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被送往新疆劳改的重刑犯，刑满后选择各不相同，结局令人唏嘘

当年被送往新疆劳改的重刑犯，刑满后选择各不相同，结局令人唏嘘。

我叫周德厚，今年七十八了，住在新疆石河子下面一个团场。说“住”不太对，我在这儿待了快六十年了，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待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家在河南，可我回去已经认不得路了。我这一辈子，就搁在这片戈壁滩上了。

我是五八年来的。那会儿我刚二十一，在老家犯了事，具体什么事我不想细说，总之判了刑，发配到新疆。同批来的一百多号人，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又坐了三天的卡车，到了地方一看，全是戈壁滩，一棵树都没有，风一吹，沙子打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们住地窝子，挖个坑，上面搭些红柳枝和泥巴，就是住处。冬天冷到零下三四十度，夏天热到四十多度，干一天活下来，手上全是血泡。

同批来的人里，有杀过人的，有抢过东西的，有搞过破坏的，什么人都有。但进了这个地方，都一样。干活，吃饭，睡觉，再干活。我们修水渠，开荒地，种棉花，种麦子。把戈壁滩上的石头搬走，把土翻出来，把天山上的雪水引下来。头几年，累死了一批，病死了一批，还有几个跑了，跑进沙漠里，再没出来。

我熬下来了。为什么熬下来了，我也说不清。可能就是命硬。也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她叫刘桂花，是团场附近村里的，山东人，跟着家里来新疆支边的。她给工地上送水，我在地里干活，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她不嫌我，说我是个能干的人。我说我是劳改犯。她说劳改犯也是人。我说我可能一辈子出不去。她说那我等你。

后来我刑满了。那是六五年的事，我在新疆待了七年。刑满那天，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留下来，就是团场职工，有工资，有口粮，能分地，能安家。回老家，也可以，给你路费，你自己走。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外面的戈壁滩，想了很久。我想回老家，想我娘，想我爹。可我又想，我回去干什么。村里人知道我是劳改犯，我抬不起头。我爹娘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我回去，是给他们添麻烦。我留下来，至少能活着。能活着，还能跟桂花在一起。

我说，我留下来。

同批来的那些人，选择各不相同。有人跟我一样，留下来了。他们大多在团场安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慢慢把根扎下来了。有人回了老家，回了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有些人回去了又回来了，说老家待不下去，还是这边好。有些人走了以后就没消息了，不知道是死是活。有一个姓马的，跟我住一个地窝子的，他选了回家。走的那天我送他到路口，他说周哥，我回去了，等我安顿好了给你写信。我说好。他走了，再没来过信。后来有人说他在老家又犯了事，进去了。有人说他去了东北。有人说他死了。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还有一个姓刘的，跟我同名，也叫德厚。他刑满以后没走，也没留下来，他跑了。他往南跑，想跑到西藏去。跑出去三天，被牧民发现送回来了。关了一个月禁闭，出来以后老实了，后来在团场分了地，娶了个寡妇，生了两个儿子。前年走的，走的时候儿孙都在跟前。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德厚啊，我当年跑，是傻。跑什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留下来，好好干，比什么都强。我说你现在明白了。他说我早明白了，就是晚了点。

还有一个姓孙的，天津人，读过书，有文化。他刑满以后没留在团场，去了乌鲁木齐，在一个中学当了老师。后来平了反，回了天津。回去以后在教育局工作，当了处长。九十年代他回来过一趟，开着车，穿着西装，到团场来看我们。他站在当年的地窝子前面，看了半天，说老周，你们不容易。我说你也不容易。他说我比你们容易，我好歹回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后来他走了，再没来过。前年他儿子打电话来，说他走了，走的时候念叨着新疆，念叨着团场，念叨着我们这些老伙计。

还有一个人，我叫他老陈，四川人，个子矮矮的，不爱说话。他刑满以后哪儿也没去，就在团场干了一辈子。他后来当了连长，管着几百号人，干活不要命，对人也实在。他娶了个四川老乡，生了三个闺女。闺女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在乌鲁木齐，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北京。他退休以后，三个闺女抢着接他去住。他哪儿也没去，就在团场待着，种了一片菜地，养了几只鸡。我问他，你闺女接你去大城市，你咋不去。他说大城市有什么好，车多，人多，我住不惯。他说我在这待了四十多年了，这儿的土我都踩熟了。我走了，谁给我闺女们种菜。

前几年团场搞建设，地窝子都拆了，盖了楼房。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搬进了楼房。楼房有暖气，有自来水，有马桶。比地窝子强一百倍。可我们这些老家伙，有时候还会聚在一起，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聊以前的事。聊谁谁谁走了，谁谁谁还在。聊谁当年跑过，谁当年哭过，谁当年差点没熬过去。聊着聊着，有人叹气，有人笑。叹完了，笑完了，各回各家，各吃各饭。

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年。想起戈壁滩上的风，想起地窝子里的冷，想起桂花的笑，想起那些走了的和没走的。我们这一批人，从四面八方来，犯了事，被扔到这地方。然后各选各的路，各过各的日子。有人回去了，有人留下了。有人好了，有人没好。有人忘了，有人没忘。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说不清。都是命。命把你扔到哪儿，你就在哪儿活。活下来了，就是本事。活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我今年七十八了，桂花也七十六了。我们俩还住在那栋楼房里，三室一厅，宽敞。我每天早上去买菜，她在家里做饭。下午我推着她去广场上晒太阳，她腿脚不好了，走不远。我们坐在广场边上，看着那些年轻人跳舞，那些小孩跑来跑去。有时候有人过来问我们，大爷大妈你们是哪年来的。我说五八年。他们说哎呀，老革命啊。我说什么老革命，就是来的早。他们说那你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享福了。我说嗯，享福了。

享福了。这三个字，我年轻时候想都不敢想。那时候想的是，能活着就不错了。现在不光活着，还活得挺好。有楼房住，有退休金，有儿孙来看。桂花还在，我也还在。我们都还在。那些走了的，没等到这一天。老孙回去了，过上了好日子，可他走了。老陈留下了，闺女出息了，他也走了。老马不知道去了哪儿，也许早就没了。只有我们这些留下来的，还在。还在，就是福。别的，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