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害死关羽，三次叛变令诸葛亮彻底绝望，最终被司马懿一刀斩杀

他是那个在关羽求救时按兵不动的人，是那个三次倒戈、把“墙头草”当成生存之道的人，也是那个被诸葛亮寄予厚望、最终却被司马懿抢先一步斩杀的人。

名字叫孟达。

关羽死，他是绕不过去的人之一；蜀汉北伐受挫，他又是躲不开的关键一环；曹魏内部权力博弈，他依旧是个被人利用、算计，再顺手丢弃的棋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反复横跳、终究没跳出结局的人。

很多人只记得《三国演义》里那个“败走麦城”的关羽，却很少顺着那条线继续往后看：当年坐镇上庸、本可以出兵援救的孟达，为何迟疑不动？他是单纯怕死，还是早就心灰意冷？他后来为什么投奔曹魏？最终又是怎会挨上司马懿那一刀的？

要讲清楚这条线，得从益州、从刘璋讲起，从孟达第一次“转身”说起。

先把人理清楚。

孟达，字子度，荆州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人，出身并不显赫，算不上什么名门之后。最早他不是刘备的人，而是益州牧刘璋的部下。这一点，《三国志·刘巴传》《三国志·法正传》等都有旁证，后来的《三国志·孟达传》则直接点名他出身刘璋阵营。

当时天下三分的大格局还没完全成型，益州这块地，是个谁都眼馋的大肥肉。

益州自古号称“天府之国”，锦官城里粮仓丰足、人口不少，地形又易守难攻。刘璋坐在这块宝地上，却是个典型的“守成之主”：性情柔弱，好交游、不好杀伐，缺乏大局眼光。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一句话：“仁而不武。”换成大白话就是，人没大毛病，就是当不了战国枭雄。

反过来看当时的刘备，名义上是汉室宗亲，实际上是长期在外漂泊的诸侯。荆州借着借着就快成“租转购”了，益州这块地若能拿到手，相当于扎根西南、稳住后方，再加上汉中，就是后来蜀汉的框架。

历史转折点出现在建安十六年左右——刘璋请刘备“入蜀助防张鲁”。在史书里，这一步被很多人视作“送命操作”。

刘璋派谁去迎接刘备？法正和孟达。

法正是什么人？《三国志·法正传》里写得很清楚：他是刘璋旧臣，却暗中十分欣赏刘备的为人和布局，后来简直成了刘备夺取益州的军师。孟达跟着法正一路接触刘备，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外援”。

史书没写孟达心里怎么想，但从后面他做的事来推，他很可能在那段时间里已经看出差距：
一边是优柔寡断、对外部形势判断不清的刘璋；
一边是善用人才、能打能扛、敢赌敢冲的刘备。

再往下发展，刘备与刘璋之间的矛盾，被法正、张松等人一步步推高，最终变成必然的兵戎相见。益州之战爆发，城池一座座易主，刘璋节节败退。就在这个过程中，孟达第一次转身——从刘璋阵营跳到了刘备这边。

这是他第一次叛变。

这一步并不难理解。刘璋那条船正在漏水，刘备这条船刚起势；对于一个本来就不算核心圈层的地方官来说，换船，是生存策略。史书对孟达此举没做太多道德评判，毕竟那个年代的“降将”，多了去了。

刘备拿下益州之后，局势短时间内风光无两：益州稳住，接着打汉中，定军山之战后斩夏侯渊，拿下汉中，进位汉中王，气势直冲云霄。

就在这时候，孟达的人生，迎来了第二次大转弯。

益州、汉中到手之后，刘备已经不是那个到处寄人篱下的诸侯了，蜀汉政权雏形搭好，他需要人去镇守边陲，尤其是连接魏、吴、蜀的关键节点。

这时候就轮到上庸登场了。

上庸在什么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湖北西北、靠近河南南部那一带，连着荆襄、接着关中、靠着巴蜀，算是典型的“要冲之地”。三国时期，谁占着这里，谁就多一条进攻或防守的路。

刘备派谁去攻？孟达。
但没让他单独去，而是加派了义子刘封同往。

在史书里，《三国志·先主传》配《刘封传》记得很清楚：刘备让孟达、刘封两人，率军攻取房陵、上庸一带，拔掉了曹魏在当地的势力（比如申耽等人），再把这块地变成蜀汉的北缘前哨。

表面上看，这是刘备重用孟达：给军队、给战场、给机会。
但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这也是一道保险。

孟达是“降将”，先从刘璋那里跳到刘备这里，忠诚度自然是个问题；上庸又是战略要地，一旦反叛，直接给蜀汉后方开个缺口。刘备把自己的义子刘封一同派去，表面上说是“协助”，实际上就是看着他。

