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村庄往事之沐河岸畔新集子

新集子的“南店”

新集子位于河东区朝阳街道驻地南八里，据《临沂县志》载，村庄于明朝嘉靖年间建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村前石碑上记录，明朝时在此设过集市，村西南一个叫南马趟子的地方就是当年的牲口市。

碑文上记载的新集子村的集市，现在已很难找到踪迹。

大集体经济时代，新集子村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叫南店的地方，那地方所有的买卖都是集体统一管理的。

后来，政策稍有松动，村里有了流动的货郎摊。货郎挑子的经营也是先公后私，一步一步放开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全面放开。

新集子村设立集市是在2002年春天，从那时候开始，“新集子”才名副其实。

南店其实是一个统称，包括饭店、旅店、车马店、代销店等。当时大队统一管理，工作人员大多是大队干部的亲友近派。

占地最广的是旅店，说旅店之前最好还是描述一下整个南店的结构图。

整个南店其实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大院，最北面正房是旅店，临公路的一溜南屋，大约十间，西头六间是饭店，东头四间是代销店。

在饭店这一边的最东头留出一间是过道，也就权当进旅店的正门。

四合院的西厢房是敞口的一溜大棚，可以停放车马牲口，东厢房处无房屋，建了一个露天的厕所，还有随便放置的砖头瓦块，几棵梧桐树繁茂成长，砖瓦上面长满了青苔。

应了自古以来越是正房越失宠的笑谈，正房里的旅馆生意过于一般，最后几乎无人住宿。

旅店自然也有车马店的功能，它们应该是一体的。

创办人的初衷肯定是考虑到村子紧靠国道，牛马驴车行甚多，贩夫走卒也有路过，开个歇脚店不但体现人道主义，而且能够给集体经济添一点彩头。

须知，那时候，到西枣庄一带拉煤的、拉缸的，到东乡江苏东海一带拉氨水、拉盐卤的都要打此地经过，生意应该是错不了，因为那时交通全部靠人力、牛马力。

正房当中的一溜土炕，扯东到西，也颇为壮观，上面几领草席，几床油渍麻花不辨色彩的棉被，胡乱地摊放在那儿，不待走近，便可看见席上、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老鼠屎，积久的霉味很快会把人顶出屋外。

另外，这儿还是当年常见、现在已经绝种的微小生物——虱子的天然繁殖场所。

偶尔留宿几个流浪的乞丐，不但挣不到钱，还让饭店倒搭上一块锅饼和一碗烩菜，大集体经济不能饿死人，在村里饿死人那可是给集体经济抹黑啊。

当然，偶尔抓到一个汉奸、特务、间谍嫌疑分子，自然也是先关在这里。

村里有民兵连，基干民兵会持枪实弹站岗，公社里的公安特派员几时开吉普车押走才算交差，公安特派员三天五天不空闲，那就一直押在这里。

据了解，时间最长的一个，是留长发贩卖电子表的上海的“投机倒把”分子，关了半个多月才被押走呢。

做车马牲口棚的西厢房后来在南头夹出一间当油坊，北头依然敞口，用来炸麻花（馓子）。

据说北边三里远石家村的闺女嫁过来当了大队长的儿媳，手艺是从娘家带过来的。

于是，车马棚也有了大用场，不久，油锅沸腾炉火旺盛，冷落的旅店大院里便有了繁荣的景象。

位于南屋的六间饭店，东头一间当然是过道，西头一间是独立出来的厨房，厨房东面墙冲着过道这一边开了个窗，面朝着公路也开了个窗。

里面东墙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黑坛子，两个黑瓷碗，一个酒端子直接放在窗台上，一端子酒两毛钱，很好算。

