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座城的远见：读尹洙《秦州新筑东西城记》

近日，读到北宋尹洙的《秦州新筑东西城记》，一篇不到千字的碑记，却让我在古人的笔墨里反复停留。

尹洙这个名字，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他字师鲁，河南洛阳人，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与欧阳修亦师亦友，欧阳修编史时还曾向他请教。他一生喜谈兵事，长于《春秋》，文章以“谨严”著称。

庆历年间，他以经略判官的身份来到西北前线，在韩琦幕下参与对西夏的战事。这篇文章，就写于庆历二年八月，记的是韩琦在秦州扩建东西城的事。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与范仲淹并肩抗击西夏，时称“韩范”。庆历元年，他命大将任福出征，任福违背节制，在好水川全军覆没。韩琦上书自劾，自请贬官，当年夏四月左迁知秦州。

据史料记载，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这三场战役是宋夏战争中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败。其中，后两次战事大败，直接促成了韩琦被贬秦州、继而筑城的后续。

三川口之战（1040年） 三川口，位于今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一带。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元昊称帝后，为迫使宋朝承认其地位，选择防御薄弱的延州（今延安）作为突破口。他先以诈降计夺取了延州外围的金明寨，守将李士彬被俘，延州门户洞开。 当时，西夏军队从土门（今陕西安塞西北）突入，进攻金明寨，延州告急，宋将刘平、石元孙率军驰援，最终在三川口遭遇西夏伏击。这一战是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一场大败，与后来的好水川、定川寨并称北宋西北边防的“三大败”。

好水川之战（1041年） 三川口之败后，宋廷调整部署，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两人战略分歧明显：范仲淹主张持守，韩琦主张主动出击。 庆历元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南下，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一带），另遣一部佯攻怀远、声称要打渭州，诱宋军深入。韩琦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军追击，并明确告诫不得变更路线。任福追击途中，在路边发现银泥盒，开启后飞出家鸽——伏击信号发动，夏军两翼合围。宋军阵型溃散，任福及桑怿、武英等将领战死，阵亡逾万人。消息传回，关右震动，阵亡将士父兄持故衣纸钱招魂，哭声遍野。

定川寨之战（1042年） 好水川之后，韩琦、范仲淹被贬，四路分守：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 西夏谋臣张元献计：宋军精兵尽在边境，关中空虚，可牵制边军而直捣长安。元昊采纳，集兵十万，分两路钳击镇戎军。宋泾原路副使葛怀敏奉命阻击，王沿告诫不可深入，葛怀敏不听，违令北进至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夏军利用沙暴天气击溃宋军阵型，葛怀敏等十六名将领全部战死，宋军损失近万人。夏军乘胜南下直抵渭州，因范仲淹援军赶到才撤回。 此战后，宋夏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西夏称臣，宋岁赐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而韩琦正是在好水川败后被贬秦州，到任后看到城外万家居民无城可蔽，才有了尹洙笔下那座“韩公城”。

正是这次贬谪，让他来到了这座“自昔为用武地”的边城。到任之初，他登记城外居民与屯营近万家，判断这些人一旦敌骑突至，“是所以资寇也”，于是上奏请扩城。新城与旧城连为一体，秦州百姓感念其德，称之为“韩公城”。

他与尹洙的关系也非寻常幕僚：好水川之败后，韩琦被贬秦州，尹洙亦受牵连徙通判濠州，后来韩琦特意上奏，将尹洙调来秦州通判。两人在边城重逢，一个筑城，一个记城，这座城便有了双重分量。

要理解这座城的分量，得先看看它立在怎样的历史关口上。庆历元年，宋军在好水川惨败，次年定川寨再败，西夏谋臣张元向李元昊献计：宋军精兵尽聚边境，关中空虚，不如牵制边军，以劲旅直捣长安。

而秦州，恰恰是这条南下路线上的咽喉。

当时有大臣上奏说：“臣窃料沿边诸郡，最富实者秦州尔，贼所以盘桓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彊，杂羌未附，而韩琦为守也。”这句话读来让人心头一紧——秦州是沿边最富庶的城，而敌人不敢来，一半靠地理和部族牵制，一半靠韩琦这个人的名字镇在那里。

