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力断崖式下降的明军，在投降清朝后为什么突然变强了？

网上流传一句话：“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哪里有银子，关外皇太极。”

这话很流行，也确实点出了明末士兵的生存困境，但里面也有不小的误解。

首先说明的是在入关以前，后金根本没有明朝那样按月发放的军饷制度。满洲八旗士兵实行兵农合一，平日靠旗地以及农奴耕种维持家用；打仗之后，再按军功瓜分人口、牲畜和金银。

对于投降过来的明军，后金更多是投降时一次性分给土地、房屋、奴仆作为安家之本，并不是每个月按时发薪。

从万历朝鲜之役结束的1598年，再到1644年清兵入关，前后不过四十六年。短短一代人的时间，这支曾经在万历三大征里打出声势的明军，辽东一线却接连出现兵变、大批官兵成建制投降。

这并不是简单一句“皇太极那边给钱多”就可以解释的，背后其实是两套军事财政逻辑的碰撞，明王朝的军事根基就在这几十年间一点点垮掉。

辽东原本靠卫所屯田制养活军队，军户守边同时耕种土地，尽量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到万历后期，局面已经大变。

铁岭、沈阳这些地方，原先的军屯土地大半被军官和地方豪强侵占。普通军户失去土地，要么逃亡，要么只能给别人种地糊口。卫所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朝廷只能大规模募兵，依靠白银发放军饷来维持前线部队。

想当年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尚且能够调动全国物力，南北兵马远征朝鲜，跟日军苦战七年最后取胜。

那时候国库消耗虽重，可整个国家的钱粮调度体系还能运转。

仅仅四十多年之后，同一套运转体系到了辽东就几乎陷于瘫痪。辽东边军的饷银从京师调拨出来，一路转运到关外，路上既有损耗，又要经过各级官员、将领的克扣，吃空饷更是家常便饭。

此时，欠饷，渐渐就成了关外士兵的常态。

天启七年的宁远兵变就是最触目惊心的例子。

关外十三营士兵整整四个月没有拿到粮饷，隆冬时节，不少士兵没有棉衣御寒，家里的妻儿忍饥挨饿。

被逼到绝境的士兵冲进巡抚衙门，把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扣押起来。士兵当众诉说长期被克扣粮饷的苦楚，局面完全失控。

毕自肃手上拿不出银子安抚士兵，又没有可供调遣的兵力，受辱之后只能自尽。其实在此之前，锦州、松山已经发生过小规模的哗变，只是草草镇压下去，隐患一直都埋在军队里面。

同一座军营里面，待遇分化也十分严重，这也是后世“满饷不可敌”说法的来由。

祖大寿、吴三桂这些辽东老牌将帅，私下养着不少家丁亲兵。

这部分亲信能够拿到足额军饷，盔甲战马都是最好的，打了仗还能分到缴获。

崇祯初年祖大寿手下三千关宁家丁，战力很强，守城野战当中多次击退八旗。可是同在军营里的普通士兵就完全是另一种处境，经常只能领到一半粮饷甚至干脆无饷，军械破旧，温饱都成问题。

同样一支部队，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普通士兵心里自然慢慢寒了下去。

欠饷积压下来，兵变之后便是逃亡与投降。

崇祯四年爆发的吴桥兵变——孔有德、耿仲明带着辽东兵马赶往大凌河前线支援，行军到山东吴桥，士兵缺粮，饥寒交迫之下只能就地劫掠。地方官的指责、上司的压迫，加上朝廷始终不理会士兵的困境，直接激起叛乱。叛军在山东转战劫掠一年有余，最后带着上万士兵，连同整套红衣大炮以及一批火器工匠渡海投降后金。

这次投降直接改变了辽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

在此之前后金攻坚一直很吃力，很难对付明军的坚城。孔有德他们带来的火炮与工匠，帮后金建起自己的重型火器部队。回望李如松时代出征朝鲜的辽东士卒，不过几十年光阴，同样出身辽东的士兵，如今却走上叛乱投敌的道路，前后对照，实在令人感慨。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后金自身的供养模式。

