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开春,李芳的男人在工地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医药费全是借的。她挨家挨户敲门,最后站在我家院子里,手指绞着衣角,说:“大强,再借我两万,凑够十万,我给你打欠条。”
我蹲在门槛上抽烟,没吭声。同村住着,她家的事我知道——男人瘫了,两个孩子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地里活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前头那八万是给她男人做手术借的,这又两万,明摆着还不上。
可我还是点了头。乡里乡亲的,总不能看着她男人疼死在床上。
钱是分三次给的。头一回八万,第二回一万五,第三回五千。每回她都拿个小本子记上,歪歪扭扭写自己名字,说:“大强,这钱我一定还。”
我说:“先顾眼下吧。”
转眼过了两年。她男人能拄着拐走几步了,但重活干不了,家里家外还是靠她。我从来没催过债,可村里闲话多,有人背后说我跟李芳不清不楚,不然为啥不催账。我听见了,装没听见。
那年秋天,她突然来我家,拎着一篮子鸡蛋。坐下半天不说话,手指头把篮子沿都快抠破了。
“大强,钱我凑不齐。”她低着头,“但我能干活,我给你当老婆吧,顶那十万。”
我手里茶缸子差点掉地上。
“你胡说什么。”
“没胡说。”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跟他商量过了,他同意。离了婚,我带着小的过来,大的留给他。你一个人过日子也不是事,我啥活都能干。”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慌。她三十五六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手上全是裂口。说这话的时候嘴唇在抖,但眼神硬邦邦的,像是下了大决心。
“李芳,”我把茶缸放下,“钱的事不急,你先回去。”
“你嫌我?”
“我嫌你啥?我是嫌这事不对。”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背对着她,“你男人腿不好,但脑子没坏。你跟他离婚,他谁管?两个孩子你怎么分?这事传出去,你孩子在村里还抬得起头?”
她不说话了。过了很久,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那钱……”
“钱你慢慢还,一年还五百也行,十年还完也行。实在还不上,就当我没有过。”
她走了。鸡蛋留在桌上。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第三天,她男人拄着拐来了,一进门就要往下跪。我赶紧扶住。
“大强,你是好人。”他坐在板凳上,一条腿直挺挺伸着,“可这钱不还,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我说:“你先养好身体。”
“养不好了。”他摇头,“我来就是说这个——那十万,我们拿地抵。东洼那三亩水浇地,给你,咱两清。”
我愣住了。东洼那三亩地是他家最肥的地,每年打的粮食够全家吃半年。
“不行。”
“你听我说完。”他抓住我胳膊,手劲大得吓人,“地给你,但不是白给。你让我媳妇去你地里干活,你给她开工钱。一年开多少你定,开够十年,地再还给我们。这样她不是白给你当老婆,也不是白欠你钱。行不行?”
我看着他那张脸,瘦得颧骨老高,但眼睛亮堂堂的。
“行。”
第二天李芳就来上工了。我让她帮着收玉米,一天给八十。她干活不惜力,掰棒子比我快。歇晌的时候她坐在地头喝水,忽然说:“大强,你那会儿为啥不答应?”
我知道她问的啥。
“答应了,你就不是你了。”我说。
她愣了一会儿,笑了。那是我头一回见她笑。
后来每年开春,她男人都会来我家坐坐,说说地里种啥,说说孩子成绩。欠条还在我抽屉里,但谁也没再提过。
去年她大闺女考上师范,摆酒那天,她男人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大强,当年那十万,救了我一家四口的命。”
我说:“是你们自己熬过来的。”
李芳在灶台边炒菜,听见了,回头瞪她男人一眼:“少喝点。”
她男人嘿嘿笑,跟我说:“你看,她现在管我管得严。”
我端起酒杯,没说话。窗外月亮明晃晃的,照着她家新盖的厢房——去年用卖粮食的钱盖的。
钱还差四万。但已经不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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