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是小脉。
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矿山、冶炼厂、电力设施、工业园和港口之后,一个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东道国资源政策可能继续调整。
这种变化在印度尼西亚较为典型,在非洲部分资源国也能看到类似方向。不过,各国政策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有的是限制原矿出口,有的是增加本地加工要求,有的是调整采矿配额,还有的是提高本地企业参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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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政策与美国、欧洲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的政策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到,海外矿业投资除了矿石价格、能源和人工成本之外,政策、法律、外汇和本地化要求也在成为重要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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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镍矿、冶炼、电力、工业园和港口等环节进行了大量投资。印尼拥有丰富的镍资源,但早期国内深加工能力相对有限。
随着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进入,印尼镍矿开采、冶炼以及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发展。2020年,印尼实施镍矿石出口禁令,希望推动更多矿石在国内加工。此后,印尼镍冶炼能力快速扩张。
路透社2026年9月报道显示,印尼当时已经占全球镍产量60%以上。2026年,印尼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镍矿生产配额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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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家通讯社ANTARA援引能源矿产资源部数据报道,2026年全国镍矿生产配额控制在约2.5亿至2.6亿吨,而2025年RKAB批准量约为3.79亿吨。
需要说明的是,生产配额在年度内仍可能根据审批情况进行调整,因此配额数字不能直接等同于最终实际产量。
路透社还报道,印尼国内镍加工设施的矿石需求约为3.15亿吨。这意味着,在配额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部分冶炼企业可能面临原料供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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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矿石供应,印尼也加强了对自然资源出口收入的管理。印尼政府2025年发布PP 8/2025。
根据印尼政府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公布的信息,矿业(油气除外)、种植业、林业和渔业符合规定的自然资源出口收入,需要100%进入印尼金融体系并按规定留存12个月。
出口商仍可以按照规定将资金兑换成印尼盾,并用于政府义务、进口货物及服务、外币贷款偿还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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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准确的说法不是“资金不能使用”,而是相关企业的跨境资金安排和现金管理受到更多约束。
从印尼政府公开表态来看,这些政策的重要目标包括增加国内资金循环、提高外汇储备、稳定汇率,以及推动资源在国内形成更多加工和经济活动。
对于已经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而言,需要关注的问题则是:如果采矿配额、外汇管理、税费或者本地化政策继续变化,原有项目的财务测算也需要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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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政策方向也出现在部分非洲资源国,不过各国措施存在明显差异,并不存在统一政策。2026年2月,津巴布韦暂停原矿和锂精矿出口。
路透社报道称,这项措施还涉及部分已经进入运输环节的货物。津巴布韦政府表示,政策目的包括减少出口管理漏洞,并推动更多矿产在国内加工。这一政策会影响在当地经营的多家矿业企业,其中包括多家中国公司。
浙江华友钴业在津巴布韦建设了投资约4亿美元的硫酸锂加工设施。路透社2026年4月报道,该设施已经开始出口硫酸锂。中矿资源也曾公布约5亿美元的进一步加工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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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路透社2026年4月报道,加纳矿产委员会要求Newmont、AngloGold Ashanti和紫金矿业等企业进一步将部分采矿业务交给符合本地化规定的承包商。
相关规则要求露天采矿承包企业由加纳资本持有,地下采矿承包企业则需要达到规定的本地持股比例,其中相关规定为至少50%。刚果(金)也加强了关键矿产出口管理。
国际能源署资料显示,刚果(金)在2025年将钴出口限制调整为配额制度,2026年继续实施。2026年,路透社还报道,刚果(金)发布了针对铜精矿和钴精矿的出口限制措施,政策方向包括增加国内加工和资源价值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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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说明,部分资源国正在寻求从单纯出口矿石,转向在本国发展加工产业、就业、本地供应链和相关税收。
但需要避免把这些国家描述成采取统一行动。津巴布韦侧重出口限制,加纳侧重本地承包和持股要求,刚果(金)同时使用出口限制和配额工具,印尼则结合出口政策、生产配额和外汇管理。它们的政策背景、产业条件和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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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正在通过政策、融资和产业项目提高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
合作范围覆盖采矿、加工、精炼以及回收环节。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也明确提出提高欧盟自身的开采、加工和回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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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盟委员会公布的目标,到2030年,欧盟战略原材料年需求中,至少10%由欧盟境内开采,40%由欧盟境内加工,25%来自回收;同时,在相关加工环节,对单一第三国的供应依赖原则上不应超过年度需求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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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显示,关键矿产竞争并不只发生在矿山环节,加工和精炼能力同样重要。
国际能源署《全球关键矿产展望2025》对20种能源及多行业战略矿产进行分析,其中19种矿产的主要精炼国是中国,中国在这些矿产精炼环节的平均市场份额约为70%。
这里需要注意数据出处。“20种矿产中19种、平均约70%”这一组数据来自IEA 2025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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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在2026年的报告中继续指出,关键矿产精炼供应集中度处于较高水平,并表示2025年主要精炼供应国的平均市场份额约为70%;
镍的主要精炼供应国是印尼,而多种其他关键能源矿产的主要供应国是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集中度更为突出。
IEA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约占全球磁性稀土精炼产量的91%,烧结永磁体产量约占94%。这说明,中国在部分关键矿产加工和材料制造环节具有较大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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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势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无法建立新的供应链。IEA同时指出,美国、马来西亚等地正在增加部分稀土加工能力,多国也在通过政策和投资推进供应链多元化。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资源国提高本地加工、本地采购、外汇留存以及资源管理要求,并不意味着海外矿业投资失去了价值。
更现实的变化是,海外项目的成本评估需要增加更多变量。过去企业可能重点计算矿石品位、能源成本、人工、运输和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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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项目评估还需要更加系统地考虑采矿配额、本地化比例、外汇制度、税费变化、出口政策以及法律争议处理机制。首先,大型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更加重视国家和地区风险分散。
如果一个项目需要长期运营才能收回投资,政策稳定性和监管可预期性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矿石价格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项目综合成本较低。
企业需要更加重视技术和产业链安排。资源国希望发展加工产业具有自身经济逻辑,中国企业也需要根据项目条件决定哪些生产环节适合在当地建设,哪些技术、设备和服务能力需要通过长期合作保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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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合同和融资结构需要考虑政策变化。税费、出口限制、外汇管理、许可制度以及股权和本地化要求发生调整时,企业需要通过合同安排、争议解决机制、政治风险保险和多元融资等方式降低损失。
此外,中国国内资源开发、回收体系、战略储备以及进口来源多元化,也与供应链稳定有关。海外资源和国内资源并不是相互替代的简单关系,而是供应链安全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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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印尼、津巴布韦、加纳、刚果(金)、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可以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变化:资源国希望增加本地加工和经济收益,主要消费国希望提高供应链韧性和来源多元化,中国则拥有较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并继续参与海外资源开发。
因此,关键矿产竞争已经不只是围绕矿山所有权展开。资源在哪里、加工能力在哪里、技术和设备由谁提供、融资由谁支持、产品进入哪些市场,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一条矿产供应链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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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海外投资除了工程建设和成本控制,也需要提高对政策、法律、金融和供应链风险的评估能力。
与其把资源国政策变化简单理解为“针对中国”或者“合作关系发生逆转”,更稳妥的判断是:随着关键矿产战略价值上升,资源国、主要消费国和产业链企业都在调整自身政策和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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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海外矿业合作仍然存在机会,但项目可行性不能只建立在矿产资源本身之上。
政策稳定性、合同安排、技术能力、融资结构、市场渠道以及供应链协同,正在成为海外资源项目能否长期运行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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