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前外长直言欧盟不愿交出否决权！耶雷米奇：绝不会给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签署辞呈当天出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国庆招待会，留下“兄弟情谊超越任何职务、职权和时间限制”的表述。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位即将离任政治人物的告别仪式，就错过了其中真正具有分析价值的内容。武契奇辞去总统并非退出权力核心——塞尔维亚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宪法将行政权授予政府总理，总统的角色偏向国家代表与外交安全领域。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已担任过总理，他的政治权力本质上来自对前进党和执政联盟的控制，而非总统职位本身。他辞去总统、以“普通公民”身份领衔议会选举名单并竞选总理，是将权力从宪法上的象征性职位重新放回行政权中心。这一权力配置的变化，恰好发生在塞尔维亚与欧盟围绕对华合作博弈的关键节点上。

理解这个节点的性质，需要先看清欧盟对塞尔维亚施压的工具箱里还剩多少有效筹码。6月，德国总理默茨在欧盟—西巴尔干峰会上公开要求塞尔维亚“必须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作出明确抉择”，并称入盟道路虽敞开着，但前提是贝尔格莱德必须亮明未来的战略归属。这一表态的施压意图清晰，但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入盟前景对塞尔维亚而言仍然是一个可信的、可实现的激励。而这个前提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塞尔维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成为候选国，2014年启动谈判，但从2021年底至今没有开启任何新的谈判章节。2026年7月，欧盟常驻代表会议甚至未能就开启第三章谈判达成一致，至少九个成员国明确反对——荷兰、瑞典、比利时、芬兰、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欧盟委员会自己承认塞尔维亚满足了开启该章节的技术条件，但成员国以“法治状况”和“对俄制裁立场”为由拒绝放行。塞尔维亚前外长耶雷米奇的判断直接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欧盟扩员意味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投票权的稀释，布鲁塞尔当权者不愿付出这个代价，“他们绝不会把否决权交到塞尔维亚手里”。

这就产生了一个欧盟施压的结构性困境。布鲁塞尔要求塞尔维亚在对华合作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但它的对价是一个被自己成员国否决的入盟前景。在这种条件下，贝尔格莱德的选项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入盟本身就是一个低概率事件，那么为入盟而牺牲已经产生实际经济收益的对华合作，在政治算术上无法成立。欧盟的困境不在于施压力度不够，而在于施压工具的标的物——入盟资格——正在贬值。

中塞合作的经济基础在过去三年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从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扩展到了产业链嵌套。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对塞尔维亚进出口186.5亿元，增长35.8%，其中自塞进口79.7亿元，增速为80%。进口增速远高于出口增速，说明塞尔维亚产品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进口结构中，金属矿及矿砂65.3亿元，增长1.1倍，占自塞进口总值的81.9%，铜矿砂进口增长94.7%。铜矿砂的激增与紫金矿业在博尔铜矿的运营直接相关。紫金矿业2018年成为博尔铜矿的战略合作伙伴，此后逐步将这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转变为塞尔维亚最重要的出口来源之一。

但铜矿出口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产业链嵌套。真正使这种嵌套关系成立的是能源环节的衔接。紫金矿业与上海风领新能源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涉及约20亿欧元投资，计划建设1.5吉瓦风电、500兆瓦光伏和年产约3万吨绿氢设施，所发电力大部分用于供应博尔铜矿的运营。这意味着一个闭环：中国企业的资本开采塞尔维亚的铜矿，中国企业的绿能投资为开采提供电力，开采出的铜精矿出口到中国。塞尔维亚的出口收入和能源转型在同一套投资体系内运行。这种嵌套使对华合作不再是政府可以选择性削减的外部变量，而是塞尔维亚工业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内在组成部分。

5月武契奇访华期间签署的协议进一步将合作从资源领域扩展到制造业。四家中资企业在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签署了超过9亿欧元的投资协议，敏实集团在洛兹尼察和沙巴茨的投资项目预计创造800个就业岗位。塞尔维亚还计划与智元及敏实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这些投资的意义超出了就业数字本身。汽车零部件和机器人制造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供应链依赖型产业，一旦生产设施建成投产，设备维护、零部件供应和技术升级就会形成持续的运营依赖。工厂不会因为政府更迭而搬迁。当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的制造业布局从单个项目扩展为产业集群时，任何试图逆转对华合作方向的政治力量面对的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损失、工人的失业风险和供应链中断的实际成本。

欧盟施压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它要求的政策调整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中缺乏可动员的支持基础。塞尔维亚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整体积极，实证研究显示受访者对中国投资的期待集中在经济、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务实驱动因素——贸易和投资、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支持——被感知为比情感纽带更为重要。这种务实导向意味着，如果对华合作确实产生了就业、出口和基础设施改善，公众对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容忍度会很低。

反对派确实存在，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和劳工权益对中国投资发起批评，但前进党在民调中仍保持约48.6%的支持率，以该党为核心的联盟在议会选举中有望获得超过半数席位。武契奇以“普通公民”身份领衔选举名单，实质上是用选民授权来为他的政策方向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如果选举结果确认了前进党的多数地位，欧盟此后要求新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武契奇个人的立场，而是一个经过选举验证的政治授权。

当然，中塞合作并非没有需要关注的张力。环境问题和劳工权益是反对派攻击中国投资的主要抓手。中资企业的运营曾引发当地环保团体的抗议，部分中资企业在塞尔维亚工厂的用工安排也存在争议。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会为反对派提供持续的政治弹药，也会削弱公众对华合作的容忍度。中国企业需要在合规、环保和本地就业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塞尔维亚政府也需要建立更透明的监管框架。但这些属于合作中的管理问题，而非合作方向本身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只要中国企业能够将环境合规和劳工标准纳入项目运营的基本成本，这些张力是可管理的。

回看欧盟的施压布鲁塞尔的要求本质上是让塞尔维亚为一项已经被自身成员国否决的入盟前景，付出放弃实际经济收益的代价。在入盟前景持续贬值的同时，中塞合作的经济基础正在从贸易向投资、从投资向产业链嵌套演进。武契奇在辞职当天把话说透，其意义不在于措辞本身，而在于它发生在一个权力配置变化的节点上，并且指向的是下一个执政周期中行政权的实际持有者。这个确认能否被后续发展验证，不取决于任何一方的外交声明，而取决于新政府能否把已经签署的协议转化为工厂开工、货物出口和电网接入。中塞关系的韧性不来自“兄弟情谊”的修辞，而来自已经嵌入塞尔维亚经济运行中的利益结构——这个结构的调整成本，正在成为贝尔格莱德面对外部压力时最有效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