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家闺女把搭伙的男人领回家住，婆婆还端茶

村口小卖部门口，老赵家闺女把搭伙的男人领回家住，婆婆还端茶，她男人瘫了3年，她42岁，夜里总说睡不着，整栋楼没人管，都装没看见

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快两年了，今天我就把它倒出来。倒完了你们爱骂就骂，爱议论就议论，反正这楼里上上下下几十户人家，当面都装没看见，背地里谁没嚼过几句。

我说的是我们村口小卖部后头那栋楼，四层，灰扑扑的，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楼道里堆着纸箱子和烂白菜帮子，一下雨就一股霉味。老赵家闺女叫赵红梅，今年42，住三楼东户。她男人叫孙建军，瘫了3年了，原先在镇上给人开货车，翻车压断了脊椎，从肚脐往下没了知觉。他们有个儿子，在县里念职高，半个月回来一趟。红梅在镇上的袜子厂上班，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挣3200块钱，有时候加班能到3600。

那男的是去年开春来的，姓周，叫周德利，比红梅大5岁，47，外地口音，说是安徽那边过来的，在镇上收废品，后来又在村口租了个小门脸修电动车。人长得不咋地，黑瘦，背有点驼，牙也黄，可嘴甜，见谁都递烟，见了老太太叫大娘，见了小孩摸脑袋。

头一回看见他进红梅家，是去年3月12号，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我家那口子过生日，我下楼买啤酒。天刚擦黑，楼道里没灯，我拿手机照着往下走，就看见红梅领着他上楼。红梅穿的还是厂里那身蓝工作服，袖子挽着，手里提着一兜子菜。周德利跟在后头，抱着一个纸箱子，箱子上头搁着一床旧棉被，用塑料绳捆着。俩人有说有笑的，红梅还回头说了一句：“你慢点，那箱子沉。”我当时站在二楼半的拐角，他们没看见我。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退回屋里，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我家老刘问我咋了，我说没啥，喝啤酒喝多了。其实我在想，红梅这是要把人领回家住？她婆婆还在呢，就住楼下二楼西户，80岁的人了，耳朵背，眼睛还行，天天坐在小卖部门口晒太阳。这事儿她能答应？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下楼扔垃圾，路过二楼，就听见红梅家婆婆那屋里有说话声。老太太姓王，叫王秀兰，我进去借个由头，说我家酱油没了，借一勺。老太太给我舀酱油的时候，我就问了：“婶子，昨儿晚上红梅家来客了？”老太太手都没停，说：“啊，小周，修车的，来家里吃顿饭。”我说：“哦，住下了？”老太太把酱油递给我，说：“住下了，客房空着也是空着，一月给300块钱呢。”

她那个语气，就跟说今天白菜两毛一斤一样。

我拿着酱油回家，心里翻腾得厉害。300块钱。客房。她说得轻巧，可我在这栋楼住了22年，谁家啥情况我不知道？红梅家那套房子，两室一厅，50多平，建军瘫了以后就睡客厅那张行军床，儿子回来就跟他挤一屋。哪来的客房？不就是把阳台封起来那个小隔间吗？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放了一张折叠床，以前堆杂物用的。周德利就住那儿。

建军呢？建军睡哪儿？后来我才知道，建军挪到儿子那屋去了，儿子不在家，他就睡儿子的床。那床1米2宽，他翻身都翻不了，可他不吭声。

我头一回觉得不对劲，是去年4月的事。那天后半夜，大概2点多，我起来上厕所，听见楼上有动静。我们这楼不隔音，楼上走路重一点我都听得见。我听见红梅家的门响了一下，然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进了厨房，又进了客厅。后来有说话声，压得很低，听不清说啥，就听见红梅笑了一声。那笑声不大，可半夜里，在那么静的楼道里，我听得真真的。我站在厕所门口，尿都憋回去了，听了有五六分钟，才听见他们各回各屋。建军那屋的灯一直是黑的。

第二天我看见建军，他坐在轮椅上，在楼道口晒太阳。我推着自行车路过，跟他打招呼：“建军，今儿天好。”他抬头看我一眼，说：“嗯，好。”我又说：“红梅上班去了？”他说：“走了。”就再没话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开货车的时候，见谁都聊，嗓门大得很。现在整个人缩了，眼窝陷下去，腮帮子也塌了，才46的人，看着像60。

我那时候就想，他知不知道？他肯定知道。他夜里就睡在隔壁，那墙薄得跟纸一样，他能听不见？可他啥也不说。

这事儿在楼里传开，是从5月开始的。那天张婶在楼下择菜，看见红梅跟周德利一块儿回来，周德利手里提着个西瓜，红梅给他擦汗，拿的是自己的袖子。张婶后来跟我说：“你没看见，那擦汗的架势，就跟两口子一样。”张婶住一楼，家里养了条狗，天天在门口坐着，啥都看得见。

