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冬，长春城内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已经开始盘算退路。这个曾经熟悉地下组织、也熟悉东北街巷的人，手里握着权力，却没有安全感。
他很清楚，自己在长春做过什么。那些被捕的人、被迫转移的党员，以及因他的告密而遭受牵连的普通百姓，都可能成为日后追查他的线索。
项乃光早年并非国民党的嫡系人物。出生在东北的他，少年时期便接触学生运动，后来加入共产党。年纪不大时，他已经担任北平南区区委书记，在党内被视作颇有能力的年轻干部。
那时的项乃光，熟悉组织纪律，也能处理复杂关系。正因为如此，抗战期间他被安排从事统一战线和军队联络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方面沟通。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大量机密，也让他看到了权力和金钱的另一面。
1939年，一笔军饷改变了他的道路。国民党军官何基沣秘密筹集一万元法币，准备转交新四军。项乃光得知消息后，临时改变行程，带着身边同志抵达老河口，却借故离开，独自消失。
同伴察觉不对，立即向组织报告。项乃光也明白，私吞军饷之后，自己已经无法回头。于是，他躲进当地与军统有联系的旅社，写信说明身份，要求面见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负责人。
有人问他为何背叛，项乃光曾以“组织纪律限制个人发展”为由解释。这个说法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在金钱和自保面前，他选择了出卖。
他很快供出了多条联络线索。更严重的是，他把何基沣暗中支持新四军的情况也交了出去。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假，项乃光拿出了那笔军饷，并提供了相关细节。
何基沣的身份因此暴露。由于缺少直接证据，李宗仁一度没有立即定罪，但项乃光并不满足。他转而联系蒋介石方面，继续指控何基沣，同时添入对李宗仁不利的说法。
戴笠接手后，项乃光获得了新的靠山。一辆汽车、一份职位，便让这个叛变者更加卖力。此后，他不再只是提供情报，还参与策反和审讯，专门寻找地下党员的关系网络。
1942年，他奉命到安徽参与训练相关人员，研究如何渗透组织、瓦解意志。内战时期，他又被委以徐州方面的事务。那些经历，使他从一个告密者变成了职业特务。
1947年，项乃光出任保密局长春站站长，并获授少将军衔。长春成为他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他罪责最重的地方。对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的人，他往往不问确证，先抓捕，再审讯，许多人因此家破人散。
长春被解放军包围后，他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突围，他推动吉林师管区方面出兵，试图制造混乱。计划失败后，他没有留下承担责任，反而把同僚当作掩护，乔装逃离长春。
这次逃走，意味着他彻底离开了故乡。后来，他辗转到台湾，继续从事反共宣传，并以“熟悉共产党内部情况”的经历谋取地位。在一些场合，他把旧日情报包装成个人见闻，反复渲染，借此维持影响。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项乃光并未真正忘记长春。1992年，他托人向长春市委转达，希望能够回去看一看。长春方面给出的答复很克制：“欢迎来做客。”
这句话并非接纳旧人，而是点明了身份。故乡还在，街道还在，可当年那个背弃同志、伤害民众的人，早已只能作为一个外来访客被提起。遗憾的是，项乃光最终没有等到回长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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