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在妇产科干了12年，今儿才敢讲，不少40多岁大姐来取环

俺在妇产科干了12年，今儿才敢讲，不少40多岁大姐来取环取环

我在妇产科干了十二年，今儿才敢讲，不少四十多岁的大姐来取环。

她们来的时候，大多是一个人。穿着朴素，面色疲惫，手里攥着病历本和一张挂号单，站在诊室门口探头探脑，声音压得很低：“大夫，我取环。”

我问她为什么取，答案千奇百怪。

有人说：“不舒服，腰疼，肚子疼，一来例假就疼得直不起腰。”有人说：“年纪到了，快绝经了，戴着没用了。”也有人说：“想生二胎，取了好备孕。”说这话的通常面色泛红，声音更小，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但更多的人，什么原因也不说，只是重复：“取了吧，不想戴了。”

给她们做检查的时候，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环。金属的、塑料的、带尾丝的、不带尾丝的，圆的、T形的、V形的，有的还嵌着铜片。有的环在体内待了五年，有的十年，有的十五年，最长的，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我算了算，那孩子怕是都上大学了。

上个月，来了个大姐，姓周，四十七岁。进门的时候脚步很轻，脱鞋上检查床的动作也轻，像是怕惊动什么。我让她放松，她应了一声，手却死死攥着检查床的边缘，指节发白。

“放多长时间了？”我问。

“十九年。”她说，声音平得很。

我“嗯”了一声，开始操作。窥器放进去，看到宫颈的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环还在，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它嵌在宫颈肌层里，像是生了根，尾丝早就看不见了，只露出一点点金属的弧边，跟组织长在了一起。

“周姐，”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你这个环嵌顿了，得去手术室取，门诊取不出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疼吗？”

“会打麻药，不疼。”

“我不是说取的时候。”她的声音忽然带了点颤，“我是说……它在我身体里长了快二十年，就这么拿出来，会不会……”

她没有说完，但我听懂了。十九年，这个环嵌进了她的身体，也嵌进了她的日子。她来取，是决定要跟某段生活告别了。但告别哪有不疼的，哪怕是跟一个异物告别。

我给她开了住院单，告诉她回去准备一下，等电话通知。她坐起来，整理好衣服，忽然问我：“大夫，你取过多少个环？”

我想了想，说：“记不清了，几千个总是有的。”

她笑了笑，那笑很淡，像冬天早上的雾：“几千个。那几千个女人，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取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身体里还装着个东西。”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翻着周姐的病史。十九年前放的环，那时候她二十八岁，刚生完女儿，按规定得上环。上环的记录里写着“顺产一胎，无特殊”。再往后翻，妇科门诊记录：三十一岁，阴道炎；三十四岁，宫颈糜烂；三十七岁，月经不调；四十一岁，子宫肌瘤……密密麻麻一长串，都是小毛病，每一次都在同一个医院看的。唯独没有记录，她什么时候开始腰疼的，什么时候开始月经量变大的，什么时候开始对夫妻生活提不起兴趣的。

这些东西，病历里不写。

第二天中午，来了个急诊。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被丈夫搀着，脸色煞白，满头是汗。说是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在家吃了止疼药也不见好。B超一做，盆腔积液，宫腔内可见节育器回声，位置下移。

我一边安排手术，一边问她病史。她说环放了十二年，最近老觉得小肚子坠得慌，想取，但一直没来。我问为什么没来，她看了丈夫一眼，没说话。

那个眼神我记得清楚。里面有委屈，有无奈，还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她早就想来了，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孩子上学了？家里农忙结束了？还是丈夫终于有空陪她来了？

手术很顺利，环取出来了，是个T形环，铜片已经发黑。术后她丈夫在病房守着她，端水递药，看起来是个老实人。她躺着挂水，眼睛望着天花板，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我生老二的时候，他在地里干活，没来得及去医院。”

她丈夫愣了一下，嘿嘿笑了两声，像是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又说：“那时候上环，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她丈夫站起来，说去买点吃的，走了。她偏过头看我，眼圈红了，说：“大夫，我不是怨他。就是……就是觉得这些年，好多事都是我一个人扛的。孩子是我带的，地是我种的，老人生病是我伺候的。他在外头打工，一年回来两趟。我有时候觉得，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男人，里里外外什么都能干。可一到医院这种地方，我又觉得，我还是个女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有泪滑下来，顺着脸颊落在枕头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我坐在她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四十多岁，来自乡镇或者城郊，皮肤粗糙，手上有茧，说话大嗓门，笑起来不管不顾，但躺在检查床上就忽然变得脆弱，像一层薄薄的壳被敲碎了，里面全是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委屈。

她们年轻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最紧的那些年，生完孩子就被动员上环。那时候没人跟她们说环有寿命，没人告诉她们到期要取，更没人告诉她们，这个小小的金属或塑料物件，会在身体里待上十几年，长进肉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又在某一天忽然提醒她们：你当年为了什么把它放进去，现在又为了什么想把它取出来。

有个姓刘的大姐，四十五岁，来取环的时候带了个小本子。她坐在诊室里，翻开本子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日子。我以为是月经周期，仔细一看，是她上环那天开始记的。

