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勇气加快转型突破。”
2026年9月28日,长春,中国一汽2026年战略研讨会上,一汽董事长邱现东用这句话作为总结讲话的标题。一个年销330万辆、营收超5400亿的汽车央企掌门人,用“背水一战”四个字定调,语气之重,近年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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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对“破局方向”的精准锁定:快速补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海外业务两大短板。
一汽不是活不下去。2025年整车销量330.2万辆,红旗品牌连续八年正增长、累计用户突破200万。但邱现东看到的,是繁华数据之下的结构性隐忧。他的讲话金句,每一句都像手术刀,剖开的是这家“共和国长子”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讲话背后的刀锋:六个“内在逻辑”与五大“能力进阶”
邱现东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表述,信息量极大。他提出要从用户角度把准六个“内在逻辑”:
产品安全要“看得见、信得过”,智能体验要“真好用、不花哨”,补能和续航要“不焦虑、开得远”,用车成本要“算得清、花得值”,售后和服务要“不推诿、响应快”,品牌承诺要“说到做到、值得信任”。
六个短句,句句都是“反向指标”——说的全是行业通病,也全都暗指一汽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花哨”三个字,几乎是在自我批评某些产品的智能座舱华而不实;“说到做到”四个字,更是在为品牌信任度敲警钟。
与之配套的是五大“能力进阶”:“参数安全向可信安全、功能堆砌向场景适配、标称能力向真实场景保障、销售能力向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被动维修向主动服务”。
这五句话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一汽过去在新能源赛道上,存在“堆参数、堆功能、重销售轻服务”的粗放惯性。邱现东要动的,是这套根深蒂固的“国企式造车逻辑”。
关于海外业务,他的措辞更加决绝:“不拼规模、不拼价格”,要把“量利并重”作为首要目标,从“低价卖车升级到品牌溢价”。
这句话放在中国汽车出口狂飙突进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当多数车企还在以“出口量增长”为荣时,邱现东已经看到了“增量不增利”的陷阱。
数据不会说谎:330万辆背后的“短板焦虑”
邱现东为什么急了?看看一汽近两年的数据就明白了。
2024年,一汽销量突破320万辆,营业收入5550.1亿元,整体效益行业领先。自主品牌、新能源、海外出口增速分别优于行业10.2、5.5、16.9个百分点。
2025年,销量微增至330.2万辆,营收却下滑至5415亿元。销量涨了10万辆,营收反而少了135亿。
这才是真正刺痛一汽神经的数字。
更严峻的是结构性隐患。据行业分析,一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仅有20%上下,而2026年目标销量354.6万辆中,增量“大概率会由此而产生”。红旗品牌2025年销量46万辆,2026年目标55万辆,看似稳健,但放在新能源渗透率已突破50%的中国市场,这个数字的“含新量”令人担忧。
一汽的销量基盘,依然严重依赖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两大合资板块。而合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销量下限”靠合资,“增量来源”靠新能源——这个剪刀差,就是一汽当前最大的战略焦虑。
海外业务更是如此。出口增速“优于行业16.9个百分点”听起来漂亮,但一汽的海外基盘本来就小,增速快不代表体量大、利润厚。邱现东提出“从整车出口升级到本地化生产”“从低价卖车升级到品牌溢价”,说明他很清楚:当前的海外增长,更多是“贸易型出口”的虚胖,而非“经营型出海”的强壮。
“背水一战”的真正含义:不是求生,是求变
理解邱现东的焦虑,还需要一个坐标系:一汽的“十五五”目标。
2025年7月,一汽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了2030年目标:整车销量超过500万辆,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超过300万辆,自主品牌超过200万辆,海外市场超过70万辆。
从330万到500万,五年要净增170万辆。增量从哪里来?新能源要从不到70万辆冲到300万辆,海外要从当前水平冲到70万辆。 这两条曲线如果不陡峭上扬,500万辆的目标就是空中楼阁。
邱现东把2026年定位为“全面转型发展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之年,提出“首战必胜”。他的“背水一战”,不是企业在生死线上的挣扎,而是战略窗口期的倒计时焦虑。
新能源的窗口正在收窄。2025年中国新能源渗透率已逼近50%,淘汰赛进入下半场。海外市场的窗口同样在变化,欧盟关税、东南亚竞争、本地化要求,都在抬高出海门槛。“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这才是“背水一战”的真实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邱现东同期还提出了“人工智能+汽车”的抢先机路径,要求“AI全面融入研、产、供、销、服、管全链条”。这说明他的解题思路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用智能化重构整个体系能力,从研发效率到制造成本,从产品体验到管理效能,全链条降本增效。
对一汽来讲,这是一场“去舒适区”的硬仗
邱现东的讲话,本质上是一份“去舒适区”的宣言。
一汽的舒适区是什么?是合资利润的稳定输血,是红旗品牌的国车光环,是体系内循环的路径依赖。但新能源赛道拼的是用户思维、迭代速度和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这些恰恰是传统车企的“制度性短板”。
他提出的“销售能力向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能力进阶”,意味着经销体系要重构;“被动维修向主动服务能力进阶”,意味着售后逻辑要翻转;“参数安全向可信安全能力进阶”,意味着研发验证标准要推倒重来。
这些“进阶”,每一项都触及组织肌理和利益格局。比起技术突破,制度突破才是最难的那一关。
海外业务同样如此。“不拼规模、不拼价格”直接否定了“以量补价”的出海惯性,要求团队在陌生市场建立渠道、适应法规、管理汇率、经营品牌。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国内打法”的能力体系,需要的是本地化人才和长期主义耐心,而非短期的出口报表。
邱现东特意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并直言“平台不等于本事、岗位不等于能力、资源不等于水平”。这句话的指向再明确不过:战略执行不到位,根子在干部。 一汽能否打赢这场硬仗,不取决于长春总部画出的蓝图多漂亮,而取决于各条战线的“关键少数”是否真的动起来了。
“背水一战”这个词,从一位央企掌门人口中说出,分量极重。
它意味着没有退路,意味着必须放弃幻想,意味着承认过去的成功模式已经失效。邱现东的讲话金句,句句都是对一汽现状的“反向诊断”——六个“内在逻辑”指向用户思维的缺失,五大“能力进阶”指向体系能力的粗放,“不拼规模不拼价格”指向出海逻辑的重塑。
一汽有330万辆的基盘,有红旗的品牌势能,有央企的资源禀赋。但规模从来不是护城河,惯性才是最大的敌人。
2026年是“首战之年”。邱现东把刀锋指向了两大短板,现在的问题是:这把刀,能不能真的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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