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元年(483年)深秋,豫章郡的官道上,一队人马自北而来。
被押送的人是谢超宗。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越州,今日四川越西一带。
但队伍行至豫章,忽然停了下来。
豫章内史虞悰接到了一道敕令,敕令很短,核心只有一句:谢超宗令于彼赐自尽,勿伤其形骸。
这是南齐武帝萧赜的口谕。
建元四年(482年)齐高帝萧道成驾崩,太子萧赜继位,次年改元永明。
谢超宗——谢灵运的嫡孙、刘宋与南齐两朝最负盛名的文士之一——就在这个改元之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死法是赐自尽,附加条件是保全尸身。
而这道敕令背后,是长达数年的猜忌、怨怼与一次酒后的失言。
谢超宗约生于元嘉七年(430年)。
三岁那年,祖父谢灵运在广州被杀,父亲谢凤因受牵连被流放岭南,年幼的谢超宗随父南徙。
《南齐书》卷三十六开篇只用了极简的笔触记录这段经历:“祖灵运,宋临川内史。
父凤,元嘉中坐灵运事,同徙岭南,早卒。
超宗元嘉末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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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二十年,归来的谢超宗已是一个青年。
他带回建康的,是“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八个字,以及与道人慧休的往来。
陈郡谢氏的血脉,加上谢灵运之孙的身份,使他回京之后迅速跻身建康文坛的中心。
他最初出任的是奉朝请——一个没有实权却可以出入朝堂的清闲职务——但很快就被选为新安王刘子鸾的王国常侍。
新安王刘子鸾是宋孝武帝最宠爱的儿子,其母殷淑仪去世时,谢超宗写了一篇诔文。
诔文上奏,孝武帝读后大加嗟赏,当众说了一句话:“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
这句话成为了谢超宗一生中最著名的标记。
“凤毛”一词由此进入汉语,指代先人遗下的风采。
而在当时,这句话意味着孝武帝确认了谢超宗身上谢灵运的才气,也为他此后三十年的仕途提供了某种保护——同时也埋下了某种危险。
才气是被确认了。
脾气却没有改。
谢超宗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南齐书》说他在直省值班时常醉,“在直省常醉”五个字背后是无数次酒后的失态。
宋泰始三年(467年),都令史骆宰提议改革策试秀才的考评标准:五问全答对为上等,答对四问或三问为中等,答对二问为下等,只答一问则不合与第。
谢超宗上议反对。
他认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春秋》褒贬、《论语》兴替都不需要繁复的文字才作判断,考评秀才也不该以答问数量定高下。
诏书最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以直言得罪同僚的事,谢超宗干过不止一次。
他做司徒主簿、丹阳丞期间,“以直言忤仆射刘康”,被降为通直常侍。
有意思的是,萧道成在他此后的仕途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彼时萧道成尚未称帝,以领军身份掌权,经常与谢超宗一起写文章,对他颇为欣赏。
卫将军袁粲听说了这件事,对萧道成评价谢超宗:“超宗开亮迥悟,善可与语”。
袁粲便把他取为长史、临淮太守。
后来袁粲起兵反对萧道成失败被杀,萧道成并未因谢超宗是袁粲旧部而加以排斥,反而任命他为义兴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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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明二年(478年),谢超宗因公事被免官。
他直接走到东府门前求见萧道成,那天风寒惨厉,萧道成对在座的人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这句话里有亲近,也有试探——萧道成想看看谢超宗此刻的姿态。
谢超宗坐下之后,“饮酒数瓯,辞气横出”,萧道成“对之甚欢”,当即任命他为骠骑谘议。
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受禅称帝,南齐建立。
谢超宗转任黄门郎。
有司奏请撰写郊庙歌辞,敕令司徒褚渊、侍中谢朏、散骑侍郎孔稚圭等十人共同创作。
最终结果是“超宗辞独见用”——十个人写的,只有谢超宗被采纳了。
这是他在南齐一朝才华最受认可的高光时刻,也是他日后得罪同僚的又一个注脚。
问题出在酒上。
某日在直省值班,谢超宗又醉了。
萧道成召见他,君臣之间谈到了北方事务。
这个话题在南朝是个敏感话题——自刘宋元嘉北伐失败以来,“北方”意味着北魏的持续压力和南朝的被动防守。
谢超宗在醉意中说出了一句话:“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之何”。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是:北魏南侵的威胁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就算佛祖出世,也拿它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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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成没有杀他。
