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11日，北平，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刘亚楼担任司令员时，年仅39岁。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接管一个成熟机构，而是从人员、装备、训练到制度，几乎都要重新起步。
当时的空军，飞机数量有限，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更为紧缺，许多装备来源复杂，型号也不统一。有人形容这项工作是“在陆地上建空军”，说得并不夸张。刘亚楼需要的，绝不只是几名会打仗的干部，而是一套能够统筹军事、政治、技术和后勤的班子。
与刘亚楼搭档的第一位政委，是萧华。
两人早年就在红军队伍中共事。刘亚楼熟悉作战指挥，萧华擅长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彼此之间有较深的了解。萧华担任空军政治委员后，重点抓部队思想建设、干部教育和组织整顿，使新组建的空军没有因为技术条件不足而失去凝聚力。
不过，萧华在空军任职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他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离开了空军领导岗位。此后，空军政治委员一职曾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式配备，刘亚楼实际上承担了更多政治和行政工作。
有意思的是，空军早期的政委并不是一个只负责思想工作的“陪衬角色”。当时部队正在吸收起义人员、改造旧空军人员，还要培养大批新干部，政治工作直接关系到部队能不能形成统一意志。萧华的作用，正是在这些基础环节上打下了框架。
刘亚楼身边的四位副司令员，分别是常乾坤、王弼、徐深吉和刘震。需要说明的是，几人的任职时间和分工并非完全相同，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天同时坐在同一张办公桌旁。
常乾坤是人民空军早期最重要的航空干部之一。他早年接触航空事业，具有较丰富的航空技术和组织经验。空军成立后，他担任副司令员，并参与处理航空训练、装备建设以及参谋系统等事务。新中国空军最初的训练制度和航空技术体系，离不开这批懂军事、懂飞行、也懂组织管理的干部。
王弼也是空军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他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熟悉部队管理和后勤保障。空军刚起步时，飞机能不能飞只是一个方面，机场建设、油料供应、维修力量和地面警戒同样棘手。王弼所承担的工作，正是把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基础环节逐步理顺。
徐深吉的经历则体现了陆军干部向空军领导岗位转变的特点。他参加革命多年，具有丰富的部队指挥经验。空军成立初期，许多领导干部并非职业飞行员，却要负责一支技术性极强的新军种。徐深吉参与空军领导工作，更多承担了军事组织、部队管理和训练建设方面的任务。
刘震后来成为空军领导层中影响很大的一员。他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战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担任过重要指挥职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还参与志愿军空军作战指挥。空军建设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和机场，必须经受实战检验，刘震的经历使他在作战训练、部队指挥和战备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这套班子有一个明显特点：分工并不局限于“司令员负责军事、副司令员各管一摊”。空军是技术军种，飞行训练、航空工程、地面保障、政治教育和作战指挥彼此牵连，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会影响整体战斗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建设的节奏明显加快。部队不仅要培养飞行员，还要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喷气式飞机的使用和维护。刘亚楼负责统筹全局，常乾坤等人分管训练、参谋和技术建设，刘震等干部则在实战环境中积累经验。
1957年，吴法宪出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工作重新有了正式主持者。此时的空军已经不再是成立之初的简陋架构，院校、航空部队、保障机构和指挥系统逐渐成形，领导班子的职责也更加明确。
从人员构成看，刘亚楼身边这几位干部各有来路：有人熟悉航空技术，有人长于军队管理，有人拥有前线指挥经验，也有人专门负责政治和组织建设。正是这些不同经历的干部共同参与，人民空军才从一纸编制，逐渐变成能够承担国土防空和作战任务的正规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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