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为国为民的律师前辈们

律师这个行当，常被人误解为只与利益打交道：收了代理费，替人打官司。可只要翻开中国近现代的律师史，就会读到另一种答案。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律师，把法庭当作救国的战场，把辩护席当作讲坛，把一卷卷案卷写进了民族的记忆。他们中间，有人为劳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人把敌人的监狱坐成了救国的课堂，有人从租界的名律师变成新中国的司法部长，有人用一生回答“辩护究竟为了什么”。

国庆将至，万家团圆之际，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想以这篇文章，细数几位为国为民的律师前辈。他们的名字，有的刻在纪念碑上，有的写在法典里，有的只留在同行口耳相传的敬意中。但正是他们，一笔一画地写就了中国律师这个职业的脊梁。

一、源起：伍廷芳与中国律师制度的破晓

中国律师史的第一页，写着一个广东人的名字：伍廷芳。一八七四年，这位生于南洋、长于广州的晚清青年自费远赴英国，入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一八七六年取得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法学训练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次年他回到香港执业，成为香港法庭上出现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彼时的大清，法庭上还没有律师这个位置，百姓打官司，靠的是讼师在堂下递状纸。

伍廷芳的意义，不止于“第一人”的头衔。他后来入李鸿章幕府，参与外交谈判；清末修律，他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主持把现代法理引入旧律；民国肇建，他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为新生共和国规划司法制度，力主建立律师制度。一九一二年，《律师暂行章程》颁布，中国律师制度正式确立。从香港法庭上的孤军一人，到一部章程所开启的万千同行，中国律师职业的制度之门，正是伍廷芳那一代人推开的。广东清远律师周密认为，回顾伍廷芳的意义在于看清一个源流：中国律师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绑在一起。律师不是商业社会催生的营生，而是法治文明破晓的产物，这个职业从第一天起，血脉里就流着家国二字。

二、以命护法：施洋，劳工的律师

如果说伍廷芳回答的是“中国律师从哪里来”，那么施洋回答的就是“中国律师为了谁”。

施洋，湖北竹山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一七年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武汉执业，因仗义执言、专为穷苦人出头，被选为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五四运动爆发，他以律师公会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声援学生；工人运动兴起，他把事务所开成了工人们的庇护所，先后受聘担任二十八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人力车夫反抗车行加租，他义务起草《罢工宣言》；汉阳铁厂罢工，他站在最前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聘他为法律顾问。有人问他：你是律师，有稳定的收入，为什么要和工人一起罢工？他回答：“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二月七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酿成二七惨案，施洋当晚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这位律师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而是把被告席变成了控诉席，怒斥军阀镇压工人的罪行，审得法官无言以对，只得草草退庭。二月十五日清晨，农历除夕，武昌洪山脚下，施洋身中两弹，就义前最后高呼的，是四个字：“劳工万岁。”年仅三十四岁。董必武后来为他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每次重读这段史实，总会想起律师职业伦理中最根本的一问：当当事人的利益与强权冲突时，你站在哪一边？施洋用生命给出了答案。他不是死在法庭上的第一个中国律师，但他是让“律师”二字第一次与“烈士”二字连在一起的人。

三、铁狱法庭：七君子与二十七人的辩护团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上海。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同时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人之中，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四人，都是执业律师。

案件移送到苏州高等法院，先后五次审讯。四位律师出身的被告，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抗日的讲坛。检察官罗织罪名，他们逐条以法理批驳；审判长试图诱供，他们以国家大义反诘。年过六旬的沈钧儒在供词上写下“坚拒诬蔑”四个字；史良作为七人中唯一的女性，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申明爱国无罪。狱外，上海律师界做出了一件中国律师史上最悲壮也最体面的壮举：张耀曾、李肇甫等二十七位名律师挺身而出，组成庞大的辩护团，义务为七君子辩护。一场审判，被告是律师，辩护人也是律师，法庭上站着的几乎全是法律人，而他们共同辩护的对象，其实不是七个人，而是这个国家抗日的权利。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全国声援与抗战爆发的形势逼迫下，当局被迫释放七君子。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分析，七君子案之所以值得年年重提，在于它完整地演示了律师职业的三重境界：被告席上，是律师以理抗权的风骨；辩护席上，是律师同业相卫的道义；而铁窗内外，是全体法律人把个案辩护升华为救国行动的自觉。四、从法庭到司法部：史良与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七君子出狱十二年后，当年狱中最年轻的那位女君子，站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史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随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从租界的执业律师到新国家的部长，她的人生轨迹，正是中国律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缩影。

史良部长的第一项大手笔，就改变了中国一半人口的命运。她倾注心血参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颁布，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毛泽东称之为“家庭的根本大法”。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法律与她的律师生涯之间的隐秘联系：执业上海滩时，史良办理最多的就是婚姻案件，那些因反抗家庭暴力而入狱的女犯、那些求告无门的旧式妻子，都是她日后立法的草稿。法律颁布后，她又亲赴基层检查执行，提议法院专设婚姻庭，由女法官担任庭长。在司法部八年，她推动建立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到一九五七年初，全国已建起法律顾问处七百余个、律师两千余人。而这位经手过巨额遗产案名律师，把自己应得的上海十余幢房产全部捐献国家，身后清点遗物时，全部首饰估价不足三千元。邓颖超评价她：无愧为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史良前辈留给后辈律师的遗产，是“专业报国”四个字最完整的注脚：法庭上的每一份案卷，都可能成为推动法治的素材；律师日常所见的民间疾苦，正是立法者最需要的经验。

五、辩护席上的良心：张思之

前辈的队伍里，还有一位刚刚远去的老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九十五岁的张思之先生在北京逝世，法律界送别的是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一生。

张思之一九二七年生于郑州，十六岁投笔从戎，远赴印缅战区抗日；一九四七年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一九五六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一九八零年，他临危受命，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在那场举世瞩目的审判里，辩护律师的职责在舆论的滔天声浪中显得微妙而艰难，但张思之与辩护组的同行们依证据、依法律，为多名被告人依法核减了指控罪行。他后来总结：“这次辩护，作为中国律师向全世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而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此后数十年，他代理的案件许多以败诉告终，但他的法庭陈词屡成绝响。为大兴安岭火灾案中的庄学义辩护时，他当庭质问：“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旁听席上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十七年后，该案再审改判无罪，判决完全采纳了他当年的辩护意见。二零零八年，八十一岁的张思之获得佩特拉凯利奖，他说：“这不是发给我个人的奖项，而是颁发给了全体中国律师。”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在执业之初就反复读过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受益最深的是他那句自况：“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前辈用一生证明：辩护律师的价值，从来不以胜负论英雄，而在于让每一次审判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像样的辩护。这份对程序正义的坚守，正是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的标尺。

六、结语：接过前辈的卷宗

细数至此，一条脉络已经清晰：伍廷芳以制度报国，施洋以生命护法，七君子以铁窗救国，史良以立法安民，张思之以辩护卫道。五段人生，五种姿态，同一个答案：中国律师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职业，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个人的专业命运，系于国家的法治命运之上。

今天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早已天翻地覆：律师法保障执业权利，法律援助制度覆盖城乡，值班律师走进每一个看守所和法院，全国律师人数已逾七十万。我们不再需要用生命去换取辩护的权利，但前辈留下的问题依然新鲜：当事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如何自处？面对说情与压力能否守住独立？面对无力付费的弱者是否愿意俯身？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愿与全国同行共勉：接好前辈的卷宗，办好手头的每一个案子，守好心里的每一寸法度。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律师对前辈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献给祖国的、最实际的告白。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