但谢超宗被判定“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一个名义上辅佐皇孙萧长懋的闲职。
谢超宗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了一句牢骚话:“我今日政应为司驴”。
省司以此弹劾他“怨望”,免官,禁锢十年。
禁锢,意味着十年之内不得出仕。
这段禁锢岁月里,谢超宗并未收敛。
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途中阁道断裂,褚渊坠入水中;仆射王俭的牛受惊,王俭赤脚从车上跳下。
谢超宗拍手笑道:“落水三公,堕车仆射”。
这八个字很快传遍朝野。
褚渊出身阳翟褚氏,王俭出身琅琊王氏,两人都是当时最显赫的门阀。
谢超宗以陈郡谢氏子弟的身份嘲笑他们,既显出他才性中的讥诮刻薄,也折射出南朝门阀之间微妙的攀比关系。
建元四年(482年),齐高帝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即位,次年改元永明。
新帝即位后,谢超宗被起用,掌国史,除竟陵王萧子良的征北谘议参军,领记室。
萧子良是齐武帝萧赜的次子,竟陵王西邸的文学集团后来聚集了沈约、谢朓、王融、萧衍等八位文人,史称“竟陵八友”。
谢超宗入萧子良幕府,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史书说他“愈不得志”——掌国史也好,入竟陵王幕也好,他始终不满意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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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麻烦来自一桩婚事。
谢超宗为儿子娶了张敬儿的女儿为妻。
张敬儿是南齐开国功臣,南阳冠军人,宋末随萧道成起兵,在平定沈攸之的战役中率兵袭取江陵,立下大功。
南齐建立后,张敬儿官至车骑将军。
但萧赜即位后,对这位功高震主的武将日益疏远。
谢超宗与张敬儿结为亲家,在萧赜看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永明元年(483年),张敬儿被诛杀。
据《南齐书》记载,张敬儿之妻尚氏多次以梦境预言丈夫将有大富贵,这些梦话被传到了武帝耳中,引发了猜忌。
武帝在华林园设八关斋,朝臣皆在座,当场收押张敬儿,连同四个儿子一并处死。
张敬儿死后,谢超宗的反应是直接的。
他对丹阳尹李安民说了一句话:“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
韩信、彭越是汉初被刘邦诛杀的功臣。
谢超宗把这桩事直接比作刘邦杀功臣,话锋还直指李安民——“你打算怎么办?”
李安民将这番话原原本本上报给了武帝。
萧赜的积怒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命兼御史中丞袁彖上奏弹劾谢超宗,奏章中用了极重的措辞:“根性浮险,率情躁薄”,“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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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诏书随即下达,将谢超宗收付廷尉。
谢超宗“一宿发白皓首”——一夜之间,满头黑发尽白。
廷尉议罪,判流徙越州。
但在流放途中行至豫章时,武帝敕令豫章内史虞悰,命谢超宗在当地自尽,并特别注明“勿伤其形骸”。
史料留下的就是这样一条冷峻的记录。
至于为何强调保全尸身,后人有过种种揣测,但正史中没有任何解释。
谢超宗有子谢几卿。
父亲被赐死时,谢几卿尚年幼。
据《南史》记载,谢超宗被流徙越州途经新亭渚时,谢几卿不忍与父诀别,跳入江中,旁人立刻施救才没有溺死。
谢超宗死后,谢几卿服丧超过礼制。
服丧期满,他被召补为国子生。
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亲自主持策试,对国子祭酒王俭说:“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
王俭承旨发问,谢几卿“随事辨对,辞无滞者”,文惠太子大为赞赏。
事后王俭对人说了一句话:“谢超宗没有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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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谢超宗一生最后的回声。
祖父谢灵运死后,孝武帝见到谢超宗时说“恐灵运复出”;谢超宗死后,王俭见到谢几卿时说“超宗没有死”。
两代人,两句几乎同构的评语,中间隔着一个王朝的兴替和一个家族三十年的荣辱。
谢几卿后来入梁,官至治书侍御史,有文才,好酒任性,史书上说他“颇失志”。
陈郡谢氏的血脉还在延续,狂狷之气似乎也一并传了下去。
而谢超宗被赐死的永明元年,正是南齐由盛转衰的起点。
此后数十年间,齐梁易代,建康城的宫殿几度易主,豫章官道上再也没有人提起那个被押送的身影。
虞悰执行敕令的那一天,具体的日期正史没有记载。
只知道地点在豫章,季节大约在永明元年的秋天或冬天。
敕令的核心要求是“勿伤其形骸”——一句话把死亡的方式、尸身的完整,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谢超宗死时约五十三岁。
刑毕,虞悰上表复命。
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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