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4年，江苏，负责厘金事务的官员把鸦片列入征收范围时，手里拿的不是禁烟告示，而是一张税目清单。这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朝廷并非不知道鸦片有害，而是在财政窘迫与外力压迫之下，试图用收税代替禁绝。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对鸦片的态度迅速发生变化。1842年，清廷与英国议和时，曾表示只约束中国人的吸食，并未明确要求外国停止输入。次年，耆英在广州谈判通商章程，也表达了类似立场。
话说得很明白。管本国百姓，至于洋商运来什么，便尽量不去触碰。这样的安排，看似保住了体面，实际却等于留下了缺口。外国商人继续贩运，沿海口岸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烟馆也随之蔓延。
更棘手的是，清政府很快发现，鸦片不只是社会祸害，还是一笔来钱很快的税源。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军费、赈灾和地方防务处处需要银两，厘金制度由此扩张。商货经过关卡便要缴纳厘金，鸦片则因利润丰厚，成为各地争相征收的特殊货物。
“既然禁不住，不如收些税。”这类想法，正是“以征为禁”的起点。表面上，税负提高能够抬高鸦片价格，减少吸食者；实际上，地方官府有了稳定收入，便很难真正下决心斩断这条财路。
1854年，江苏开始以鸦片厘金的形式征税，随后沿海各地相继效仿。禁令还在，税册也在；告示写着严禁，关卡却照常收钱。制度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一面，鸦片既被说成祸害，又被当作可以管理的商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矛盾被条约固定下来。1858年《天津条约》及其后续章程，使鸦片以“洋药”名义纳税输入。到了1860年相关条约确认后，外国鸦片贸易获得了更便利的法律外衣。名称变了，性质却没有变，受损的仍是普通百姓。
英国商人并不希望清政府把税收定得过高。原因不是关心中国人的身体，而是税太重会抬高价格，影响销售。双方围绕税额反复交涉，直到1885年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每百斤鸦片缴纳三十两海关正税，另缴不超过八十两厘金，手续才相对固定下来。
这项安排对贩运者十分有利。税额明确，通关方便，经营风险反而下降。主持海关事务的赫德等人，把制度化征税视为海关管理成果，却很少有人认真计算它给乡村和家庭带来的损失。
洋药之外，土产鸦片扩张得更快。云南、贵州、四川原本就是传统种植区域，后来各地官府发现罂粟能够带来税收，种植范围迅速扩大。田野里的花朵并不只是景致，它们背后连接着地方财政、商人利润，也连接着成千上万人的身体损耗。
土烟价格低，运输近，更容易进入农村。地方政府对土烟征收“土药捐”，部分地区每百斤可收三四十两。到了清末，土药收入甚至成为地方财政难以割舍的一部分。禁烟一旦触及这笔银子，阻力便不再来自烟商，也来自握有征收权的官府。
有人曾对前来查禁的差役说：“这是纳过税的货，怎么还能算私烟？”差役无言以对。另一处乡镇，百姓只问了一句：“官府既然收钱，为何又说它有害？”这两句问话，恰好揭开了政策中的裂缝。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际社会对鸦片危害的认识逐渐加强，清政府也承受着舆论与外交压力。1906年，清廷提出逐步禁烟计划，并与英国商议减少印度鸦片输入，同时提高土烟税额，试图借重税压缩市场。
1909年2月1日，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多个国家派代表参加。清政府希望借此表明禁烟决心，国内不少省份也提出禁种、禁吸和减产方案。土烟税额一度提高到每百斤二百三十两，政策力度远胜从前。
可惜，税收形成的利益网络已经盘根错节，单靠加税无法立刻拆除。地方财政需要它，商人依赖它，部分官员也从中获利；而真正承担代价的，往往是没有议价能力的普通家庭。清廷提出八年逐步禁绝的目标，却还未等计划完成，王朝便在1911年走到了尽头。
“以征为禁”最大的失误，不只是方法不灵，更在于把本应彻底切断的祸源，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税目。当禁令与税票同时出现，政策便失去了明确边界；当官府一面斥责鸦片，一面依靠它补充财政，禁烟也就很难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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