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北京一间会客室里，王光美与邓小平久别重逢。谈话间，她提到儿子刘源两年前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邓小平听完，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批示经过。那一笑背后，牵出的并不只是一个青年的求学经历，还有恢复高考初期一场关乎公平的制度变革。
1977年夏天，教育部准备重新研究高校招生问题。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的多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单纯负责行政事务的干部。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把话说得很直：“大家放开讲，什么意见都可以谈。”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知识分子有话难说，有才难展。如今面对这样的态度，参会者自然格外珍惜。
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起初一直在听。到了8月6日，他谈到高校招生中的突出问题：没有经过严格文化考核，便难以选出真正适合深造的人才。有些学生进了大学，基础却停留在中学甚至更低水平。
他说，招生不能只看出身和表现，必须有统一考试。停顿片刻后，查全性提出了最关键的建议：“恢复高考。”
会场很快热了起来。邓小平此前已经关注到高校招生问题，也曾明确表示，招生必须经过考试，即便是干部子女，也不能凭关系进入大学。查全性的发言，实际上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说了出来。
但难题也摆在面前。教育部此前已经形成了当年高校招生方案，文件刚报送国务院。如果推倒重来，时间还来得及吗？
邓小平转身询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还来得及吗？”刘西尧回答，若推迟开学，时间可以安排。邓小平随即说：“那就追回来，今年改。”
从查全性发言，到邓小平作出决定，前后大约只有20分钟。时间很短，分量却极重。它意味着高校招生将重新回到以文化考试选拔人才的轨道。
会后，教育部于8月13日重新召开全国高校招生会议。由于涉及范围广、调整事项多，会议持续了44天。招生条件、考试科目、录取办法，都需要重新斟酌，不能只凭一句口号完成。
邓小平审阅招生文件时，还特别注意到政治审查方面的条文。他认为条件不应繁琐到把正常求学者挡在门外，招生应重点考察政治历史、劳动表现、遵守纪律以及学习态度。文字上的删改，体现的是一种明确取向：把真正有能力、有志向的人选出来。
1977年冬季，全国约有570万人走进考场。考生中有工人、农民、教师，也有长期离开学校的青年。年龄差距很大，有人已经成家，有人还在车间当学徒，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套考试题。
刘源当时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学徒工，已经26岁。报名后，厂里以年龄问题退回了他的材料。招生文件并未设置这样的限制，他便给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也说明几名工友同样被退回。
信寄出时，他并不知道是否会有回音。后来，厂里通知刘源和另外9名超龄工友，可以参加考试。至于邓小平具体作了怎样的批示，刘源当时并不清楚，但这次机会改变了他的求学道路。
1979年，王光美向邓小平提起此事，邓小平没有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只报以微笑。那时的刘源已经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一名大学生。
公平还需要能够被看见。1978年3月6日，邓小平提出今后公布高考成绩，因为只有让考生知道分数，才能减少暗箱操作，堵住招生环节中的漏洞。成绩公开，既是对考生负责，也是对招生制度的约束。
恢复高考不是一次普通的招生调整。它重新确认了知识、能力和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位置，也让许多被耽搁多年的青年重新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1977年那个冬天，考场里的答题声，成为教育秩序重新建立的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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