什么，以前一个熟人。”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苏晚站在门口，往这边望了一眼。她还是那样，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那副手套，我收在衣柜最里面，和那条围巾放在一起。偶尔翻出来，会想起1996年的夏天，想起蝉鸣、白衬衫、水管和电闸，想起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以为爱情就是偷偷去她家，陪她说话、修东西。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爱情，是那个跑长途的男人，在信里写“再忍忍，等我攒够钱，接你和孩子走”。是苏晚在医院守了半个月，把丈夫的腿保住。是他们回乡下，租门面、开小卖部，把日子一点一点过起来。

而我，只是她最无助的时候，身边刚好有个人。

那段经历，像一场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可它教会我一件事：有些感情，放在心里就好。有些人，遇见就够了。

如今我四十多岁，儿子上了高中。有时候他问我：“爸，你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吗？”我笑了笑，说：“谈过，但没成。”他追问：“为什么没成？”我说：“因为那不是我的。”

他听不懂，我也不多解释。有些事，要等他自己长大了，才会明白。

1996年的夏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纺织厂早就拆了，盖成了商场。那栋三层小楼也拆了，听说要建新小区。可有时候晚上做梦，我还会梦见那条走廊，长长的，黑黑的，尽头有一扇门，门里亮着灯，飘出葱花炒蛋的香味。

我站在门外，没有敲门。

因为我知道，那扇门，不是为我开的。

可有时候我又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捡起那封信，事情会不会不一样？也许我会继续去她家，继续帮她修东西，继续听她说那些家长里短。也许我会一直骗自己，说那就是爱情。可然后呢？然后朵朵长大了，陈建国回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关上门，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副旧手套，像个笑话。

所以，那封信来得正好。它把我从梦里叫醒了。

苏晚后来给我寄过一张照片，是朵朵上初中那年拍的。照片上，朵朵穿着校服，扎着马尾，站在“晚晚超市”门口，笑得很开心。苏晚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肩上，她丈夫站在另一边，拄着一根拐杖，笑得很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小弟，我们都好。你也要好。”

我把照片夹在相册里，偶尔翻到，会看一会儿。然后合上相册，去接儿子放学。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有遗憾，有怀念，但更多的是踏实。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用来遇见的。有些事，是用来记住的。而有些感情，是用来放下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