张婶还说，周德利给建军买过一条烟。建军不抽烟，可周德利还是买了，放在建军床头。建军不要，周德利说：“哥，你拿着，闷了抽一根。”建军说：“我不闷。”周德利就把烟搁那儿了，后来那烟一直没拆封，在窗台上放着，盒子都晒褪色了。

到了夏天，事儿更明显了。周德利在村口修车铺，中午回来吃饭，红梅给他留饭，放在锅里温着。有时候红梅上白班，中午不回来，周德利就自己上楼，拿钥匙开门。钥匙，红梅给他的。建军的轮椅在门口放着，挡了道，周德利就把它挪开，挪的时候也不说话，建军也不说话，俩大男人就在那1米宽的过道里错身，谁也不看谁。

我问过红梅一回。那是8月份，热得人发昏，我在小卖部门口碰见她买冰棍。我装作随口说的：“红梅，你家那修车的住挺长时间了吧？”她撕开冰棍纸，说：“嗯，快半年了。”我说：“建军还好吧？”她咬了一口冰棍，说：“就那样。”顿了顿又说：“婶子，你不知道，我夜里总睡不着，整宿整宿睡不着。建军那屋有点动静我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说：“那你得去医院看看。”她说：“看啥呀，就是累的。”然后她就走了，冰棍吃了一半，化了一半，滴在地上，招了一群蚂蚁。

她跟我说睡不着。后来楼里人都知道她睡不着。她在小卖部门口说过好几回，说夜里睡不着，得有人说话。可谁接她这话？没人接。大家都装没听见。

9月，儿子回来了。儿子叫孙浩，17了，瘦高个，跟他爸年轻时一样。那天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他拎着个书包，低着头往上走，走到三楼，门开了，周德利探出头来，说：“浩浩回来了？”孙浩没吭声，侧身进去了。门关上，我听见里头有摔东西的声音，不大，就一声，像书包扔地上的声音。

后来孙浩再没回来过。红梅说他在学校补课，忙。可张婶说，她在镇上看见孙浩了，跟他同学在网吧门口，没回家。

10月的时候，出了一件事。那天晚上10点多，我听见楼上吵起来了。是建军的声音，他喊了一句：“你还要不要脸！”嗓子都劈了。红梅也喊：“我怎么不要脸了？我伺候你3年，我伺候你还不够？”然后就听见东西摔了，哗啦一声，像是碗。再后来就是哭声，红梅哭，建军也哭，一个比一个声大。周德利那天没在，他回安徽老家了，说是给他妈上坟。

我躺在床上，听着楼上的动静，心里堵得慌。我家老刘翻了个身，说：“别听了，睡吧。”我说：“你说这事儿……”老刘说：“少管。”就再没话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道里看见红梅。她眼睛肿得跟桃似的，提着一袋碎碗碴子下楼去扔。我跟她走了个对脸，她没看我，我也没说话。

周德利回来是10月底。那天他提了两箱牛奶，一箱给红梅婆婆，一箱给建军。建军那箱，他没拿进去，放在门口，说：“哥，你补补身子。”建军在屋里说：“拿走。”周德利说：“哥……”建军说：“我让你拿走。”周德利就把牛奶提走了，提回自己那屋。后来那箱牛奶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过年的时候我见他拿出来看了一回，还没拆封，生产日期是10月15号。

到了冬天，事儿更藏不住了。红梅给周德利织了件毛衣，深灰色的，周德利天天穿着，逢人就说：“红梅织的，暖和。”红梅婆婆呢，天天在小卖部门口坐着，有人问她：“婶子，你家那修车的还没走？”老太太说：“走啥呀，人家交着钱呢。”人家说：“交多少钱？”老太太说：“300，管吃管住，上哪找这好事去。”

有人把这话学给建军听。建军在轮椅上坐着，看着小卖部门口那群晒太阳的老太太，看了半天，说：“我妈糊涂了。”

腊月里，周德利没回安徽。红梅说，他家里没人了，他妈上完坟就没事了。年三十那天，红梅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她先给婆婆端了一碗，又给建军端了一碗，最后跟周德利在厨房吃。我在楼道里闻见饺子味，也闻见他们说话的声音。红梅说：“你多吃点。”周德利说：“你也吃。”建军那屋的灯亮着，电视开着，声音很大，放的春晚。

正月十五，周德利给建军买了个轮椅垫，说是记忆棉的，建军老坐着，屁股上容易长褥疮。他把垫子放在建军床边，建军看了一眼，说：“多少钱？”周德利说：“没多少钱。”建军说：“我问你多少钱。”周德利说：“80。”建军从枕头底下摸出100块钱，说：“找你20。”周德利没接，建军就把钱扔在地上。周德利捡起来，又把垫子拿走了。后来那垫子在红梅屋里放着，红梅坐，周德利也坐。

