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上海华东医院病房内,刘亚楼病势已重。听说周恩来要来,他坚持让妻子翟云英替自己整理衣帽,还要下床洗脸。医生劝他不要勉强,他却说:“总理来了,不能失礼。”这位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连病中也保留着军人的体面。
周恩来走进病房时,看到的已不是那个精力充沛、说话干脆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明显消瘦,脸色苍白,背部疼痛不时发作。两人相识多年,周恩来没有立即谈病情,只询问治疗情况和空军工作。
刘亚楼反过来安慰他:“总理过去病得那么重,都挺过来了,我也会好起来。”一句话说得平静,周恩来听在耳中,却更加难受。因为他清楚,刘亚楼患的是肝癌,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而这个消息当时并未向本人和家属完全说明。
两人的关系,早在战争年代便已建立。1932年,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时,刘亚楼担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面对复杂战局,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把部队实际困难和撤围设想一并讲出。周恩来耐心听完,认可了这名年轻干部的判断力。
刘亚楼的特点很鲜明:敢于负责,善于在紧要关头作出决定。这样的性格,在战场上是难得的指挥素质。多年以后,新中国筹建空军,周恩来考虑司令员人选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他。
1949年7月,中央决定着手建立人民空军。周恩来找刘亚楼谈话,把组建空军的重任交给他。刘亚楼曾在苏联学习,对航空军事和相关机构有一定了解,但任务依然极其艰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航空人才、机场设施、飞行器材都十分缺乏,许多事情只能从头起步。
同年8月4日,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联,就购买飞机、培训人员等问题进行谈判。临行前,周恩来对他说:“中央相信你。”这不是一句普通的鼓励,而是对一个新领域建设者的明确托付。
10月7日回国后,刘亚楼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出访情况。随后,他投入空军组建工作。选拔干部、建立机关、筹办航校、训练飞行人员,每一项都牵涉全局。空军能够较快形成基本框架,与他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度密切相关。
遗憾的是,长期高强度工作也透支了身体。1964年,刘亚楼从罗马尼亚回国时,秘书发现他已经消瘦得厉害。回到北京后,妻子翟云英见他食欲不振、精神疲惫,多次劝他检查身体,他仍把汇报和工作安排放在前面。
罗瑞卿见到刘亚楼后,也察觉他的脸色异常,劝他不要再硬撑。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起初,医生只对外解释为旧疾复发,后来经过进一步诊断,确认是肝癌。周恩来得知后,要求尽力寻找条件较好的医院治疗,并暂时对外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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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治疗期间,刘亚楼的病情一度有所缓解,但很快又出现反复。即便疼痛难忍,他仍不愿事事麻烦医护人员,坚持自己起身。周恩来此次探望,他已经虚弱,却仍执意送到病房门口。
周恩来离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汽车驶离医院,他终于失声痛哭,反复说:“我再也不去看他了。”这句话并非责怪刘亚楼,而是因为他无法承受病中的老战友还要强撑着送行。
1965年5月7日下午,刘亚楼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中央和军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西花厅内,周恩来再次对翟云英说:“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这位参与创建人民空军的开国上将,留下的未完成事务,后来由战友和部属继续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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