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兰州。50岁的黄罗斌收拾好几份申诉材料，带着儿子和女儿走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那时的他身体并不好，家中也没有多少积蓄，可这趟路必须走。
为什么不等消息？因为此前写出的申诉信，迟迟没有回音。黄罗斌认定，若材料送不到能够处理问题的地方，所谓申诉就只是一纸空文。
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近乎冒险。兰州到北京，山路、土路交错，足有四千多里。三个成年人结伴尚且辛苦，更何况其中一人已经年过半百，身体还常有不适。
女儿和儿子没有劝退，只是准备干粮，陪父亲一起上路。一路上，他们借宿、赶路，遇到过天气变化，也遇到过盘缠紧张的窘境。四个多月后，三人终于抵达北京。
黄罗斌的坎坷，并不是从地方工作开始的。1948年西府战役期间，他担任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旅长。战斗结束后，因被认为“不执行命令”，被撤销职务，调离野战部队。
这项处分一背就是几十年。黄罗斌后来坚持申诉，认为自己在战斗中服从了纵队命令，并不存在拒不执行的问题。到1980年代复查时，组织上撤销了这项处分，认定原处理并不符合事实。
离开野战军后，他转到地方部队工作。作战岗位变成地方军政岗位，职责当然不同，影响却没有消失。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干部而言，这次调动不仅改变了岗位，也改变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黄罗斌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后来担任宁夏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副书记。宁夏与甘肃合并后，他没有继续留在原有领导岗位，而是转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担任经理。
这段经历很特别。一个军队干部被放到企业，既要懂生产，又要处理职工队伍和经营管理。直到1958年，他才调任甘肃省副省长，重新进入地方省级领导班子。
职务变化并没有让风波停止。几年后，一封举报信改变了他的处境。黄罗斌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副省长职务被撤销，党籍也被开除。
对他而言，问题不只是失去职位，更在于多年革命经历被重新解释。原本应当通过组织审查解决的事情，在特殊年代被推向了另一种方向。申诉无门，便成了他决定徒步进京的重要原因。
抵达北京后，一家三口很快又遇到难题。妻子设法汇来150元钱，作为他们在京期间的生活费。黄罗斌拿着汇款单去取款，营业员却告诉他：“这笔钱已经取走了。”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汇款单明明还在手里，钱怎么会先被别人领走？经询问才知道，前一晚曾有一名自称平凉来的人与他套近乎，并留意了汇款单的情况。
那人随后以汇款单遗失为由，请接待站开具证明，再凭证明取走了款项。黄罗斌找到接待站和邮电部门交涉，经过协商，双方各拿出75元，补回了这笔钱。
他们在北京停留了三四个月，把材料递了上去，却依旧没有立即得到答复。盘缠再次见底，继续留下去已经困难，只能返回兰州。
回去之后，黄罗斌并没有迎来平静。由于没有职务，他受到批斗，后来被安排到五七干校。那段时间，他此前的军政经历无法成为保护，反而成了被审查、被追问的对象。
转机出现在特殊年代结束之后。平反工作逐步展开，黄罗斌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不必再靠双脚跋涉，相关方面将他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那里住着不少等待复查和重新安排工作的老干部。
1978年，黄罗斌的问题得到复查，原有处理被纠正。第二年，经王恩茂推荐，他赴新疆工作，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82年，他提出退居二线并希望回兰州，获同意后担任甘肃省政协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7年，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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