开春的时候，红梅婆婆摔了一跤，胯骨裂了，送医院。红梅上班，没空伺候，周德利去的。他在医院待了5天，端屎端尿，给老太太擦身子，护士都以为他是儿子。建军呢？建军去不了。他连楼都下不去，那个轮椅太沉了，没人抬。他在屋里待了5天，没人给他做饭，红梅给他留了挂面和鸡蛋，他自己煮着吃。我听见他在屋里喊：“水开了！”没人应。后来他自己推着轮椅去关火，胳膊烫了个泡。

红梅婆婆出院以后，逢人就说周德利好。“小周比亲儿子还亲。”她说这话的时候，建军就在旁边，坐在轮椅上，看着远处的树，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事儿就那样了。周德利还在那住着，修车铺还开着，红梅还上班，建军还在那屋里。楼里人都不说啥了，见面还打招呼，红梅还叫张婶，张婶还应。只是没人再问建军好不好，也没人再说红梅睡不着的事。

可我知道，事情没完。

上个月，4月18号，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又听见楼上有动静。这回不是说话声，是红梅在哭。哭得不大，抽抽搭搭的，一边哭一边说：“我受不了了，我真受不了了。”周德利说：“那你说咋办？”红梅说：“我不知道。”周德利说：“要不……咱走吧？”红梅没说话，哭了半天，说：“走了建军咋办？”周德利说：“他儿子呢？”红梅说：“儿子不管。”周德利说：“那咱管一辈子？”红梅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就再没声了。

我站在厕所门口，站到腿都麻了，才回屋。

第二天，我在楼下碰见建军。他自己推着轮椅，在楼底下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我走过去，说：“建军，我推你走走吧。”他说：“不用。”我说：“你……有事就说。”他停下来，看着我，说：“婶子，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

我嘴张了张，啥也没说出来。

他说：“我不怪红梅，真的。她伺候我3年，够意思了。可她把人领家里来，我受不了。我不是受不了她有别人，我是受不了天天看着。那墙，那墙太薄了，我啥都听得见。”

他说完就推着轮椅走了，轮子在地上咯吱咯吱响。

我站在那，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

前天，5月6号，孙浩回来了。这回没背书包，提了个蛇皮袋子。他上楼，进了屋，待了不到20分钟就下来了。下来的时候眼睛红着，在楼道口碰见我，叫了声：“奶奶。”我说：“浩浩，你咋了？”他说：“没事。”就走了。

后来我听张婶说，孙浩是回来拿东西的，他要去南方打工，不上学了。他跟他妈说：“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别管我。”红梅给了他一沓钱，他没要，说：“留着给我爸看病吧。”就走了。

今天晚上，我写这些的时候，楼上有动静。建军那屋的灯亮着，红梅那屋的灯也亮着，周德利那屋的灯灭了。我听见建军在喊：“红梅——”红梅说：“干啥？”建军说：“你过来。”红梅过去了，我听见她进了那屋。建军说：“你把那垫子给我拿过来。”红梅说：“哪个垫子？”建军说：“周德利买的那个。”红梅没说话，过了一会，我听见脚步声，开门声，关门声。

后来灯灭了。

我坐在这，听着楼上的静，心里翻翻腾腾的。我想起3年前，建军刚瘫的时候，红梅推着他去医院，在医院门口摔了一跤，膝盖破了，血顺着腿往下淌，她也不管，先看建军有没有事。那时候她哭着跟我说：“婶子，只要他活着就行，活着就行。”

现在建军活着，红梅也活着。可这日子，过成了这样。

周德利还在修车。红梅还在上班。建军还在那屋里。婆婆还是那句话：“交着钱呢。”

这楼里，谁也不管。都装没看见。

可我都看见了。我天天看见。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着楼上的动静，听他们开门、关门、走路、说话。我听见建军有时候半夜咳嗽，一咳就是半个钟头。我听见红梅有时候半夜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得我头都晕了。我听见周德利有时候在阳台上打电话，跟老家的人说：“这边挺好的，放心吧。”

啥叫挺好的？

建军前两天跟我说：“婶子，你写东西，你把我的事儿写写吧。我不怕丢人。我就是想让人知道，这日子，是这么过的。”

我说：“我写。”

他说：“你写完了，给我看看。”

我说：“行。”

可我没给他看。我不知道咋给他看。

我就想问问你们——要是你们摊上这种事，你们咋办？是让红梅走，还是让她留？是让周德利滚，还是让他待着？建军呢？建军咋办？他那句“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到现在都答不上来。

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