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前后，安徽芜湖老家，李克农拎着公文包走进院门时，最先看见的不是久别的妻子，而是一个躲在门后的女孩。多年未见，女儿早已认不出父亲。她转身跑进屋里，急声喊道：“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这句童言，刺痛了李克农。孩子并不知道，眼前这个留着胡须、穿着西装的陌生人，正是常年隐蔽在敌人内部、很少能够回家的父亲。
李克农出生于安徽芜湖，早年曾在圣雅教会学校求学。那时的中国，社会动荡，报刊和新思想成为许多青年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1917年，李克农到北京谋生，进入报社从事发行工作，也在那里接触到更为进步的思想。
报社遭到反动势力查封后，他被迫返回家乡。父母担心儿子继续从事危险活动，便替他安排了婚事。赵瑛成为他的妻子。婚姻虽带有旧式家庭安排的成分，但赵瑛并非只在家中等待，她很快理解了丈夫所走的道路。
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按照组织安排，在芜湖开展秘密工作，并设法进入国民党系统内部。那不是普通的任职，而是在身份、言行、交往都受到监视的环境中，寻找有价值的消息。
1927年，芜湖的国民党右派准备发动反革命行动。李克农获悉相关动向后，及时将情报送给党组织，使一些重要人员得以提前转移。事情过后，他登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悬赏金额高达五万大洋。
真正危险的时候，赵瑛已经怀孕四个月。她从亲属处得知消息，冒雨乘船赶往裕溪口，又抄近路穿过田地，连续奔走数里，只为抢在搜捕人员之前通知丈夫。李克农刚完成转移，敌人便赶到了附近。赵瑛只能远远躲着，等对方离开后才回家。
这类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夫妻生活的常态。
1928年，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前往上海，从事更为复杂的地下工作。凭借身份伪装和长期积累的社会关系，他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就是中统的相关机构。为了让身份看起来更可信，组织同意他把赵瑛和孩子接到上海。
这一步看似是家庭团聚，实际上也增加了风险。一个长期独居、生活习惯异常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引起怀疑；有了妻子和孩子，反而更像一个普通职员。李克农租下较大的房屋，添置家具，平日穿西装出门，还刻意让家人住在与徐恩曾外室同一层楼。
表面上，他是讲究体面的职员；暗地里，却要把重要情报送到党组织手中。赵瑛清楚，住进这样的环境，等于把全家置于敌人的眼皮下。她没有过多追问，只对丈夫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严重危机。李克农立即投入转移和联络工作，连家人也顾不上安顿。他只来得及提醒赵瑛：“别回家，敌人在搜捕。”说完便匆匆离开。
赵瑛带着几个孩子四处躲藏，住处不断变化，生活十分艰难。她既不能公开寻找丈夫，也不能向熟人透露真实情况。直到局势稍有缓和，才通过交通员与组织取得联系。那名交通员见到母子几人的窘迫模样，忍不住红了眼眶。
此后，李克农转赴苏区工作，赵瑛和孩子暂回安徽。六年间，夫妻长期分离，通信也极为有限。李克农辗转多地，负责搜集敌情、传递消息；赵瑛则独自照料孩子，承担着普通家庭难以想象的压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出现变化。李克农终于给家人写信报平安，但信中没有透露具体职务，更没有讲述工作的危险。对家人而言，他始终像一个常年在外谋事的亲人，真实身份只能从零碎消息中猜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先后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开展工作。一次赴任途中，他特意回芜湖探望家人。多年奔波使他蓄起胡须，穿着黑色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走进家门时，女儿已经长大，却完全不认识他。
孩子的那句“要债的又来了”，并非真正理解父亲的身份，而是把一个陌生男人误认成了上门催讨的人。李克农没有责怪她，只能把多年未能陪伴家人的酸楚压在心里。短暂相聚后，他再次启程。
后来，随着工作地点逐渐稳定，赵瑛和孩子们被接到他身边。一家人终于有了一段相对安稳的团聚时光。只是对长期从事隐蔽工作的李克农来说，能够坐下来陪孩子吃一顿饭，已经是十分难得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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