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在北京北郊仓促启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随行的并非普通车队，而是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皇子载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和宫廷人员。名义上称“北狩”，实际上却是英法联军逼近京城后，清廷最高权力的一次紧急转移。
这次出走，和普通意义上的避暑毫无关系。此前，清军在通州、八里桥接连失利，咸丰帝已经清楚，京师外围防线难以守住。9月21日八里桥战败后，局势急转直下。第二天，皇帝离开圆明园，恭亲王奕訢奉命留在北京，负责与英法方面交涉。
有人把这段经历简单说成“皇帝逃跑”，但事情并不止于此。咸丰帝离京后，奕訢需要一面稳住京城局面，一面处理谈判、赔款和外国使团等棘手事务。皇帝则在热河发出谕旨，继续掌握军政大权。清廷的权力中心没有消失，只是被迫分成了两个相距数百里的部分。
抵达热河后，真正压垮咸丰帝的，不只是路途劳顿。长期积累的身体问题、战争带来的精神打击，以及朝廷内部的争论，彼此纠缠在一起。咸丰帝即位时年仅十九岁，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财政困局接连出现，皇帝很难获得稳定的休养环境。
圆明园被焚，是对他打击极重的一件事。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火势延续多日。消息传到热河后，宫廷气氛明显恶化。圆明园不仅是皇家园林，也是清朝皇室长期生活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毁坏，意味着皇帝此前熟悉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同时遭到破坏。
热河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安稳之地。大臣们围绕是否回銮、如何议和不断争执，肃顺等人主张继续留驻，认为京城局势尚不可靠；奕訢则在北京承担谈判重任。咸丰帝夹在其中，既担心外国军队再次进逼，也担心自己返回京城后难以控制局面。
有一次，大臣劝他安心养病，咸丰帝曾感叹：“朕岂不知京师为重，只是夷务未定，如何回銮？”这类话未必是逐字原话，却能反映当时的现实：回京意味着重新面对战败和谈判，留在热河又使朝廷显得更加被动。
关于他在热河“每天做四件致命事”的说法，必须谨慎看待。清宫档案确实留下了咸丰帝身体欠佳、服药频繁以及观看戏曲等记录，但所谓每日固定饮酒、每日固定吸食某种数量鸦片、侍寝次数明确，往往缺少可以相互印证的原始材料。把零散记载拼成一套精确的“致命清单”，并不符合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
咸丰帝喜欢听戏，这在清代宫廷并不特殊。升平署长期为宫廷服务，皇帝在热河看戏也有档案依据。但看戏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损害身体，更不能据此推断他因昼夜沉迷而病情恶化。至于饮酒和吸食鸦片，晚清宫廷确有相关记载，咸丰帝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可是具体剂量、频率和造成的病理后果，目前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过度精确的说法。
他的病情在1861年明显加重。清宫医案多次出现咳嗽、痰喘、气短、乏力等症状，后世研究者据此提出肺结核、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判断。不过，十九世纪的医案记录方式与现代医学不同，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病理报告。把某些药物残留解释成“致命毒药”，同样需要经过严格鉴定，不能仅凭传闻下结论。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逝于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临终前，他安排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并指定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辅政大臣。咸丰帝去世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很快联合行动，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集团由此失势，清廷权力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咸丰帝在热河的最后一年，不能只用纵情享乐解释，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种习惯。战争失败、圆明园被焚、政务失控、长期疾病和宫廷权力冲突，共同构成了他的生命困局。1861年10月，灵柩自热河运回京城，清朝也从此进入慈禧太后主导的政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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