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5月1日，北京天安门附近，毛泽东乘车经过街道时，忽然对身边的警卫人员张耀祠提出要求：“停车，我要去看看胡乔木。”
这句话来得突然。车队原本有明确路线，警卫工作也不能随意改变。张耀祠随即下车前往寻找，但因为敲错了房门，毛泽东最终没有见到胡乔木。事情看似短暂，却透露出一个细节：胡乔木离开工作岗位多年，毛泽东仍然惦记着这位曾经长期在身边工作的秘书。
那一年，毛泽东七十四岁，胡乔木五十五岁。两人之间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经历了延安岁月、抗战时期、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期合作。胡乔木的许多重要工作，都与毛泽东的信任和要求密切相连。
1941年，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同时承担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工作。此前，他主要从事青年工作和文字宣传，曾主持《中国青年》相关事务。毛泽东读过他的文章，对其文字能力颇为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才华，思路也比较清楚。
刚开始工作时，胡乔木并没有急于表现自己。毛泽东交给他的第一类任务，是整理文稿、校对文件。那时，《六大以来》正在编辑，材料数量很大，涉及党内重要文件，文字、时间和出处都不能马虎。
胡乔木做过编辑，基本功扎实。他逐字核对，反复推敲，逐渐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对一名秘书而言，这种信任不是靠客套话得来的，而是在一份份文件、一篇篇文章中积累起来的。
有一次，毛泽东把一篇社论的写作任务交给胡乔木，主题是分析苏德战争形势。胡乔木接到任务后，很快完成初稿。毛泽东看过后没有作大幅修改，便交付发表。胡乔木明白，毛泽东不轻易夸人，不改动本身就是认可。
延安时期，胡乔木还参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相关座谈会陆续举行，讲话内容经过整理和修改，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项工作并非简单记录，而是要把现场讲话转化为逻辑严密、便于传播的文字。
更具分量的任务，是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涉及党在此前重要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每个判断都需要慎重。胡乔木在已有材料基础上多次修改，把复杂的党史问题重新梳理，使文章层次更清楚、论述更集中。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段工作时，曾称赞胡乔木把许多人长期没有理清的头绪理顺了。这个评价，也解释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一称呼的由来。胡乔木的长处，不只是文笔流畅，更在于能够把政治判断、历史材料和宣传要求结合起来。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参与报刊宣传和文章撰写。1947年转战陕北时，他经常根据中央部署起草新闻稿和评论文章。1948年，他兼任新华社总编辑，承担大量审阅和组织工作。
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过：“靠乔木，有饭吃。”这句带有口语色彩的话，实际是对胡乔木文字和工作能力的肯定。胡乔木并不是只负责写文章，他还要处理文件、整理讲话、审阅新闻，并参与中央重要文稿的起草。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修改。1953年，宪法起草工作展开，胡乔木又参加相关工作。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逐渐出现问题。1950年，他因严重胃病住院并接受手术；后来神经衰弱反复发作，工作节奏不得不放慢。
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正在休养的胡乔木写信，劝他不要急于复职，要把休养时间放长一些，多读闲书，少管时事。信中还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不是一般的慰问，而是明确要求他把治病放在前面。
1964年，胡乔木途经上海时，曾接到毛泽东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见到他后，只叮嘱了一句：“多看看，少说话，多了解了解情况。”话不长，却符合两人相处的方式：少有铺陈，重在交代。
因此，1967年天安门附近那次突然停车，便不只是一次临时起意。毛泽东想见的，是多年并肩工作的老秘书，也是曾替他整理讲话、起草文件、处理宣传事务的人。遗憾的是，因警卫敲错房门，这次见面没有实现。
1971年，毛泽东谈及党史材料时，仍说胡乔木“有点东西”，并肯定他搜集、整理文件的能力。1976年毛泽东逝世，胡乔木受到很大影响。此后，他继续参与国家理论和文化建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务。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那辆驶过天安门的汽车，最终没有停在他的住处门前，但车中那句突然说出的“我要看胡乔木”，留在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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