这种“不完全信任”，在当事人身上是能明显感觉到的。

而且刘封这个人，《三国志·刘封传》中的评价是“刚猛而有气力”，简单说，就是脾气硬、争强好胜，把自己当作“嫡子待遇”，看谁都不太服气。孟达这种半路加入的将领，在他眼中，恐怕不算什么“同根兄弟”，更多是“防范对象”。

两人一起镇守上庸，很快关系就闹僵了，这在《三国志·孟达传》的注里有明确记载：孟达“与封不相协”，双方长期不和。

这时候，我们再看关羽那边发生了什么。

建安二十四年左右，关羽趁孙刘联盟还刚刚稳定不久，北上围襄阳、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围困曹仁，一度把曹魏在荆州方向压得抬不起头。可关羽再怎么猛，他背后那块荆州，实际上四面树敌：东边孙权眼馋已久，北边曹魏随时准备援助樊城，西边的上庸、夷陵一线，还要看孟达、刘封怎么选。

史实中，关羽溃败，并不完全是因为“狂傲自大”，而是蜀、魏、吴三家权衡之下的一场综合结果。

《三国志·先主传》及《吴书》都记载，当时孙权多次派人探听荆州局势，发现关羽兵力集中于前线，守备空虚，于是派吕蒙“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断关羽后路。同时，曹魏也在北线调兵，逼迫关羽前后受敌。

就在关羽兵敗退走麦城，陷入绝境之时，他派人向谁求救？
向上庸方向的刘封、孟达。

这条线的最明确记载，出自《三国志·刘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先主责封曰：汝与孟达不救羽。”意思很清楚：后来刘备责备刘封时，明确提到“你和孟达当时不出兵救关羽”。

具体过程大致是这样：
关羽派属下（演义里写的是廖化，正史没点名）向上庸求援，希望刘封、孟达出兵，牵制曹魏和东吴，给他一个喘息机会。刘封、孟达手里有兵、有地，如果能及时出兵配合，至少能造成一定压力，让对方不敢放手追杀。

但现实结果是——两人按兵不动。

原因，史书没写长篇大论，只留下寥寥几句。裴松之引的史料提到一个关键因素：当时刘封认为贸然出兵，会丢掉自己新占的房陵、上庸之地；而且他与孟达不合，两人之间沟通协作也难以顺畅。孟达这边，从后来的行为来看，很可能同样心存芥蒂——他知道自己在刘备那里不被完全信任，若一旦出兵失利，拿来问罪的第一人，很可能是他。

终局我们都知道：关羽援军不至，后路被断，被孙权军队俘获，并在临沮一带被处决。《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得很简洁，“权遣人诛羽，并其子平”，但在后世读者心理里，这一死亡，已经被蒙上一层复杂的悲剧色彩。

从蜀汉内部视角看，关羽之死，责任多方：有刘备战略部署的问题，有关羽个人性格、行事方式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变动因素。但“上庸援军不出”这一条，被刘备牢牢记在心中。

建安二十五年左右，刘备入蜀后，召刘封回成都，直接下令将其处死。理由，正史里写得很清楚：一是“不救关羽”，二是“性格刚猛，不肯为子柔和，恐终为祸”。

那孟达呢？
他没等刘备动手。

关羽死，刘封被杀，对孟达来说，这等于是一个强烈信号——“义子”尚且如此，自己这个曾经的“叛将”，只要被列入怀疑名单，上头要杀，根本不会手软。
他心里很清楚，蜀汉对他已经不再是“重臣看待”，而是“可有可无，甚至是潜在隐患”。

于是，孟达做出了第二次叛变。

他写信投降曹魏。

这一段，《三国志·孟达传》记得非常清楚：
孟达先是与荆州守将申耽等人联络，暗中谋划归魏；后来趁蜀汉内部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直接带领所部，连同所控制的房陵、上庸等地，一并投降曹魏。这对于怀念关羽的蜀汉来说，是一记沉重打击：北缘防线一下子被掏空，东三郡失守，关羽当年的战场更显得孤立无援。

从魏国角度看，孟达是“带地而来”的重要降将。魏文帝曹丕自然是乐见其成，不但接纳了他，还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封官晋爵，让他镇守新近获得的边地。《三国志·魏书》里提到，孟达被拜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驻守新城（大致在今河南南阳附近）。

表面上，这是他仕途的又一次高光时刻。
但问题也从这里开始显露——孟达这个人，在两次叛变之后，他的“信用”已经成了大问题。

曹丕在位期间，孟达凭借新附的功劳、对地理情况的熟悉，以及个人能力，确实得到了相当信任。甚至在一些史料里可以看到，他在魏廷中交友广泛，与不少权臣建立关系网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忙着“打圈子、结人脉”。

问题是，曹丕在位时间不算长。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其子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