皇太极时期后金本身经济并不稳固，天灾接连不断，也时常闹饥荒，根本没有能力仿照明朝按月给军队发饷。

满洲旗丁平时耕种自己分得的土地，家中依靠农奴劳作；出征的时候马匹兵器大多还要自备。打仗打赢了就一起分俘获的财物人口；一旦战事不顺没有缴获，大家也就没有额外收入。

对待前来投降的明军，后金的做法是一次性安置加上战后军功分利，并不是按月发工资。

比如最早投降的李永芳，努尔哈赤赏赐给他住宅、良田和奴仆，全家免除徭役赋税。普通的降兵，则分配辽东的无主荒地安家。

皇太极上台之后，一改努尔哈赤后期对汉人的高压，推行分屯别居，一部分汉人不再隶属于贵族庄园，得以自立耕种。这对于饱经流离的辽东军民来说，无疑是一条出路。

祖大寿前后两次投降后金的经历，尤其能说明问题。

大凌河被围的时候，城内粮食吃光，最后杀马充饥，甚至出现人相食，明朝的救兵和粮饷迟迟不见踪影。走投无路之下，祖大寿第一次投降。后金没有加害手下的辽东士兵，还给他们分配土地安置。

之后祖大寿找机会逃回明军这边，可明朝这边的局面一点起色都没有，欠饷依旧，朝堂党争不断，赏罚混乱。

等到崇祯十五年锦州再遭围困，城内军心早已涣散，祖大寿只能再度投降，麾下数万辽东边军就此归入后金。

这些本土边军愿意改换阵营，并不是后金开出了更高的月俸。在明朝这边，士兵能不能活下去、立了功能不能得到奖赏，很大程度要看京城朝堂上的争斗，还要经受各级官吏的盘剥；流血作战之后依旧可能一无所有。投降后金之后，只要分到土地便可以安家；上阵打仗，军功对应的战利品直接落到自己手上，中间没有层层截留。对底层士兵而言，这是一种看得见的生存希望。

当然明朝的麻烦还不止军饷这一件事。

辽东前线始终摆脱不了朝堂党争的干扰，经略、巡抚、总兵互相拆台，政策反反复复。孙承宗、袁崇焕先后整顿辽东防务，刚刚初见成效，马上就遭到言官弹劾而去职。有功的将领遭到猜忌，战败之人未必受到惩处，整个军队的赏罚秩序已经坏掉。反观后金这边，军令相对统一，立功就可以升迁，这套机制自然更能调动士兵的作战意愿。不少辽兵投降之后战斗力变强，与其说是拿了高薪，不如说是摆脱了明朝内部无休止的内耗。

但也不能把后金这套体制理想化。依靠土地安置加上战争劫掠分红的模式，本身有很大弱点。它高度依赖对外扩张带来的战利品。一旦战事停滞，抢不到物资，马上就会爆发粮食危机。天聪九年的时候，后金境内粮食不足，不光满洲旗人，就连归附的汉兵同样面临衣食短缺。所谓皇太极手里银子源源不断，只是网络上形成的想象。

辽东边军不断哗变、投降，其实就是整个明朝系统性崩溃的缩影。仅仅四十六年，从远征朝鲜扬威海外，到山海关外边军纷纷倒向对手。明朝依靠全国赋税建立起来的白银募兵体系，看上去制度完备，其实十分脆弱。宗室藩王、江南士绅隐漏田地，国家税基越来越小；一边辽东打仗，一边内地流民四起，军费越滚越高。朝廷只能不断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赋税加重又逼得更多百姓造反，于是就落入一个恶性循环：国库空虚→边军欠饷→士兵哗变逃亡甚至投敌→敌方实力进一步壮大→朝廷再加税盘剥民间。

后金没有一套复杂的官僚薪饷体系，直接拿土地和战后收益绑定士兵的切身利益。在乱世当中，这种简单直接的分配方式，刚好抓住普通人最迫切的生存诉求。

明末辽东的溃败，根源不只是朝廷拿不出银子。一代人之前尚可远征异国，一代人之后守边将士纷纷叛离。当一个王朝连戍守前线士兵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时候，军心的离散，边防的崩塌，最终走向覆灭，也就很难避免了。

新旧两套军事财政体系的较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后来的明清易代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