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北京中南海，毛泽全结束公务后，带着几分忐忑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处。此时的他，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王勋。面对工作人员，他没有大肆说明身份，只拿出一封信，提出想见毛主席。
得到允许后，他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堂兄。毛主席认出他来，握住他的手说：“以后来看我，不用写信，直接打电话。”一句家常话，让屋里的拘谨很快散去。两人谈了许久，内容多是家乡旧事和各自经历。
回到家中，王勋连行李都顾不上放下，便把见到毛主席的消息告诉妻子徐寄萍。徐寄萍听后很是诧异：丈夫只是出差办事，并非身居要职，怎么能见到毛主席？王勋这才说明，自己原名毛泽全，是毛主席的堂弟。
这个隐瞒多年的身份，和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有关。毛泽全出生于1909年，比毛泽东小16岁。其父毛喜生，与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同宗，两家属于堂兄弟关系。按家族辈分计算，毛泽全与毛泽东是堂兄弟。
但血缘关系并没有给毛泽全带来优渥生活。他幼年家贫，后来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叔父毛贻治。家里连日常口粮都难以维持，读书更成了奢望。别的孩子从私塾散学时，他常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自己还得先为一家人的生计出力。
他做过放牛娃，也干过杂活。年纪不大，肩膀却早早压上了生活的重量。那段经历，使他很早就体会到贫困带来的局限，也让他格外珍惜后来获得的学习机会。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并开办夜校。毛泽全这才真正接触到这位堂兄。识字、读报、听讲，原本陌生的知识逐渐打开了他的眼界。毛泽东讲到外面的社会和革命道路时，毛泽全听得入神，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未必只能困在乡土之中。
不久，他离开韶山，前往南京谋生，曾在亲属手下做收发一类的工作。后来亲属去世，他失去依靠，只得重新寻找出路。得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开展革命工作后，他开始考虑投身其中。
这一步并不轻松。前往革命根据地，意味着要面对盘查、风险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毛泽全与亲属辗转赶路，尽量避开关卡，鞋子破了便缝补，脚磨伤了也只能简单包扎。经过多次周折，他终于到达延安，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经过系统教育后，他没有把自己安排在显眼位置，而是接受组织分配，参与新四军后勤工作。抗战时期，形势复杂，敌我斗争尖锐，亲属身份既不能成为便利，反而可能带来额外危险。有人曾对毛泽东任用亲属提出议论，毛泽全也担心名字相近引来注意，于是改名王勋，此后长期沿用。
1942年，他调往苏中地区，在部队供给部门工作，并认识了徐寄萍。徐寄萍刚从中学毕业，担任会计，做事细致，性格开朗。两人一个沉稳务实，一个爽快明朗，经过相处，于1943年结为夫妻。
结婚时，证件上登记的仍是王勋。毛泽全曾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毛泽全，但徐寄萍并未想到丈夫与毛主席存在亲属关系。毕竟同姓之人很多，而毛泽全平日也从不拿这层关系作谈资。
他们后来有了六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教育子女却很严格。大女儿在北京读书时，常见同学被车辆接走，自己只能等父亲骑自行车来接。有一次她问起原因，毛泽全沉默片刻，说：“骑车也很好。要比，就比学习。”
这句话并非刻意清贫，而是他一贯的处世原则。革命队伍中多年历练，使他明白，亲属关系不能代替能力，物质条件也不该成为孩子依赖他人的理由。他希望子女靠组织培养，更靠自身努力。
1950年的那次会面，让徐寄萍终于知道丈夫的完整身世。1952年，她随毛泽全和孩子们到北京拜访毛主席。毛主席见到他们，评价这个家庭一个来自工农，一个受过教育，能够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临别时，还为家人准备了衣物。
此后，毛泽全仍以王勋这个名字工作生活，很少提及自己与毛主席的亲属关系。1976年毛主席逝世，他带着家人前往北京送别。1989年，毛泽全因病卧床，结束了长期工作的生活。同年，他走完了八十年人生。后来，李敏为他敬献花圈，家族之间那段跨越战乱与建设年代的往事，也由此留下了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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