另外这个窗口也做传菜口，四间筒子屋里东西放着两排长桌，四溜长凳靠着桌子的两边，均已色彩莫辨。

屋外公路边是两棵大槐树，枝叶蔽天，树荫几乎可以遮住饭店屋顶的一半。

树荫下，几根木桩支起东西向的一溜草棚，棚下一溜石桌，胡乱放着几个石凳，这便是四十年前新集子南店饭店的基本行头。

南店的厨房是重地，闲人免进，炒菜办饭的家什器具也是寥寥。

那个年代对菜的要求很低，不像现在动辄四个碟子八个碗的，一般的农村人家基本上是不炒菜的，也就是切上两块咸菜，能有个烤咸鱼就很好了。

更别说大葱蘸酱了，那酱也不是一般人能吃上的东西，是要用白面煎饼捂出绿毛晒出来的。

那时候没有几家能吃到白面煎饼，恐怕也就过年那两天，吃个三顿两顿。

来个亲戚朋友，炒个花生、米豆腐之类的，不会超过四个碟，鸡蛋都得换盐吃，轻易也是吃不上鸡蛋。

因此在南店厨房，几乎见不到有食客炒菜吃的情况，即便有两个天寒赶路打两毛钱酒喝的，也是一手捏着碗沿，轻轻地用嘴抿一口，另一只手赶快捂住嘴巴，生怕跑了酒味。

下酒菜是没有的，至多向厨房里要几颗盐粒，也就凑合着下酒了。那时这一带农村饭桌上的菜叫“就菜”，那是不是“将就”的“就”呢？意思是，菜不多，将就着点吧。

厨房中最显眼的是打锅饼的一套家什，尤其是那面案子和压杠。那面案子很大，足有两米见方，放着硕大的面团，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坨雪花花的白面团，那时对人的诱惑力非同一般。

那根粗大的压杠，是用来压面团的，一头用铁链固定在墙上，人们压住另一头用力呈扇形压面，用力越大越匀越久，做出的锅饼越筋道好吃。

据说这是做锅饼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不单是个力气活，把面压均匀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那呈放射状的一条条压印，还真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怪不得后来有了和面机，可机器做出的锅饼却远远不如当年的风味。

面团压好后，整理成坯，还要在面饼上盖一个圆圆的印。那圆形的木头印戳，直径四五厘米的样子，梅花的图案，不知是哪位高人发明的，又有怎样的含义。

过路的吃客中，很少有到屋子里来，板板正正坐下来吃一顿饭的，即使落座也不用交钱，白开水还是尽喝的，不收费。

大多过路人不管五冬六夏，一般是在屋外树荫下的石凳石桌上胡乱吃上一顿自带的饭，那饭自然是自家的地瓜干煎饼就着黑乎乎的咸菜，用自己的茶缸到屋里的泥罐子里打一茶缸子水，这就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其实不出门外，即便在家里，也是吃这些东西，出点苦力，也没有什么优待。

后来，村里个别头脑活络的，便开始烧白开水在公路边摆摊做卖水的生意，两分钱一碗，有的还放了点石榴叶或玉米叶，改改颜色，还是蛮吸引人的。据说，有不少人家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饭店里只有那四间筒子屋，没有单间雅座。那时候大队干部不兴大吃大喝那一套，也未曾见到有干部到饭店里揩点油水什么的，因此饭店后来的没落应该不是干部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机动车多了，日行千里，东到东海，西到兖州，半天工夫就到了，更不会在新集子这个小小的村落歇脚了。

该说一说那四间屋的商店了。

那时的商店，挂着代销店的牌子，替谁代销呢？公社里的供销社。

人家庙小神却大，顶着公家的牌子，那可是杠杠地硬。

又是大队干部的儿媳妇坐柜台，双重的荣耀加身。村中小民何人敢低看一眼，还有更重要一点，那时候买什么都得用票，有钱不行，凭票供应，这一点只能怨当时咱们国家太穷了。

谁家有个三长两短、喜丧往来的事情，可大宗的购物就麻烦了：布票、粮票、油票、肉票……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年就那些，多吃多占也可以，吃完以后喝西北风去。可供销社的人就方便了，能特批！

你不见，代销店的人一推自行车上了公路，村人万分谦恭地问一声：哪儿去？那人鼻孔里哼出一句：提货去。

代销店其实应该叫购销店，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担负着收购老百姓乡间特产的职责，以物换物也是他们的业务。

一年夏天，一个孩子下湖割草交到生产队喂牛换工分，在邻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内急解裤，在大便排出的一刹那，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奇迹：一枚绿莹莹的鸭蛋静静地躺在眼前的青草丛里。

