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济南街头，一名日本医生推开药箱，走进一户发愁的中国人家。孩子高烧不退，家里却拿不出药钱。他看完病，只留下药方和药物，转身便走。此后，附近百姓逐渐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山医生”，穷人可以不花钱。
山崎宏出生于1908年11月，原籍日本冈山县，家中三代行医。他学习过汉方医学，也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成年后加入红十字会。按照家族安排，他本应留在日本继承医术，却被战争强行推向中国。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征召兵员。山崎宏后来回忆，当时许多家庭都必须交出一名男子，拒绝服役可能遭到严惩。于是，他进入日军第十师团赤柴联队，担任军医。这个选择并非出于作战意愿，他以为救治伤员，至少还能保住一些人的性命。
1937年8月中旬，他随部队在天津大沽登陆。真正令他受到冲击的，并不是陌生的土地，而是战争造成的惨状。9月，日军进攻马厂减河，中国守军依托河堤和工事顽强抵抗。日军多次强渡，伤亡不轻，河水与泥土混在一起，战地医院里不断送来重伤员。
山崎宏面对的，不只是枪炮造成的伤口。部队推进时，沿途村庄遭到破坏，平民也受到牵连。他曾向同事讲述，日军有时把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再焚烧房屋。作为医生，他原本应当救人，却发现自己正跟随一支给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军队。
这个矛盾越来越难以忍受。
1938年初的一个夜晚，山崎宏脱离部队。日军对逃兵惩罚严厉，一个不会说中国话、身无分文的日本人，独自在战乱中逃亡，几乎等于把性命交给了陌生人。他混进难民队伍，沿河北、河南一路向山东走，饿了便学着哑巴比划，向百姓讨一口饭。
有一次，他饿晕在农家门口。醒来时，人已经躺在炕上，农民夫妇给他饭吃，还准备了便装和干粮。山崎宏后来回忆，这些中国人自身也过得艰难，却没有把一个陌生的日本人赶出去。这份恩情，让他始终无法忘记。
抵达济南后，他隐瞒身份，在铁路部门做仓库看管员。那里有不少被强行征用的中国劳工，干着沉重活计，得到的食物却很少。山崎宏便私下拿出粮食分给他们。物资短缺被发现后，他遭到审讯和殴打，却没有供出那些劳工。
劳工们因此把他当作可以信任的人，后来还与他结拜。靠着这些朋友，他逐渐学会济南方言，也在中国有了真正的生活圈。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本侨民和士兵陆续被遣返，山崎宏却选择留下。他以红十字会成员的身份，继续在济南谋生行医。
起初，没有多少人愿意走进他的诊所。战争留下的伤痕太深，日本人的身份本身就足以让人警惕。直到邻居家的孩子高烧，他主动上门诊治，既不收钱，也没有多说话。孩子病情好转后，家长登门道谢，街坊这才慢慢改变看法。
1947年，39岁的山崎宏与一名28岁的山东妇女结婚。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对他的过去只知道一些片段：他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回国，却始终没有答案。1952年后，他的诊所并入联合诊所，工作地点转到较为偏远的地区，收入每月83.6元。
条件并不宽裕，他仍常替贫困患者垫付药费。有人劝他调往城里，他没有接受；同事获得更好岗位时，他也很少争取。对孩子的发烧、咳嗽、腹泻，他格外耐心，常常把中医经验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处理。十里八村的百姓，便这样一拨一拨找上门。
妻子始终没有放下疑问。1959年，她病重卧床，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才问道：“你是不是日本逃兵？”山崎宏沉默片刻，承认自己确实脱离过日军。妻子没有再追问，只把女儿托付给他。不久后，她因病去世，这个埋藏多年的秘密才真正被家人知道。
1976年，山崎宏回到日本探亲。亲属希望他留在故乡，还为他联系工作，可他只停留了二十多天，便返回济南。他对家人说：“我的家在中国，过去给这里的人带来过苦难，我还要做些补偿。”
此后，他又参与济南与日本和歌山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沟通。1983年，两地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山崎宏曾为此往返奔走。晚年，他仍在家中为患者诊病，贫困者照旧不收费。97岁时，他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相关手续办理多年后才获批准。
2010年12月，山崎宏因病去世，享年103岁。他的一生始于日本医者家庭，却被战争推入侵略军队；脱离军队后，又在中国百姓的接济与信任中度过余生。对他而言，行医不是洗去战争责任的凭证，而是一个曾经身处侵略机器之中的人，能够留下的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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