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后，美国对日改造究竟改了什么？日本人如何对抗美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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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军大本营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2日裕仁发布《履行誓约之诏书》：

“朕命令朕之臣民立刻停止敌对行为，放下武器，忠实履行投降文书的一切条款及帝国政府和大本营发出的命令。”

1、对日本的清算

10日，盟军总部(以下简称GHQ)发布“言论及新闻自由”指令。11日GHQ下令拘捕东条英机为首的第一批战犯，当日东条自杀未遂。

从1945年9月11日到1946年10月底盟总共下达94件战犯逮捕令，有1470人被指名为战犯(包括甲乙丙级，不含海外)。

关于初期巢鸭监狱内的气氛，在此工作的藤木二三男在日记中这样描写：

“1946年元旦(战犯们)相互致辞，‘今年一定能出狱’，‘新年了，希望今年是好年’。上午10点各楼层举行拜贺式。一人表示‘在国家非常时期，让我们通过皇室祝愿日本和平的未来’，这些长期忠诚天皇的人们用皇室及天皇等来使自己振作精神，一人讲完话就三唱‘天皇陛下万岁’。二层致辞者是前总理小矶国昭，在他的带领下‘战犯们’用震撼监狱的声音大声喊万岁”。

不过拜贺式和三唱万岁只这一年就不再进行。根据鹤见和子研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日本战犯(包括乙丙级62人，甲级战犯7人)有强烈的日军意识形态，最后也没有失去对天皇的信仰，只有3.4%的人表示反对战争，而“反战”者中也没有人承认自己有罪。

日本国内没有发生令统治层担心的革命，8月14日陆军省部分军人侵入皇宫，横滨、水户、厚木等地出现部队骚乱等都在美军进驻日本前平息。

8月24日内阁决定新治安体制，把近卫师团改编为禁卫府和皇宫卫士队以继续维持军队核心，作为日后重建军队的基础。9月27日天皇裕仁去美国大使馆拜会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麦帅在会客室门口接待裕仁，裕仁与麦帅握手并行败者之礼——最敬礼。麦氏告裕仁世界舆论在报端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为此而忙于应付，并征询裕仁本人的意见，裕仁称(对美)开战“并非其本意，自己曾努力避免(对美)战争，但不得已开战很遗憾。自己愿承担‘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日本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

29日，日内务省以“损害天皇尊严”为名禁止各报刊登天皇拜访麦克阿瑟时的照片，到GHQ再次发出新闻自由“追加指令”命令日本政府取消禁止措施时才使该照片刊登，“傲慢”的麦氏与恭谦的裕仁并排站立的照片给日本国民以巨大冲击，意味一个时代的结束。10月4日，GHQ下达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对政治、人权及信仰自由限制”的备忘录《民主化指令》，要求废除治安维持法等政治迫害法，解散特高警察(也称思想警察)等镇压结构，罢免镇压人民的内务大臣、警保局长、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机构头目，使军国主义体制发生根本动摇。

日本政府开始抵抗占领军非军事化改革，5日帝国宪法下由天皇任命的最后一届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以“坐视占领军罢免天皇的大臣将使日本政府威信扫地”为名集体辞职，由曾以与欧美协调外交著名的币原喜重郎组阁。

GHQ于10月10日命令解放政治犯。

11日，麦克阿瑟召见币原喜重郎，明确表示为实现波茨坦公告，“要纠正日本国民几个世纪来受奴役的传统社会秩序，无疑将包括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即指示制定民主新宪法，并命令实行五大改革：

（1）妇女参政；（2）鼓励组织工会；（3）教育自由化；（4）废除警察国家体制及建立保护人权的司法系统；（5）使垄断经济组织民主化。

上述指令是消除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经济基础的重要步骤。15日废止治安维持法，22日命令禁止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之教育，30日解除教育界军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公职。25日GHQ命令终止日本政府的外交权，与所有国家之外交、领事关系终止。

大日本帝国宪法在日本投降后逐步失去法律效力并受到严格限制。首先是天皇军队被解体，1945年10月15日海军军令部废止，11月30日参谋总部废止，12月1日陆海军省废止，改成第一、第二复员省。解散陆海军，解散其他军国主义团体及组织，追缉战犯并将军国主义分子开除公职、解散财阀、废止镇压民众的法制体系等等。贵族院等机构在新宪法实施时才被取消。

11月先后冻结财阀资产、使财阀解体；冻结皇室财产、冻结战时补偿、废除军人恩给(养老、抚恤金)。

GHQ指令指出，“军人恩给制度是保持世袭军人阶级永存的一个手段，而世袭军人阶级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大根源，一部分日本人对成为军人感到有魅力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恩给好，而造成目前日本经济困境(战后初期)的最大责任者是军国主义者，对其特权制度必须废止”。12月GHQ指令解放农民及农地改革计划，命令国家与神道分离等。

