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2年,北宋都城汴京,包拯病逝的消息传开后,民间很快出现了一种说法:出殡那天,包府同时抬出21口一模一样的棺材,分别从城门运往不同方向,连暗中窥探的盗墓者也被这番安排震住了。
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却不能直接当作信史。关于包拯出殡时是否真的有21口棺材,正史并没有明确记载。它之所以流传甚广,恐怕并不只因为数字奇特,更因为这个传说恰好贴合了百姓对包拯的印象:生前敢碰权贵,死后也不愿让人扰其安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生于999年。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他考中进士,后来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权知开封府等职。官职不断变化,名声却越来越集中到一点上——敢说真话,敢办难事。
他任开封府尹时,京城权贵云集,普通百姓想击鼓鸣冤,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包拯任内整顿诉讼,减少官府推诿,传说中“立檄水门”的故事,正是民间对他办事作风的概括。至于“铁面无私”四个字,则是后世长期传唱后形成的鲜明形象。
包拯并非只会断案。他上疏时常常直指财政、吏治和边防问题,言辞有时相当尖锐。嘉祐六年,也就是1061年,他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已经进入北宋最高政务层。可惜任职不久便患病,嘉祐七年五月,也就是1062年,病逝于东京,享年64岁。
宋仁宗为他辍朝一日,并下诏褒恤。包拯的遗体后来归葬合肥,墓地至今仍是研究包拯家族历史的重要遗存。有关他的葬仪,可靠材料能说明的,主要是朝廷的哀荣和家属的安排,并不能证明21口棺材确实同时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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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21口棺材”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很可能与古代民间对名臣葬礼的想象有关。达官显贵去世后,墓葬位置、随葬情况常被人打听,家属担忧坟墓遭到破坏,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后人把“疑冢”“假葬”“多棺出城”等传说拼接到包拯身上,形成了今天熟悉的故事。
传说中,出殡队伍行至城门,几名盗墓者藏在路旁。
“哪一口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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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领盯着远去的棺木,答道:“既然连包青天都要防着我们,就别再去扰他。”
年轻人又问:“以后遇到包家墓呢?”
头领说:“不动。”
这几句对白没有史料依据,只是民间叙事中的加工,却把故事的核心说得很明白:连以盗墓为生的人,也对清官抱有某种敬畏。所谓“从此立下规矩”,更像是后世对“盗亦有道”观念的集中表达,而非可以考证的行业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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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包拯对身后家风的约束。流传下来的包拯家训中,有“不肖子孙不得入仕,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入祖茔”等严厉内容。文字是否经过后人整理,学界仍有讨论,但它至少反映出包氏家族对清白名声的重视。
关于“20口空棺材分给穷人”的说法,同样缺乏明确史料支持。北宋棺木价格不低,贫困家庭办丧确实困难,可这件具体善举,不能因为合乎人物形象,就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写作最怕把愿望写成证据。
包拯的传奇,正是在真实履历与民间想象交汇后不断丰满起来的。21口棺材未必存在,盗墓者立规矩也未必有其事,但包拯在北宋官场留下的刚直形象,却有奏章、任职和朝廷记录可以相互印证。传说可以讲,史实更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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