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宴席上的一坛毒酒，将南京老万全酒家推入深渊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6月10日。一个叫詹长麟的年轻人，在南京中华路的老字号——老万全酒家买走了四坛绍兴老陈酒。买酒的人面色平静，卖酒的人习以为常。谁也没有想到，这四坛酒将在几个小时之后，把这家酒家推向一场震惊中外的风暴中心。

一张开业广告

要讲这个故事，得从老万全开业那天说起。

民国初年，南京府东街——今天的中华路北段，章姓老板挂出了“老万全酒家”的招牌。开业那天，想必也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向全城宣告：本号精制绍兴老酒，兼营京苏大菜，择吉开张，欢迎惠顾。

这类广告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但在当年的南京，老万全的名号绝非等闲。绍兴黄酒自古有“服之万全”之说，《黄帝内经·素问》里讲，以黍为原料的黄酒“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以此酿酒，饮之“万全”。章老板用“万全”二字做字号，既是对酒质的承诺，也是一块金字招牌。

而这块招牌，确实撑起了一个餐饮巨头。府东街是总店，利涉桥、花牌楼——今太平路、新街口、水西门，分号遍地开花。下关二马路有万全楼菜馆，篾街有老万全茶馆，米行大街南端有老万全茶社。在民国的南京城，“老万全”三个字不只是一家店，而是一个横跨全城的餐饮网络。

酒家的黄金年代

老万全最引以为傲的，是它的酒。酒家特制了贴着自己商标的方酒瓶，专门经营绍兴酒，兼营洋河高粱酒。更难得的是它的藏酒——历史最悠久的绍兴老陈酒可达三四十年，这样的年份陈酒，即便在绍兴本地也极难寻到。当时南京人走亲访友、请人办事，拎上两瓶贴着“老万全”商标的绍兴酒，便是最体面的礼物。

酒好，菜也好。老万全的京苏大菜在夫子庙一带声名远播，与六华春、金陵春等齐名。头牌菜“素鱼翅”，用上等龙口粉丝、虾茸、鸡脯、蛋清精制而成，以素仿荤，鲜味逼真。芦姜鸡脯、炖生敲、熏白鱼，也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菜。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出了名的美食家，却被老万全的素鱼翅征服，成了店里的常客。

1936年2月的一个晚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老万全设宴，邀周汉章等一众友人晚膳，席间谈笑风生。那大概是老万全最好的时光：酒香、菜美、宾朋满座，秦淮河的水映着灯火，一切都还来得及。

1940年6月10日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铁蹄踏碎了这座古城的安宁。老万全的酒还在卖，但喝酒的人变了。

1940年6月，日本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伪头目。詹长麟，表面上是在领事馆工作了五年的“老实”仆役，实际上是军统潜伏的特情人员。他接到指令：在酒会上下毒。

6月9日，詹长麟到老万全酒店买回四坛绍兴老陈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从坛中灌入酒瓶。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聚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席间谁都不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生离死别就在眼前。

酒会开始前几分钟，詹长麟偷偷将毒粉倒入酒瓶，捧着毒酒走到桌边，按顺序一一斟满酒杯。总领事花轮义敬首先举杯一饮而尽。詹长麟见毒酒已被喝下，急忙脱掉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领事馆。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迅速出城，赶到燕子矶江边，被等候的特工送到江北。

十多分钟后，酒会上有人大叫：“不好，酒里有毒！”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两人当晚死去，其余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最终两名死者身份确认：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玉吉和船山巳之作。

老万全的至暗时刻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老万全酒家。

酒会上的黄酒全部来自这家酒店，酒家的掌柜章桂生和配酒师、账房被迅速抓捕，日本宪兵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希望他们说出到底是谁在酒里投了毒。章桂生哪里知道什么投毒？他只是一个卖酒的商人，卖了一辈子酒，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酒会变成杀人的武器。

宪兵队将老万全酒家包围起来，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一无所获。在长时间排查之后，日本人发现领事馆里两个中国仆役——詹长麟和他的哥哥詹长炳——在案发后双双失踪。日伪宪警赶到詹家时，发现人去楼空，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全家进行通缉。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一千多人次，在全城进行拉网式搜捕，始终一无所获。詹氏兄弟和家人先是在江北六合乡村躲避，后转移到农村隐姓埋名，直到抗战胜利。

而老万全的章桂生和伙计们，在经受严刑拷打之后，最终被排除了“作案”嫌疑，放了回来。但他们身心所受的创伤，以及这家酒家此后在日伪统治下的处境，可想而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场毒酒案，消息迅速传遍了整座南京城。

余韵

抗战胜利后，老万全曾短暂恢复。1947年“国民大会”期间，夫子庙一带的老字号门口停满了挂着“国大”证件的黑色轿车，老万全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觥筹交错的应酬场上。朱自清在战后重游夫子庙时写道，他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这句近乎白描的观察，无意间成了老万全后期处境的一个隐喻。

1949年之后，老万全作为一个餐饮品牌，逐渐在公私合营与行业调整的浪潮中失去了原有的字号与经营实体。它没有像马祥兴、绿柳居那样以“老字号”的身份延续至今。到后来仍在市面上活跃的南京餐饮老字号已寥寥无几，老万全的招牌大约在那之前就已经从南京的街面上消失了。

但它的痕迹并未完全湮灭。长松东号在民国时期改头换面，变成了“万全酒家”。米行大街南端的老万全茶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营业，下午和晚上还有书场，南京评书名家孔幼评先生曾在此说《周侗访友》等书。这家茶社因为地处出殡必经之路，成了送殡队伍中途打尖歇脚的固定站点。一个曾以绍兴老酒和京苏大菜闻名的餐饮品牌，最后留在大众记忆里的，竟是这样一个与丧葬相关的场景。

老万全的方瓶绍酒、素鱼翅、炖生敲，如今只存在于吴白甸的饮食回忆、朱自清的行旅文字，以及那张1913年克诺普·道格拉斯拍下的“老万全酒栈”老照片里了。

回到1940年6月10日那个夜晚。詹长麟在燕子矶江边消失在夜色中，章桂生被宪兵队押走时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一坛酒的命运，把一家酒家和一场抗战中最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紧紧绑在了一起。那四坛绍兴老陈酒，成了老万全一生中最沉重也最壮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