新皇帝对哪些人天然有戒心？
很自然，就是那些“多次变节”的人。

司马懿后来曾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对孟达的评价很直接：此人“志不定，反覆无常”，不能以重兵委任。曹叡对这类意见并不陌生，再加上孟达年纪渐长，朝中有人主张让他“退居二线”，不要把重兵交给一个屡次改投门庭的人。

从孟达的立场看，这就是“被疏远信号”。

一个在蜀汉那边已经被半弃用、又亲眼见证“义子被杀”的人，到了魏国这边，正当事业中后期，再一次察觉到上层信任在减弱，很难不产生危机感。

这时候，另一个人登上了舞台——诸葛亮。

建兴年间，刘备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托为相，开始系统性规划北伐战略。

他很清楚，蜀汉国力有限。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当时蜀地人口、兵源、粮食都非优势，蜀汉要北伐，绝不能像曹魏那样打“正面消耗战”，而必须靠“局部突破”“外线策应”。

在这个大棋局里，孟达所屯的新城一带，是个非常关键的点。

新城地处魏、蜀、吴交界地带，一旦这里动乱、甚至倒向蜀汉，就会牵动曹魏中部防线，让他们不得不分兵南下平叛，从而减少北线正面对抗诸葛亮的兵力。这也是为什么司马懿后来对这块地方高度重视的原因。

于是，诸葛亮想到了老熟人——孟达。

从史料来看，两人之间一直有书信往来。《三国志·孟达传》裴松之引《魏略》记载，孟达曾多次写信给诸葛亮，抱怨在魏国内部受猜忌、被限制发展。诸葛亮则不断劝他“伺机而动”，暗示蜀汉仍旧把他视作潜在的盟友，甚至可能为他提供响应。

对诸葛亮来说，孟达这张牌，如果打得好，可以在曹魏腹地制造一个大麻烦，让自己的北伐压力大大减轻。

只是，他有一点算漏了。

孟达这个人，想叛，但不敢痛快地下决心。

从他前后行为分析，他的心理状态大致是这样：
——对曹魏不满，觉得受制约；
——对蜀汉也不再有完全的信任感；
——希望两边都利用一下，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
——一旦情况不利，希望还能“掉头就走”。

这种“摇摆”，对诸葛亮来说是麻烦，却也是机会。所以，诸葛亮做了一个相当冒进的决定——想办法“逼孟达站队”。

史料里有一段戏剧性极强的记载：诸葛亮得知孟达与手下将领申仪关系不好，就故意给申仪送风，暗中放出话说“孟达有异志”。诸葛亮的算计是：申仪一定会去向曹魏告密，这样一来，孟达就会陷入“被怀疑”的环境，从而被逼无退路，只能举兵反魏、投向蜀汉。

这套逻辑，在诸葛亮脑子里是通的。
但他这次遇到的，对手是司马懿。

司马懿是谁，史书对他的评价非常有意思——年轻时“称病不仕”，被曹操看出是“狼顾之相”，后来一步步在曹魏体系里成长为关键军政人物。到曹叡时代，他已经掌握相当大的兵权，尤其在对付蜀汉方面，被视为主将人选。

在这场心理博弈中，他的敏锐程度，至少不在诸葛亮之下。

关于孟达叛魏这一段，《三国志·魏书·司马懿传》及《孟达传》都有相当详尽的记载：
大致是说，司马懿早就注意到孟达不安分，与蜀汉有所勾连，所以始终对他保持警惕；当朝中有人告发孟达“有反意”，乃至诸葛亮那边的动作传到洛阳时，司马懿第一反应不是“立刻讨伐”，而是先稳他：“以书抚之”。

简而言之，他给孟达写了一封信，态度很安抚：对他的忠诚表示信任，对外界谣言不加采纳，暗示朝廷仍旧依赖他守新城。这封信的作用，在于给孟达一个“心理缓冲区”——让他觉得局势还没完全失控，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司马懿另外一只手已经悄悄缠上了剑柄。

他没有像某些魏国大臣建议的那样“先请示、再调兵”，而是在得到曹叡授权之后，以极快速度亲自率军南下，直扑新城。

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很多人容易忽略：
孟达以为，蜀汉那边的反应、曹魏内部的审批，再加上行军时间，至少要拖上数月。
他原本的打算，很可能是：先观望，实在不行再立即举兵，以求“先动再说”。
但他没想到，司马懿是“说安抚，手里已经动刀”的那种人。

《三国志》里记载，司马懿冒着风雪，日夜兼程，几十天就赶到新城城下，远远超出孟达的预期。等孟达真正意识到局势恶化，开始组织防御，已经晚了。

新城城破，孟达被生擒。
关于他最后的处置，《三国志·孟达传》写得很平静：“斩达，传首洛阳。”

诸葛亮那边呢？
等他意识到孟达已经覆没，自己想通过这条线牵制曹魏的计划，已经完全破产。

这就是孟达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背叛——只不过这次，他的反意刚萌芽，就被对手抢先一步斩断。

