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顺治十五年，紫禁城内，三十四岁的李霨被授秘书院大学士，正式入阁办事。这个升迁速度，在清代汉臣中极为罕见。更特别的是，他并非先任六部尚书，再循资进入内阁，而是从翰林官直接被超擢为大学士，难怪当时有人称其“由学士超拜，盖异类也”。
李霨，字景需，直隶高阳人，生于明天启四年，也就是1624年。他的家族世代读书做官，父亲李国，明末曾任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按常理说，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他少年时期少走许多弯路，可家门显赫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童年。
李霨出生七个月，生母赵氏便病故；七岁时，父亲又离开人世。崇祯十一年，也就是1638年，清军入关前夕攻破高阳，李家家产被毁，他只能跟随继母迁往京师。家道骤变，让这个孩子很早便尝到了世事艰难。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李霨养成了少言、谨慎、勤学的性情。名门家学没有中断，反而成了他重新立足的依靠。顺治二年，他中乡试；第二年会试中进士，入庶常馆学习，成为庶吉士，时年二十一岁。
翰林院的经历，是李霨仕途加速的关键。清廷重视翰林出身，尤其看重经史文章和起草政务的能力。李霨先授检讨，继而升编修。顺治十年，顺治帝亲临内翰林院，考察翰林学习清书的情况，李霨与胡兆龙、庄冏生同列优等，由此得到皇帝注意。
这次面试改变了他的仕途节奏。李霨被破格提拔为詹事府右春坊中允，官阶正四品。同年，他又先后担任文华殿侍读、内国史院侍讲学士。对于一名二十多岁的汉臣而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循序升迁，而是进入了皇帝直接观察和使用的范围。
顺治十二年，清廷开始设置日讲官，李霨成为首批人选之一。他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也参与教育庶吉士。这样的职位看似清贵，实际接近权力中枢，既考验学问，也考验分寸。讲得太浅显失职，讲得太锋利又容易触及现实，李霨却能稳妥应对。
有一次，同僚问起他与皇帝谈了什么，李霨只是沉默，或淡淡说一句：“不曾谈及什么。”这并非他真的没有机密可说，而是深知内廷交谈不能随意外传。不得不说，这种谨慎，正是他后来长期得到信任的重要原因。
顺治十四年，他充经筵讲官；次年又任会试副总裁。同年五月，李霨升任秘书院大学士，入阁办事，年仅三十四岁。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后，他又改任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参与推动翰林院重新厘定职责。
他的升迁快，却不是只靠家世。家族背景能让他进入视野，却不能替他处理政务。李霨熟悉典章制度，记忆力强，办事沉稳，尤其善于在复杂局面中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类官员未必锋芒毕露，却很适合皇帝身边的机要岗位。
康熙即位后，辅政大臣之间矛盾不断，朝廷制度也几经调整。李霨由内宏文院大学士，转任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他没有卷入派系争斗，而是尽力调和、保护能够办事的官员。王熙曾称，朝廷内部的调和匡救，李霨出力很多。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等发动叛乱，三藩之乱爆发。李霨长期在内阁处理机务，常常留宿值班。此时的大学士，不只是负责文章和典礼，还要参与军国事务的决策。他不轻易泄露议论，正因如此，康熙对他更加放心。
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归降，台湾应当如何治理，朝廷出现争论。有人主张放弃，有人认为应当设官驻兵。康熙询问大学士意见时，李霨与王熙明确表示，台湾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若弃置不管，既可能被外部势力占据，也容易成为藏匿祸乱之人的地方，因此应当守御。
这番意见最终被采纳。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设总兵、副将，驻兵八千，台湾纳入福建省管辖。李霨的判断，着眼点不在个人得失，而在疆域治理和长远防务，这也是他能够长期参与重大政务的原因之一。
李霨并非没有缺点，但史料中很少见到关于他贪墨、营私的记载。他不置产业，不经营货利，俸禄多用来接济族人和贫困士人，身边甚至没有多少仆从。王熙评价他，朝野上下很少有人能指出他的过失；赵士麟则称其“言为世经，行为世法”。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李霨病逝，终年六十岁。康熙下旨悼念，称其“慎勤敏练，宣力有年”，并加祭一次，谥号文勤。他在内阁任大学士二十七年，历经顺治、康熙两朝，三次主持会试，多次担任殿试读卷官和重要典籍编修总裁。若论汉臣中升迁之迅速与任职之久，李霨确实很难找到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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