2、改造与反改造

12月1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战争责任决议》，“我国一大战败之结果，思想、政治、经济社会都面临肇国以来未曾有之危局。当此之秋，要建设道义日本，开万世太平，需明确本次战败原因，纠其责任。战争责任应限于开战责任及违反国际法规的残杀行为，不包括合法战争行为而挺身战区的一般国民。此次战败乃军阀官僚肆意专行，部分政界财界思想界人士亦难脱其责。我等立法者须静思反省过去，自肃自戒”。

很明显，这个决议看不到对侵华战争的真正反省，只不过是众议院推卸战争责任的说辞。

自由党决议案提出“战争开始以来，与政府表里一体领导战时议会者也应自己决定进退”。自由党议员安藤正纯在说明该案时称“众议院痛感对天皇陛下及国家的战败政治责任”。这里没有人提到对被侵略国家的责任。

战败后新的政党运动也没有脱离日本政府规定的范围，战前的御用政党政友会、民政党等保守势力与战前支持侵略战争的包括无产政党的各政党开始重组，他们是旧体制中的“革新”分子，虽反对过对美战争，但很少有人反对过侵略中国等亚洲战争，甚至是侵略亚洲政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1946年1月4日GHQ发布解散极端国家主义团体的指令，即开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所谓公职追放)，包括：

（1）战犯；（2）职业军人；（3）国家主义团体相关人员；（4）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主要人物；（5）满铁等殖民地、占领区公司干部；（6）殖民地、占领区高官；（7）其他军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等。

公职特别指敕任官(一等、二等高级官僚)以上者，所有这些人被开除公职后也都没有参加选举的资格。对此币原政府也想以总辞职相对抗，但遭到GHQ的拒绝。结果币原内阁留任，但内阁中被认为没有军国主义嫌疑的只有币原、吉田(茂)及芦田均三人。

按美国尺度的指令，战时“翼赞选举”被推荐的381人被自动解职。进步党前议员274人中260人被解职，受打击较小的自由党46名议员中也有30人受牵连，足见战时军国主义体制在整个日本社会的深入程度。

1945年10月25日，即日本政府被终止外交权当天设立的宪法问题调查会称：

“为帝国前途，在巩固与美国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同时，依靠我自主思考对日本进行变革乃燃眉之急”，独自开始起草宪法改革案，试图在最小范围内修改明治宪法的内容，特别是天皇国体。参与政府案修改的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宫泽俊义认为，关于天皇大权，“国务保持大臣的辅弼并不与民主主义相矛盾，特别是统帅权的消灭(军队解散)使大权都置于国务大臣辅弼之下，考虑到国务大臣多少受到议会影响，所以民主倾向能充分得到保障"。

即不修改明治宪法关于天皇大权的框架也能保证“民主”。11月24日法学家佐佐木惣一(内大臣府御用文人)起草的修正案中“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等完全照搬明治宪法内容。1946年1月1日天皇裕仁发表《人间宣言》，即否定自己是神的诏书。

在回顾明治天皇提出的五条誓文后，承认：

“朕与汝等国民同在，休戚与共，朕与汝等国民间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爱连接，而非产生于神话和传说。不是以天皇为现人神、日本国民是优越于其他民族、有统治世界命运等空想观念为基础的"。

尽管天皇从“神”变为人，但日本政府在战败后，还是有努力从明治体制中寻找天皇正统性的政治意图。面对日本政府极力试图保持明治宪政体制的宪法修改案，盟军当局再也无法容忍。2月1日，麦克阿瑟命令GHQ民政局起草宪法草案。8日，日本政府把自己的修改案提交GHQ。9日，GHQ指出日本政府案有10项不符合波茨坦宣言和民主精神。

10日，GHQ完成宪法草案起草。13日，GHQ民政局长会见外长吉田茂等，在拒绝日本政府案的同时，出示GHQ宪法案。18日，日本政府再次要求考虑采纳日本政府案遭到GHQ的拒绝，同时GHQ要求日本政府在48小时内接受GHQ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则，否则将把GHQ案向日本国民公布。

22日，币原内阁被迫接受GHQ案，并上奏天皇裕仁认可。26日，内阁会议决定根据GHQ案原则起草政府案，并于3月2日完成。这就是日本国宪法制定的过程，是被日本人称为美国强加于它的宪法。

6月20日，裕仁发布《修改帝国宪法之敕书》：

“朕基于国民至高之总意，消除所有损害尊重基本人权、国民自由与福祉及民主主义之障碍，主动放弃战争，为世界持久和平，巩固国家重建基础，根据国民自由意志全面修改宪法，将修改案交帝国议会审议。”

11月3日，日本国宪法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同时失效。其结果在“日本政治形态最终由日本国民自由意志决定”的原则下，主权在民、废止华族贵族特权、放弃战争及军备、否定日本国家战争权、采用象征性天皇制等写入新宪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所有民主化进程都是在盟军强制命令下实施的，日本政府只是努力迎合美占领军，如8月18日日本刚投降，美军尚未登陆时，日内务省就指令设置“面向占领军的性服务慰安设施”(慰安所)。

