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的基层治理,人口越多事务越杂,干部天天连轴转还顾不过来。可在潮汕文化腹地的HL片区,两万多人的苏姓族群散落在五个行政村,治理反而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行政投入不高,事务运转顺畅,很多公共事务不用政府出手,社会层面自己就能摆平。
这套延续了上千年的宗族体系,非但没有在现代化进程里消散,反而和基层治理深度嵌合,走出了一套极具地方特色的运行路径。
强宗大族的底色:十三姓归一成大姓
HL片区的苏姓族群,是当地强宗大族的典型样本。整个族群两万多人,都姓苏,分布在同一个自然村拆分出的五个行政村里,整体团结度很高。
当地口耳相传的历史里,五代时期这片区域共有十三个姓氏定居,漫长的融合进程里,最终苏姓一脉发展壮大,其余姓氏陆续迁出。当地人没有忘记这段历史,迁出姓氏的形象被做成神像,每年游神活动都会请出来巡游,成为族群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这片区域的宗族繁衍,形成了血缘与空间双向嵌套的格局。苏姓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繁衍,外姓很难融入进来。走在村里,宗族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同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内,连片的宗祠就有好几座,公厅更是数不胜数。
宗祠和公厅,功能各有侧重。宗祠是全族的荣耀象征,事业有成的族人回乡修建宗祠,是彰显身份与贡献的方式,也是对宗族精英的认可。公厅更偏向公共实用属性,分属不同的房头,是各家各户办红白喜事的场所。哪怕宗祠结构复杂、支系繁多,每个村民都清楚自己办事务该去哪个公厅,这是刻在生活里的认同单位。
把分散的房头、片区拧在一起的,是贯穿全年的仪式活动。当地人的迎神营老爷活动,是全片区的文化盛事。围绕迎神,各个片区之间形成有序的竞争,各个房头也有醒狮等赛事比拼。整个潮汕腹地,游神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各个片区错峰安排,能持续很长时间。再往下细分,各个房头、各个家庭,也有自己的祭拜仪式。不同层级的仪式,把不同规模的群体串联起来,形成了绵密的文化联结。
治理双轨:宗族与行政的深度嵌套
很多地方的宗族组织,在现代治理中要么逐渐弱化,要么和行政体系形成张力。这片区域的宗族却走出了另一条路:治理主体和基层行政体系深度嵌套,互相配合。
2010年前后,国家力量下沉基层,按照村干部筛选模式,一批有能力、有威望的村民进入村级组织。与此同时,对宗族事务的管理也在加强:退休的村干部在行政村或片区层面,担任宗族理事会的执行理事;各个村组的组长,本身就是各房头、各小组的代表人物。
举办仪式的时候,执行理事负责统筹调度,传统的老人头负责具体执行。行政体系的经验和宗族的传统威望,结合在了一起。
资金层面也有稳定的支撑。遍布各地乃至海外的苏姓华侨乡贤,形成了类似“董事会”的角色,为宗族事务提供资金捐赠。传统的宗族治理,就这样和现代行政体系形成了互补,而非对立。
资源共筹:仪式攒出来的公共资金
宗族事务的运转,不靠行政拨款,靠的是社会共筹的内生动力。
修建公厅、举办活动,大家都愿意出钱出力,因为认同这件事的价值。共同体的边界也在慢慢扩大,早年按房头修建的公厅,慢慢面向更多族人开放,甚至外迁的姓氏也可以出资参与建设,公共共同体的范围在延伸。
最大的公共资金来源,是每年的迎神活动。迎神捐喜钱,是家家户户都愿意参与的事,大家觉得捐了这份钱,能讨到福气。一个四百多人的自然村,每年收的喜钱就有三四万元。还有十年一轮的登轿活动,轮到的村子,最少也能收到十几万元的收入。
办仪式的开支通常只需要几万,剩下的资金就成了小组的公共积累,用来修路、修缮公共设施。这笔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公共事务,是基层基础设施很重要的资金补充。
围绕仪式活动,整个片区的经济往来和人际互动也被带动起来。迎神活动期间,大家互相帮衬、积极参与,表现得合群的人,生意上也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这套传统信仰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维系着血缘秩序和地方认同,让社会资本保持活跃。
党建引领:把传统力量转化为治理资源
国家力量的介入,没有打散宗族的结构,反而把潜在的治理风险,转化成了可利用的治理资源。
村干部的产生,本身就顺应了地方的民意基础。每年举办公共活动的过程,也是自然筛选的过程。行事不公、怀有私心的老人头或群体,慢慢会被大家排除出去。最终牵头办事的,大多是退休村干部、党员小组长这些经过党建体系历练的人。
村里的治理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早年是“小党委、大村委”的状态,这些年逐步转向“大党委”的格局,党员身份成为担任村干部的重要门槛。党建引导社会、引领治理的逻辑,在这片宗族社会里落地得非常顺畅。
这套宗族体系,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表面看是神明信仰、祖先崇拜,内核其实是家庭信仰。重视添丁、重视家庭再生产的观念,给地方社会提供了稳定的价值锚点。
当地彩礼水平不高,遵循三书六聘的传统,数额保持在几万块的合理区间。养老压力也不大,五个行政村只有一家民办养老院,一百张床位,很多老人宁愿居家养老,也不愿意去机构。就近城镇化、教育进城的节奏,也相对平缓。家庭整合、价值整合的逻辑,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深层的稳定支撑。
很多人提起宗族治理,总觉得是传统落后的产物,和现代治理格格不入。但在这片土地上,宗族社会和国家治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国家的规制引导,让宗族秩序纳入现代治理的框架;宗族的内生力量,又承接了大量公共事务,降低了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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