他欣喜若狂地提起裤子，赶忙拾起那枚从天而降的鸭蛋，飞也似的跑回家里。一家人郑重地围坐在一起，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要确认这枚鸭蛋确实不是下在自己村的地里，二是这枚鸭蛋下一步应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从孩子指天发誓中圆满解决，绝不至于让家里人背损害集体利益的黑锅，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用这枚鸭蛋给孩子换上上学必需的文具。

在两个哥哥的陪同下，一行三人诚惶诚恐来到商店。代销店里那位俊俏的媳妇，用十二分的怀疑接过鸭蛋打量了一番之后，问：“你家里没养鸭子啊？”孩子昂然回答：“在湖里拾的。”

她似乎很想听到这个答案，笑嘻嘻地说：“那自然要充公喽。”孩子愤然答曰：“不是在咱庄地里。”

俊媳妇售货员肯定知道沐河两岸的乡风民俗，于是问道：“哪庄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回答：“伏庄干渠东的棒子地。”

她还不死心，又问：“何以为证？”孩子气愤至极，高声答曰：“有我拉的一泡屎，不信，我领你去看看！”

她的脸明显有点红了，看着孩子的两个哥哥来此助阵，也是来者不善，便掂量着那枚鸭蛋，说：“八分钱。”大哥说：

“不是一毛吗？”那女人回答说：“分量不够，是早产，要不怎么会下在地里，要不也到不了叫你们拾便宜哈……”

这鸭蛋的八分钱，用一分换了块橡皮，用二分换了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剩下的五分兑换了现金。

新集子村的地窖子

新集子村位于沭河西岸，地势较高，国道绕村前而过，沭河大桥在村东越河直奔临沭县境。

1974年，沭河发洪水，河堤决口，此去北乡里十几个村庄及其沃野良田尽被滔滔洪水淹没。

可肆虐的洪水到了新集子村北头，便戛然停住了脚步，村子虽然被洪水包围，但却如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正是这种优越的地形地貌，使得这个村子贮藏过冬瓜菜的地窖与别的村大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沭河两岸的村子里，家家都有地窖。

地窖一般储存过冬的地瓜、萝卜、土豆、白菜等，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乡村的地窖，一定要在高处干爽的地方开挖。集体生产队的一般在场院里，也有在田地里的，但从看护方便的角度说，放在场院里比较好，和仓库在一起。

老百姓各家各户的地窖比较随意，院里院外，猪圈旁，牛栏边，反正只要地势高就可以。

另外，地窖尽量挖在僻静处，人少过去的地方比较安全。

在沭河两岸，别的村子的地窖都是长方形的，根据需要，长宽随意，但深度就不好说了，挖到两三米处，下面若冒出水来，就废了，得重新换地方挖。

新集子西去二十里的梅家埠，地势低洼，挖个地窖可费心思了，经常挖不到两米，就遇到泉水了。

正因为这样，那地方每年的地瓜、土豆都受冻，很多就烂在窖子里啦。

每年秋后，他们都要用架子车拉着地瓜、土豆到这儿，托亲戚找朋友藏在这里的地窖里，要不然，过开春，留下个地瓜种都很不囫囵。

也有图省事的，存在浅窖子里，第二年开春烂了，只好到沭河沿岸一带打听买地瓜秧苗。

更不省心的是，这一窖子地瓜烂了，这窖子就不能再用了，会留下霉菌，存什么烂什么，得赶快找个地方挖新的。

新集子的地窖就不一样啦。这里的地窖是圆口的，深深的，五六米、十几米下去，都不会冒水。

圆井筒子挖下去，到了合适的深度，便横向开挖，留好支撑墙面，往四个方向挖就是了，多大空间，随意，跟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似的。