“我怕忘。”她说，声音很轻，“我怕忘了它在里面，也怕忘了它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她上环是2003年，孩子刚满六个月。那年非典，她丈夫在城里打工回不来，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的镇卫生院。本子上记着：3月12日，天气阴，放环，疼，出了很多血，孩子在家哭，婆婆看着。

再往后翻，每年都有一条记录。2004年，孩子会走路了。2007年，孩子上幼儿园。2010年，婆婆去世。2013年，盖了新房子。2016年，孩子上初中住校。2019年，丈夫不再出门打工，在镇上找了个活。2022年，孩子考上大学。

最后一条是今年三月写的：想去取环，又怕疼。想了半个月，还是来了。

她把本子合上，递给我看封皮。是个很旧的本子，塑料封皮已经发黄，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她说：“这是我丈夫在工地上捡的，拿回来给我记东西用。”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没有日期，只写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好像都在等。等孩子长大，等丈夫回家，等日子好起来。现在日子好了，我想把环取了。”

我把本子还给她，她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像放一件贵重的物品。

那天给她取环的时候，我发现环嵌顿得很厉害，需要宫腔镜手术。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能不能今天就做？我请了一天假，明天还要回去上班。”

我问她在哪里上班，她说在镇上的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两千八，全勤奖两百，不能请假。

我看着她，四十多岁的脸，被晒得黑红，眼角有细纹，手背上青筋凸起。她这一生，大概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小时候为父母活，嫁了人为丈夫活，有了孩子为孩子活，老了还要为孙子活。她身体里的那个环，是她唯一为自己做的决定——把它取出来。

手术安排在下午。她一个人来的，没有人陪。术后观察了两个小时，她就要走。我拦了一下，说再躺会儿，她说不用了，赶得上末班车就行。

临走的时候，她忽然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说：“大夫，谢谢你。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她走出诊室，背影瘦瘦小小的，消失在走廊尽头。我站在门口，忽然想起她本子上那句话：现在日子好了，我想把环取了。

对她来说，取环就是一个仪式。是她对过去那个唯唯诺诺的自己说再见的方式。

可更多的人，连这个仪式都完成不了。

有个大姐，来了三次，每次都走到诊室门口就折回去。第四次来的时候，终于坐下了，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大夫，我不是怕取环。我是怕取了环，就再也没理由来医院了。”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她一个人在家，种点地，养几只鸡。只有来医院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被人关心。护士会问她吃没吃饭，医生会让她注意休息。那些话，她一年到头听不到几次。

她说：“我知道这想法不对。可我有时候就想，身上有点小毛病也挺好的，至少有个由头，让人问问你怎么样了。”

我看着她，五十岁不到，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她这一辈子，大概从来没有被人好好爱过。她把那个环留在身体里，不是因为不想取，是因为那个环，成了她跟外界联系的唯一借口。

那天我陪她坐了半个多小时，听她说家里的事，说地里的庄稼，说邻居家的狗。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电梯口，她拉着我的手，说：“大夫，你人真好。”

我看着她走进电梯，门关上，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十二年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她们来的时候，带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故事长，有的故事短，有的故事讲得出来，有的故事只能烂在肚子里。取环对她们来说，不只是取一个避孕器具，更像是在取一段日子。那段日子里有青春，有生育，有疼痛，有隐忍，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

环取出来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有的人取完环，高高兴兴地走了，说要去城里帮儿子带孩子。有的人取完环，在观察室里坐了很久，走的时候说：“大夫，我是不是老了？”

我每次都回答：“没有，您还年轻着呢。”可我知道，她们心里的某个部分，确实跟着那个环一起，被取出来了。

今天下午，又来了一个大姐。她坐在我面前，五十出头，皮肤保养得不错，穿一件米色的开衫。她说要取环，放了二十三年。

我一边开检查单一边问：“为什么现在才来取？”

她笑了笑，说：“以前忙，没顾上。现在退休了，有空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这二十三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我知道，这二十三年里，有无数个日夜，她在忙孩子、忙丈夫、忙老人、忙工作。唯独没有忙过自己。

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环已经断在宫腔里了，分成两截。我告诉她需要手术，她点点头，说：“行，你安排吧。”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问我：“大夫，你说，我们这代人是不是挺傻的？”

我没回答。她也没等我回答，笑了笑就走了。

我坐在诊室里，看着门口发呆。窗外阳光正好，照在走廊的地砖上，明晃晃的。走廊里有孕妇挺着大肚子走过，有年轻姑娘拿着化验单低头看，有老太太扶着墙慢慢挪。

我想起周姐，想起刘大姐，想起那个说“怕没理由来医院”的大姐，想起今天这个说“我们这代人挺傻”的大姐。

她们来取环的时候，大多是一个人。她们默默地把身体里的环取出来，像默默地把一段日子收好，放进抽屉最深处。然后她们走出医院，走进菜市场、走进厨房、走进孙子孙女的校门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看见了。十二年了，我看见过太多。今儿才敢讲，不少四十多岁的大姐来取环，取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身体里，还装着一段忘了取出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