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物 姚崇：救时宰相，十事开元灭蝗安民

一位向皇帝提条件的宰相，一场为百姓捉虫的硬核博弈，一份开创盛世的施政纲领。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月，渭川的猎场旌旗猎猎，二十万大军演练正酣。新即位的皇帝李隆基突然召见一位年逾六旬的地方刺史 - 姚崇。君臣马前相谈，姚崇提出了著名的 “十事要说” ，即十条治国主张：行仁政、不求边功、宦官不干政、皇亲国戚不任中央要职、租赋外杜绝进贡、停建寺观宫殿、礼遇大臣、容人直谏、严禁外戚专权等。他直视玄宗：“陛下若认为不可行，臣不敢接受任命。”年轻气盛的玄宗听完，朗声答道：“朕能行之！”这番对话，被史家视为开元盛世的奠基礼。

一 乱世沉浮，四朝元老姚崇（650-721），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他并非少年得志，靠“下笔成章”的制举入仕，从底层小吏做起。他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次担任宰相，起起落落，但“唯知奉公”的初心从未更改。

在武则天晚年，酷吏横行，告密成风，朝野人人自危。时任司刑丞的姚崇，却秉公执法，坚守底线，从冤狱中解救了许多无辜之人。他后来向武则天进言，揭露酷吏制造冤狱的真相，促使武则天下诏“自今告密者皆不究”，并赦免了大批囚徒，朝堂风气为之一新。这体现了他早期的政治智慧与胆识。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满朝欢庆时，唯有姚崇为旧主流泪，因而被贬出京。此举却被后世解读为一种有分寸的忠义：在胜利者的欢呼里为失败者掉泪的人，将来掌权时，下手会有分寸。这份分寸感，贯穿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二 十事要说，开元之约

开元元年，唐玄宗清除太平公主势力后，决心励精图治。他看中的，正是姚崇的才干、经验与威望。于是，便有了骊山脚下那次改变大唐命运的对话。

姚崇的“十事要说”，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指武则天以来近百年积累的弊政。它涵盖了法治、吏治、财经、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是一套系统的拨乱反正方案：

姚崇“十事要说”核心内容

政治与法治

行仁政：废除严刑峻法

容人直谏 : 鼓励臣子直言极谏

宦官不干政 : 禁止宦官参政

皇亲国戚不任中央要职 : 限制宗室与外戚权力

经济与民生

租赋外杜绝进贡 : 减轻百姓额外负担

停建寺观宫殿 : 遏止奢靡之风与崇佛耗费

军事与边防不求边功 ：不轻易发动战争

外戚不预吸取王莽、武韦之乱教训

玄宗欣然应允，这不仅是对姚崇个人的信任，更是最高权力对改革承诺的公开背书。姚崇上任后，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裁汰冗官数千人，依法惩办恃宠犯法的皇亲国戚，整顿财政，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毛泽东读史至此，盛赞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并评价“十事要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三 灭蝗安民，力抗“天命”

姚崇的务实与唯物精神，最震撼人心的体现，莫过于开元四年（716年）山东（黄河以北）特大蝗灾中的坚决灭蝗。

当时，漫天飞蝗蔽日，啃食禾苗，百姓眼看要颗粒无收。受迷信思想影响，许多地方官和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只能设祭焚香，叩头祷告，不敢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甚至拒绝执行灭蝗命令，上奏说“蝗是天灾，应修德”。

姚崇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主动灭蝗。他反问：“若修德可免灾，那么你倪若水辖区蝗虫如此多，难道说你无德吗？”他严厉警告：“若坐视食苗，忍不救，以致饥荒，你何颜面见天下人？”他派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指挥各地夜间设火诱杀、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

面对满朝文武的担忧和“违背天命”的指责，姚崇扛下了所有压力，掷地有声：“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若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他甚至对玄宗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这需要何等的担当！

最终，灭蝗行动取得巨大成功，“田收有获，人不饥”，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和流民问题，稳定了社会。姚崇的唯物论思想和实干精神，在此事件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他坚信：“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真正的救世，不是向虚妄的神灵祈祷，而是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疾苦。

四 清廉自守，不徇私情

姚崇身居相位，权倾一时，却一生清廉俭朴。由于“不贪为宝”、“廉慎为师”，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家人住在较偏远的郊区。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甚至常借宿在罔极寺，以便次日早朝。一位历经三朝的宰相，生活如此简朴，实属罕见。

在对待亲属方面，姚崇更是不徇私情的典范。开元年间，吏部尚书魏知古要去洛阳考察官员政绩。姚崇的两个儿子恰在洛阳为官，他们自恃是宰相之后，便私下请魏知古关照。魏知古回京后，果然在奏折中大力称赞姚崇的两个儿子，暗示应予提拔。

玄宗见奏，便向姚崇提及此事，并有意提拔他的儿子。没想到，姚崇坦然承认儿子才识平平，不足以提拔。他同时指出，魏知古本是姚崇一手提拔的，此举有徇私之嫌。玄宗因此斥责魏知古，姚崇却反为魏求情，认为不应因己私事而贬谪大臣。此举令玄宗大为赞许，不仅未提拔其子，还对姚崇更加敬重。姚崇的公正无私，堵塞了请谒之门，使“贵戚束手”。

结语：救时宰相，千古流芳

姚崇的一生，是实干家、改革家与担当者的一生。他三度拜相，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将百姓福祉与国家安定置于首位。他不信鬼神，注重务实；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他不惧“天谴”，勇于担当。

他以“十事要说”与玄宗立约，开启了开元新政；他以“灭蝗安民”的坚决行动，证明了人力胜天的唯物精神；他以“不徇私情”的操守，树立了为官的典范。史书称其为“救时宰相”，并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为“唐朝四大贤相”。北宋司马光更是评价：“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他生前留下遗嘱，要求薄葬，不做佛事，认为“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厚葬无益。这位为大唐盛世奠基的宰相，最终也以这种最朴素、最彻底的唯物态度，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下期预告 唐朝人物 宋璟：守成贤相，让盛世延续的“宋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