小时候，村里放电影，看完《地道战》，感觉这地窖就像是在沭河岸边拍的一样。

挖这种地窖是件苦差事，跟挖井一样，很费气力、工夫。

在高爽的地面上，确定一个直径60厘米左右的圆圈，用短柄的镢头一直刨下去，随着成筐的土运出去，人蜷曲的身子便渐渐落下去。

好在那个时候的农村，胖子非常少，体形大一点的主要是个子高、骨架大，肉总是不多的。

那时，各家最不缺的就是小孩子，挖地窖很多都能派上用场，尤其是挖那六七米直筒的时候。

小孩子一镢一镢地刨下去，吭哧吭哧的声音从井筒传上来，大人们在上面井口处，一根粗绳系着个筐向外提土，同时不会忘了冲下面喊一声：该挖个扎脚了。

扎脚是用于上下地窖蹬脚的地方，左右对称，隔三四十厘米便得在井壁上挖个十几厘米见方的洞。

几天后，这地窖便挖到了合适的位置，可以横向开挖了。这时，大人们便可以开始施展手脚了，挖地窖便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霜降过后，经冬的粮食蔬菜送入地窖后，便在窖口横上两根木棍，用秫秸苫子加上麦草盖好，留下些许气孔，便可安然迎接冬雪的到来。

如果是大队干部，能捎带着用一个集体食堂的破锅盖盖上窖口，那更是简单省事。

漫长的冬日，乡下人们要取出窖中的物品，一般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提前打开窖口上的遮盖物，让新鲜的空气透进地窖里去，这样才安全。

老百姓知道，粮食也会喘气的，地窖里积有废气，不清除掉是很危险的。

小心的人们临下去之前，还会用细绳吊一盏点燃的煤油灯下去，如果灯火灭了，说明还是不能下去的。

总会有那些性急的愣头青，贸然下去，结果晕倒在地窖里。

好在上面有人等着提东西，结果一阵大呼小叫，呼朋唤友救人，搞得鸡飞狗跳，半个庄子不安宁。

有时，家里突然有了一件大事，老个什么的就别说了，猪下了一窝崽，牛生了一头犊，左邻右舍自然要庆贺一番的，那要赶紧到地窖里取东西，哪怕只有白菜炖上粉条豆腐，也是要喝一壶烧酒的。

于是，主打打开盖窖的东西，从锅屋里搬出风箱，接上一截废旧地排车内胎，娘儿们一个劲地拉风箱，往地窖里鼓风，把里面有毒的气体尽快排出来，以节约时间，不至于误了大事。

乡村的孩子很野，胆子大得出奇。

村里孩子跟地瓜蛋似的，满大街都是，玩疯了的时候，麦秸垛，茅草屋，猪圈牛棚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便爬门楼子上墙，爬到树上去蹲在树杈上，这便上天了。入地便是钻地窖子了。

其实这很危险，大人们是掐鼻子拧耳朵反复叮嘱的，就好像叮嘱夏天不要到沭河里洗澡一样。

然而其他村的孩子钻地窖已成习惯，亲戚连亲戚，也传到了这里。这里的地窖不同于其他村的啊，可在玩疯了的时候，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窖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无数现代化的储存手段代替了地窖。

但是，地窖和地窖的那些故事，仍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时常去回味乡村里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新集子“北门”放电影

沭河西岸重沟镇的新集子村，自明朝万历年间建村起，即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成为人烟阜盛之地。

20世纪60年代之前，沿河村庄庙宇繁多，诸如玉皇庙、天齐庙、三官庙，等等，唯有该村立有文庙一座。

在旧时农村，立庙祭祀孔老夫子是较为少见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中，位于新集子村北的文庙和全国众多的祠堂庙宇一样，没有逃开被彻底砸烂的命运，一夜之间，古庙被夷为平地，庙基之上，建起了新集子小学堂。

话说只要有庙宇坐落之处，不论大小，必然会有山门。

四方信众进入山门，必然会肃整衣冠，神情穆然。

因此，山门即标志着凡俗两界相隔，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新集子文庙的山门在村中正北方向，因此一直被人们称为“北门”。

后来，文庙被铲平，山门自然也不复存在。

山门被毁后，此地形成一个很大的空场，当年修建山门牌坊的大型青条石，被平铺在空场地上，长年累月，碑上的石刻字迹被脚踩车碾，日渐一日地模糊起来，最后成为滑溜溜的块块青石板。