孟达死，关羽的冤气洗不洗得清？蜀汉的局势又被拉向哪里？

从客观角度看，孟达一生三次叛变，每一次都踩在时代的大缝隙上：
第一次，从刘璋投刘备，是顺势而为，跟着大势跑；
第二次，从刘备投曹丕，是自保措施，避免被清算；
第三次，谋反曹魏想再跃一次，却被司马懿抢先用一刀收尾。

如果单纯从“个人求生”的逻辑看，他并非毫无章法：他每一次选择，都有现实理由，不是瞎疯。但问题在于，他在每一条路上，都没真正站稳过，也没让任何一方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换句话说，他把“灵活”用过了头，最后变成谁也不信他。

关羽之死这件事，他是不是“罪魁祸首”？
正史给出的答案，比民间故事冷静得多。

从史料来看，“不救关羽”的责任，刘備是直接算在刘封头上的：刘封被处死时，《三国志》记得明白，“以其不发救羽，遂斩之”。孟达则是在此之前已逃亡魏境，蜀汉对他有怒，但没机会“现场清算”。

关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孙权出其不意袭取荆州，在关羽北上作战、孤军深入时，断了他后路；其次是曹魏援兵配合，前后夹击，在地缘和兵力上形成绝对优势。刘封、孟达不出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如果从“关羽个人命运”这个角度看，孟达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至少，他在那场生死关头，选择了不出手。
但从“蜀汉整体战略”来看，孟达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关羽死后，以东三郡叛魏的方式，彻底打穿了蜀汉的东北防线，让刘备在夷陵之战后再无力重建一个稳固的荆州—上庸防线。

那诸葛亮呢？

孟达之死，对他打击极大。

《三国志·诸葛亮传》提到，诸葛亮北伐本就“以弱敌强”，他的策略是通过多点骚扰、联络外援、分散曹魏兵力来创造局部优势。孟达如果能成功反魏，至少可以：
——牵制司马懿南方兵力；
——让曹魏内部不得不抽调部分主力回援；
——为蜀军北线作战制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结果，司马懿抢先一步解决了孟达，蜀汉不仅少了一张外线牌，反而暴露了诸葛亮布局中的一个软肋：他在对敌心理战上，并非永远无误。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很多研究者会说，孟达事件，是诸葛亮北伐策略中的一个重大挫折。对他个人而言，这不仅是功败垂成的一局，更是一个让他意识到——蜀汉的实力，已经不允许他在外线试错太多。

再往后看，蜀汉国力逐年消耗，诸葛亮六出祁山，几乎每次都因为兵力、粮草、后方配合等问题，被迫中止，最终病逝五丈原。他当年寄望的种种“外援方案”，包括孟达在内，大多没有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孟达一死，诸葛亮彻底绝望”，虽有夸张成分，但也不是完全无稽之谈——至少在对曹魏内部离心力量的利用这一块，孟达事件之后，蜀汉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筹码。

至于孟达的个人命运，他最后是被谁杀的？

是司马懿。

没有“暗算”，也没什么“意外爆发大战”，就是标准的军事行动——先安抚，后急行军，再围城坚攻，破城后斩将，“传首洛阳”，立威天下。
这一刀，既是斩一个多次叛主的边将，也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一次“宣言”：在这场长期拉锯战里，他不会给对方太多机会。

回过头看孟达一生，有一点颇值得玩味。

他不是没有能力。否则刘璋不会重用他，刘备不会派他攻上庸，曹丕也不会给他兵权；
他也不算无情无义之人，至少从他与法正、诸葛亮之间长期保持书信往来这一点看，他对旧主并非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但他太相信“骑墙”的安全感。
他把选择留得太晚，总想着“再看看”、“再等等”，一次次让现实把他往绝路上推。

关羽向上庸求援时，他怕失地，不愿冒险；
刘备杀刘封时，他怕殃及池鱼，抢先投魏；
曹叡对他渐生疑心时，他怕失势，想再跳一次；
司马懿写信安抚时，他怕押错宝，又一次选择了犹豫。

结果，关羽死在麦城，刘封死在成都，诸葛亮困在祁山，他死在新城城头。

他终究没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大话，也没打出一场真正名垂史册的大仗。
留在历史里的，不过就是短短几行：三叛之将，志不定，终被斩。

也正因为他的这一生，让后世再回头看那段风云乱世时，会多出一些无奈——
有的人在潮头上一次次站队，想搭顺风车，却忘了，真正的船长看的是谁“站得稳”，而不是谁“跑得快”。

在那个时代，忠诚从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标签，而是一个极现实的政治选项。孟达每一次的选择，都尽量替自己争条生路，可他从未发现：到最后，别人会记住的，不是你如何机巧地自保，而是——在关键时刻，你究竟站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