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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都南京,朝廷在京师开设妓院,委派专人管理。
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富乐院之外,又有著名的十六楼,也是官妓聚集之所,分布于城内外通衢闹市,其名日南市、北市、鹤鸣、醉仙、轻烟、淡粉、翠柳、梅妍、讴歌、鼓腹、来宾、重译、集贤、乐民、清江、石城。【1】其中妓女专为搢绅士夫提供侍宴侑觞的服务。
当时吏议虽严,对官吏召妓侑酒尚无禁令,朱元章就曾诏赐文武百官宴饮于醉仙楼,【2】而身为国之宰辅的“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也有狎妓的经历。【3】
不过官营妓院等级森严,不允许“文武官吏及舍人”降格进入专为商贾市民服务的富乐院宿娼。
明初对妓女、乐户施行歧视政策,“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4】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太祖时已革除官妓,以王琦的《寓圃杂记》为代表,该书卷一"官妓之革”条云:
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官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应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叙,其风遂绝。
其说似乎凿凿有据;以至近期出版的《中国妓女生活史》亦不得不列此一说。
但王琦既终身未仕且又生非其时,自是很容易把后来的事归功于开国之君,清人说其书“多摭拾琐屑,无关考据”【5】。并非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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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野获编》线装本
事实上,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中书庶吉士解缙确曾上书建议禁娼,只是未蒙采纳。【6】
《明史》卷一五一《刘观传》说得再清楚不过:"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
士大夫们溺于声色、怠忽朝政,以至“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福。竟日喧呶,政多废弛”【7】。
终于引起了最高统治者明宣宗的不安,旋由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举荐通政使顾佐公廉有威,宣宗乃擢其为右都御史,主持风宪。禁官吏狎妓宿娼,即在此时,时为宣德三年。
由于纠弹考核的严厉以及教坊乐人的锐减,遂使曾经喧阗一时的十六楼渐次凋零,到了万历中期,除南市尚存,其余的都“化为废井荒池”【8】。
而仅存的南市,也已是卑屑所居的下等娼寮了。
继顾佐之后,天顺间的右佥都御史李侃,嘉靖间的大宗伯沈鲤,隆庆时的左都御史葛守礼都曾奏议禁绝倡优,【9】虽未果行,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营妓院的发展,以至胡应麟有“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的感慨。【10】
但这并不等于说明代的妓业从宣德三年起便一蹶不振,事实上受到抑制的只是南北两京的教坊官妓,民间的青楼和地方的乐户不仅未受冲击,反而方兴未艾。
特别是正德、嘉靖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南、北方都出现了很多工商业重镇和贸易集中的大码头,各地的盐商、布商、茶商以及诸色经济人或由水道,或经陆路汇集到这些通都大邑,在日常的买卖购销活动之余,狎妓冶游就成了这些富商大贾的主要消遣。
为适应这种需求,各地的青楼业也就愈来愈兴盛起来。到万历间,已是:
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
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
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搢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11】
这段话所说的正是万历年间的情况,可与《金瓶梅》的有关描写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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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笑笑生之写《金瓶梅》,虽以清河县为背景,其着眼点却并未拘泥于一县之地。即以书中道及的秦楼楚馆而言,其数量之多、品级之全、规模之大小兼备,实非一县治所能包容,而显然具有更广泛的涵盖性。
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在客观上反映了“今时娼妓布满天下”的社会现实,而且使得书中的群丑有了更为充分的表演场所。实在是很成功的艺术“浓缩”。
明代对官吏狎妓宿娼的禁制以及因此而盛行起来的男色之好在《金瓶梅》中也有十分细腻的表现。
宣德三年由顾佐颁布的禁令到了《金瓶梅》所反映的万历时期,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毕竟还不是全无效力。这一点从西门庆得官前后在嫖妓方式上的差异就可觇知一二。
第三十回以前,西门庆还只是一个有钱的市井光棍,他“热结十兄弟”,狂嫖滥淫,肆无忌惮,乃至因妒生嗔,大闹丽春院,十足一副流氓的嘴脸。
等到他夤缘请托,贿买到金吾卫副千户的官衔,担任提刑所理刑之后,便急欲改变自己的形象,为此,他有意识地疏远了白来创、孙寡嘴、祝日念等旧日会友,转而交结朝中权贵,逢迎过往官员。
在与娼妓的关系上,他亦有所调整,书中借李桂姐之口道出:“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里边走。我情愿只做干女儿罢,图亲戚来往,宅里好走动。”(见第三十二回)
“比不得那咱常往里边走。”即是因为碍于职官宿娼的禁令。而从那以后,西门庆也似乎真的有所收敛,曾很长时间绝迹于勾栏。
据书中交代,直到他去世,只去过郑家妓院三次,而且都很隐秘。【12】
但西门庆决不是那种奉公守法的循吏,一纸禁令又能奈他何!虽然减少了嫖院的次数,他从妓女身上得到的声色之娱却有增无已,只是将场所移到了自己家中。
他与李桂卿、李桂姐、吴银儿、韩金钏等旧日相好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每当节会,必邀至家中弹唱佑酒;他还利用手中的权柄招徕了更多的妓女:郑爱月、董娇儿、洪四儿、韩玉钏等都是他得官之后出票招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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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他与李桂姐、吴银儿在“干亲”的幌子下肆行淫媾。妓女不仅是他享乐的工具,还是他勾结权贵,买通势要的特殊礼品。
第四十九回叙西门庆迎请两淮巡盐御史、状元蔡蕴与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为与二人深相结纳,除赠送珍馐花红、金银酒器外,还密嘱玳安,“坐名”叫了董娇儿、韩金钏,服侍蔡御史。书中写道:
两个唱的向前磕了头。西门庆道:“今日请你两个来,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见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答你两个。"
......当下掌灯时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飚磕头。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
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
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
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
这一段妙文既将蔡御史矫情虚伪,好色无行的品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将西门庆附庸风雅、腆颜趋奉的面目暴露无遗。而职习巡按的御史竞敢在赴任中途枉法宿娼,则朝廷禁令的实际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官妓之难以革除,有几方面的原因。
“脂粉钱”的征收是其一,朝会宴飨不能无乐是其二,更重要的还在于士大夫阶级的不时之需,沈德符《野获编》说得很清楚:
无论两京教坊为祖宗所设,即藩邸分封,亦必设一乐院,以供侑食享庙之用,安得尽废之。
至于中宫王妃合卺,及内廷庆贺,俱用乐妇供事。一革,则此诸庆典将奈何!又如外夷朝贡赐宴、大廷元会及诸大礼,俱伶官排长承应,岂可尽废。
此俱不必言,即四方优人集都下者,亦为勋贵搢绅自公之暇,借以宴衎。即遇大比之岁,宴大小座师,贺新进郎君,亦情理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13】
西门庆就正是在“搢绅家居者不论”的遮护伞下演出了一幕幕狎妓宣淫的丑剧,而曾御史参劾西门庆的奏疏上虽有“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一条,也终因朝中权贵的卖法徇私,压住不覆而石沉大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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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明代中叶以后,男色盛行,上自王公勋贵,下逮贩夫走卒,“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15】
对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金瓶梅》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书中举凡官员宴会、迎请上司,例用男优。如第三十六回西门庆结交蔡状元与同榜进士安忱,便投其所好,叫了四个苏州戏子供唱劝酒,并让自家娈童——书童儿粉墨登场,希宠市爱。
“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
西门庆本人也乐此不疲,其得官之初,知县李某即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
这名小郎就是改名书童儿,专门以色事人的男宠,他与西门庆蝶狎淫污,无所不至。西门庆的西宾温必古亦有此好,后来事发被斥逐。
据明人笔记所载,这一类男宠在京师称小唱,在闽中称契弟。
“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16】临清在明代是内河航运的大码头,“最为商货辏集之所。”【17】不仅青楼栉比,男色亦颇风行,这从《金瓶梅》中也可得到印证。【18】
按:男色之兴,渊源甚早,直可追溯至春秋,且历代皆有记载,明人《艳异编》,清人《香艳丛书》均曾汇辑其事,辟为专章。【19】
然而朝野上下,竞致娈童的颓风却为明、清所独有。万历间的工部郎中谢肇淛解释原因说: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未减于敝轩;桑中之遇,亦难谐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20】
与谢氏同时的沈德符也认为: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搢绅无以自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于习尚成俗,......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21】
这种解释其实并不能说明西门庆之流的变态行为逻辑,明代“南风”盛行的社会现象也很难用诸如生理学、病理学或遗传学等现代科学予以阐释,我以为它只能是由世纪末的腐败所引发的人性的扭曲之具体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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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 陶慕宁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注 释:
1 或云十四楼,亦有记为十五楼者,见胡应麟《艺林学山》卷三,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周晖《金陵琐事》等书。
2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禁歌妓”条。
3 见《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妓巧慧”条及褚人获《坚瓠辛集》卷三“江斗奴”条。
4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立院”条。
5 见《四库全书总目》。
6 《明史·解缙传》。
7 侯甸《西樵野记》,《明人百家》本。
8 参见《客座赘语》卷七“女肆”条及《金陵琐事》。
9 参见《菽园杂记>卷三,《万历野获编》卷一“节假”条及《明史》本传。
10 《甲乙剩言》,《明人百家》本。
11 《五杂俎》卷八。
12 三次分别为第五十九回、六十八回、七十七回。
13 见《万历野获编>卷一“节假”条。
14 见《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
15 同11。
16 同11。
17 叶权《贤博编》。
18 第九十三回写陈经济于临清晏公庙出家,遇道士金宗明,第九十六回又
写陈重遇花子侯林儿,金与侯即都酷嗜男色。而书中对众花子与道士的刻画也隐隐披露了临清南风之盛。
19 按:男子同性恋亦非我国所独有,实存在于世界各地。古希腊人对此向不讳言,甚且视其较异性恋为纯洁。然明代之“南风”似不应以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同性恋目之。潘光旦译注英人霭理士之《性心理学》,书末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一文,可参阅,见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版。
20 同11。
21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小唱”、“男色之靡”条。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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