同时，其主要工作是为保留明治宪政体制的“国体”奋斗到最后。应该指出日本政府主动的民主化工作是十分有限的，为了避免盟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主动审判战犯，但因其审判过轻而被盟国占领当局否定，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指令各级机构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销毁、隐藏侵略证据，尽量逃避有关天皇及国家的战争责任、为战争罪犯开脱罪责等工作紧张、严密地进行。日本政府上述行动是消极抵抗占领与改革，重点保护国体(天皇)的重要手段。而且地方组织及官员基本上与战时一样完全被留用，战时战争推动者又成为战后实行“民主化”的领导者。

3、改造了什么？

随着冷战发展，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不断缓和，没有像对德国那样严厉，加上中国内战爆发等原因，在日本，没有出现像法国等大国那样追究德国战争责任的局面。其结果，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大量军国主义者或被留用，或逍遥法外。美军占领后虽解除了一些特别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的公职，但很不彻底。对配合盟军占领的政府负责人的选用也只以其战时对美态度等为依据，如1946年5月GHQ任命的内阁总理吉田茂(前后组阁5届达8年之久，是战后任职最长的总理)就是被称为亲英美派的人物，但他曾任奉天总领事、山东出兵、东方会议时的外务次官等要职，他对侵略中国的立场与其他军国主义者没有区别，对参与侵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吉田因1945年参与过近卫上奏文而被宪兵监禁两个月的经历，在战后受到美国重用。

使旧统治集团受到较大冲击的是对战犯的通缉及审判，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GHQ下令逮捕东条英机内阁等战犯嫌疑人，此后陆续发出逮捕令。12月1日皇族梨本宫守正等59名逮捕令、6日近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等天皇侧近逮捕令等威胁到天皇裕仁。币原内阁做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统一见解”，被捕战犯嫌疑人也都全力以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维护国体作为辩护核心内容。

明治宪政体制与战后宪法体制之间是否是两个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东西是值得思考的。尽管两种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天皇的政治权力基本被议会和内阁取代，但从战前到战后连天皇本人都没有改变，至少昭和天皇裕仁没有退位，他不过是从绝对君主转变为象征性君主。

松尾尊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认为，15年战争的结果没有通过日本国民对旧体制的颠覆，即革命，也没有经过本土决战使旧体制彻底瓦解，除军部以外旧体制的政治势力继续生存，通过某种方式维持天皇制成为唯一条件而投降，而联合国则为实现顺利对日占领而默认了这一点。

天皇作为国民统合的象征而保留，这个过程说明天皇及国民意识变革是不充分的，而新宪法明文禁止天皇对政治的干预，但事实上在“公务行为”名义下“天皇对政治的干预”继续进行。最典型的是继续内奏，所谓内奏是在明治宪政体制下国务大臣等向天皇报告国务，行使辅弼责任，并得到天皇裁可的行为。新宪法当然不需要天皇的裁可，但在宪法实施后仅两个月的1947年7月裕仁就开始在宫中召见大臣，就政治外交问题提出质询，并提出具体看法，如对美苏关系恶化，“应与美国相协调”，再如“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某些行动”等。

可见新宪法下裕仁的君主意识并没有改变，而“臣下”在新宪法下“对陛下的心情也丝毫没有改变”(芦田均语)。尽管内奏有违反宪法之嫌，但国务大臣对裕仁的内奏一直持续到昭和天皇病重(1980年代后期)，内奏内容被保密以防止引起政治问题。日本政府(法制局)的解释是新宪法下“天皇行为包括宪法规定的国事行为及天皇个人行为和基于日本国象征地位的所谓公务行为”，“鉴于其公务行为无参与国政的能力，而不影响国政”，其责任由宫内厅、总理府，最终是内阁承担。

相对而言，总理地位在新宪法中得到全面加强，成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成为1954年6月设立的自卫队(军队)最高指挥官，实行文官治军。新宪法的这些内容说明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发生的深刻变化。作为政治体制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更具有典型意义。新旧体制在这方面的最大区别是旧体制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统治者、现人神等意识形态，而新体制则是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民主精神深入人心是阻止日本国家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重要体制保证。文官对自卫队(军队)的统治也得到保证。

然而，战后日本政府及国会已经通过多次解释宪法的方式，建立并不断加强陆海空自卫队力量，扩大自卫队的任务范围，使其向着名副其实的强大军队方向发展，军事大国在日本战败60年后21世纪的今天正在再次逐步成为现实。

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正准备在亚太地区充当“片儿警”(特别在台海、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角色。在军费开支、技术装备能力、尖端武器及海空军实力等各方面自卫队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军事存在，如果再加上驻日美军，实力就更加可观。在保守势力、右倾化倾向发展的今天，修改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大概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自卫”的老旗号下，日本会不会重走老路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尽管日本政府及学界、民间都否定日本是军事大国(以没有核武器等为依据)，但“不得拥有战力”的“和平宪法”却没能阻止日本拥有亚洲最强大、最先进海空军力量的现实。没有几个外国人会相信日本现在还是军事小国、弱国。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上有充当军事大国精神准备，有装备、技术、财政等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

人们之所以至今仍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与日本这种军事实力的不断升级及其防卫政策向外向型转变不无关系，近年来日本外向型军事政策、海外派兵法令的实施已使“和平宪法”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迹象使人们多年来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而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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