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5月，延安窑洞里，毛泽东面对抗战形势和党内外的争论，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打下去，又该怎样打下去。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国内一度出现悲观情绪，也有人把局部胜利看成改变全局的机会。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抗战阵营中甚至有人提出，徐州会战应当成为一次“决战”。毛泽东却没有被一时的胜负牵着走。他要说明的，不只是“中国要坚持”，而是为什么必须坚持，靠什么坚持，怎样从坚持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
这正是《论持久战》与一般抗战宣传文章的区别。持久战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最先想到的。蒋百里的《国防论》、陈诚有关抗战的文章，都谈到过持久和消耗。然而，提出一个判断并不难，难的是把判断建立在完整的战略逻辑上。
毛泽东曾指出，许多人都说持久战，却未必明白持久战的具体道路。有人只看到日本强、中国弱，于是得出悲观结论；有人看到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便盲目相信短期取胜。毛泽东做的，是把强弱、民心、国土、战争性质和国际环境放到同一张图上分析。
他的底气，来自十多年以弱抗强的战争实践。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没有装备和兵力优势，不能与敌人硬拼，只能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毛泽东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概括出来，表面看是几句通俗话，实质上却包含了保存自己、消耗敌人、争取主动的完整思想。
到了中央苏区，这套认识又经受了反复“围剿”的检验。红军明白，战略上不能急于求成，战役和战斗却必须争取速决；没有把握时避开决战，有把握时集中优势兵力歼敌。这个经验后来成为《论持久战》中一个重要判断：战略持久，不等于每一场战斗都拖延。
1936年，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特别强调，研究战争不能照搬书本，必须结合具体国情，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弱军不能用强军的打法，必须在运动中创造有利条件。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游击战看成小规模部队的权宜之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进一步研究敌后游击战争，指出日军占地广、兵力却有限，广大农村和民众能够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依托。游击战不是正规军作战的附属，而是牵制、消耗和削弱敌人的战略力量。
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放在军事理论形成过程中同样适用。他读《孙子兵法》，也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关注日本军事资料和中外战史。但书本只是材料，真正形成判断的关键，是把这些知识与中国战场的现实结合起来。
《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毛泽东便具体分析中日两国的力量。日本工业和军事装备占优，却存在兵力不足、战线过长、资源有限等问题；中国虽然贫弱，却拥有辽阔国土、众多人口和反侵略的民族意志。单看一时强弱，中国难以取胜；放到战争全过程中，敌我优劣却会发生变化。
这种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日军希望寻找中国主力进行决战，中国则要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押上全部力量。能打的仗迅速打，不能打的仗坚决避开，依靠时间、空间和群众，把局部主动积累成全局变化。
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实践，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朱德长期主持红军和八路军作战，重视游击战争与群众工作的结合；周恩来则不断分析华北抗战的条件，强调军队、民众、根据地和统一战线之间的联系。毛泽东的理论不是闭门构想，而是在中共军事集体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因此，《论持久战》既不是对《国防论》的简单重复，也不是把几篇抗战文章拼接在一起。它回答了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会迅速亡国，抗战为什么必然经历较长过程，弱国怎样通过人民战争和正确指挥走向胜利。
1938年5月，《论持久战》发表后，抗战的前途第一次被放进一套清晰的战略框架中。文字背后，是井冈山的迂回转战，是反“围剿”中的成败得失，是对古今战例的研读，也是一个政党在长期战争中逐渐形成的集体经验。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