秦州确实有资格“富实”。它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汉唐以来便是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的重镇，陇右南道上的咽喉，商旅物资在此交汇。到了宋代，秦州又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朝廷在此以茶易马，与吐蕃部族维持着微妙的经济与政治纽带。

尹洙写“物货交会，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不是泛泛的场面话，而是一座丝路古城在战争阴影下仍在生长的真实写照。城外的万家居民，既是秦州的繁荣，也是秦州最大的脆弱。

尹洙的文字很干净，没有多余铺陈，但有两处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一是治水。韩琦改道罗谷水（今罗峪沟水，流入藉河后，汇入渭河），众人不解其意。第二年夏天下大雨，水顺着新堤流走，城墙安然无恙，“众乃服”。不解释、不争论，等结果自己说话，这种沉默的笃定，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有力量。

二是结尾的辩驳。有人说筑城只是自守，不是制敌之术。尹洙反驳得很漂亮：若边垒尽固，敌人因无隙可乘而息了侵边之心，那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无智名，无勇功，善之善者”。最高明的胜利，是让人看不出你打了胜仗。

秦州百姓后来把这座城叫做“韩公城”。我查了查，直到明清的地方志里，“韩公城”这个名字还留在天水的城关旧迹中。一座城因一个人得了名，一个人因一座城留在了百姓的口耳之间。

尹洙写完这篇文章的第二年，韩琦和范仲淹奉召回朝，庆历新政拉开帷幕。新政以整顿吏治、强兵富民为务，韩琦上疏陈八事，范仲淹上十事疏，都是把西北边事中积累的痛感带回了朝堂。然而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便告失败，韩琦、范仲淹相继被罢，尹洙也在庆历七年去世，只活了四十六岁。但秦州的城还在，秦州的百姓记得。

今天的天水，早已不是边关重镇，但走在藉河边上，偶尔还能在一些地名和旧志里触到那座城的影子。

我忽然觉得，所谓“远见”，大概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这一任的政绩，而是十年、五十年之后，这座城还在、城里的人还安好。

读古文，有时候读的不是文采，是一个人立在纸上的样子。尹洙和韩琦，都站得很直，诚如是也。

作者：周风（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发：@读书阅人生​

宋·尹洙《秦州新筑东西城记》‌

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底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世人不推究古始，以为王者专任德教，不必城守为固。果如是，武库甲兵将安用邪？圣人以不教战为弃民，兵不可得而废，犹城之不可废。呜呼！世人未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西师，边将增壁垒，寝为守备。又二年，虏犯塞，震动鄜延之师。自潼关以西，诸州悉城，群议靡然，无复立异者。然而事暴起，严期办，甚者削制度，苟谋亟成。既而不免改作，重伤民力，比之平时预为之图，劳资过半矣。 秦州自昔为用武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物货交会，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韩公作镇之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营几万家。公曰：“是所以资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为请。诏从之。公择材吏，授之规模，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称是，内与旧城连属，合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毕事闻，总工三百万，秦人壮之。是岁尽冬无甚寒，杵者声讴，以致其乐焉。 先是，郡有罗谷水，自北山而下，公导之，使西塞故道以治城，众颇为疑。明年夏，大雨，水循新堤，绝不为城害，众乃服。 或者以虏数敌中国，今作城，只以自守，非制虏术，此大不然。今之所患，边垒未能尽固耳。果尽固，虽虏至，吾兵得专力于外，胜势多矣。如虏以吾城守既备，息其阋边之谋，则《兵志》所谓“无智名，无勇功，善之善者”也。公忠国爱人之心，其在兹乎！ 自始事，公宴犒慰劳，无日不至。既成，由诸校而上，天子又第其劳加赐焉。《春秋》，列国兴作皆以书。城之四月，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详其实而书之。凡董役之长，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阴。 庆历二年八月十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