全村孩子上学、放学，此处为必经之地，自然也是孩子们最乐意逗留的地方，玩摔瓦，拾马哈、下大六，等等，似乎只有玩上那么一通，才完成回家或上学堂的仪式。

这一片青石铺地的空场，居于村子的中心，不知从哪一天起，这里成了全村的文化广场。

因为这里交通便利，拉皮影戏的、耍猴的、说书的、唱渔鼓的，时常会到村子里来。

通常是傍晚时分，生产队收了工，只听得几通铜锣响起，村里人便知道“北门”那里有玩杂耍的了。

于是，好歹扒拉几口饭，有的干脆扛着煎饼卷着大葱就来到“北门”，准备看个仔细。

散场的时候，每个人要好好看看自己的褂子肩头有没有被扎上一根绣花针。

如果有，就要收起这根针，赶紧回家用瓢盛上一瓢粮食，端来送给今天的艺人，算是今天晚上表演的酬劳，身上没有针的，则不必去送粮食。

在“北门”，最热闹的是看电影，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那是农村里面最受人欢迎的文化活动。

首先是村里的高音喇叭会在下午四五点钟响起来，村里的主要干部向全村喊话，这等于动用了当时农村最强大的宣传工具。

公社放映队当天晚上来放电影的消息马上就会风一样传遍全村，周围村子也会很快知道这个重要的消息。

地里干活的、队里看场的、学堂上学的，都万分期待日头赶紧落山，夜晚赶快到来。

每家每户抓紧时间商议晚上谁去看电影，谁在家看家，留在家里的会很不高兴，能去看电影的则兴高采烈。

孩子一放学，像撒欢的兔子一样蹿出学校，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门”，吃饭的事情早已不重要了，在大人收工之前，一定要把“场子”护下。

于是，孩子们用书包、石块、树枝等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给一家人看电影占下足够的空间。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争吵刚刚结束，一个高个子大汉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车后座及两侧是斑驳的铁皮箱子，里面装着放映机和片子，从村西大路直奔“北门”而来，孩子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村里的干部赶忙迎上去，递上烟，帮着卸车，支放映机，挂幕布。

有的孩子想去给打个帮手，帮着卸车，放映员一般是给一顿不大不小的呵斥，于是大家知道，这电影设备，可是万分金贵的东西。

1960年初，农村开始安装有线广播，村里的老百姓怎么也弄不明白说话的人藏在哪里，围着戏匣子转转，越听越是疑惑。

接着，电影来到农村，老百姓就更奇怪了，这一拨拨的人出来进去的，还都在一块白布上，是怎么藏住的？

农村开始放电影时，还没有通电，村里要提前用地排车到公社放映队把发电机拉来，提前调试好。

村里懂点技术的把牛皮绳套在转轴上，漂亮地一扬手臂，发电机传来让人愉悦的“突突”声，

好闻的汽油味不待你闻几口，村里的干部马上把围观的人们赶出八丈远，那么金贵的东西让人看多了也会弄坏的。

天刚刚擦黑，大人们抱着板凳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大姨，附近庄上的，早已集合完毕，一群一伙地往“北门”赶。大人们极其相信自家的孩子有能力占下让他们一家安下板凳的场地。

也有慢性子的主，火上房都不着急，慢腾腾来了，场地让人家给挤没了，只好站着；站着挡了后边的人，后边的人就搬块石头垫在脚底下；再后边的观众就吆喝，整个“北门”人声鼎沸，大人喊，小孩叫。

这时候，村里的干部就拿出竹竿在人头上面晃荡，专打探头的主。

于是，实在挤不上的人就爬上人家的草垛，爬上人家的墙头，冒着被骂的危险看电影。也有老实的，没地方，就跑到银幕后面看反影。

放映员开始捯饬装胶片的铁盒子了，大家知道电影快开始了。

近便的观众努力想看到影片的名字，可是，由于使用次数太多，上面的字早已模糊不清了。

问放映员？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别说他现在正忙着，即使他闲着和别人拉呱，你要问他，他也是双眼一瞪：“什么电影？你问当官的知道不？”村干部在旁边“嘿嘿”地赔着笑，恐怕得罪了这位放映员。

在得到放映员的准许后，村里的干部一般要在正式放电影前发表讲话，这是农村放电影前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内容一般是各家各户要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注意防火防盗之类。

说起防盗，村干部一般会发一通火，一段脏话下来：“个别小子，放学跑到咱玉米地里，不是偷麻缨，就是掰棒子，哪天叫我逮着，我非得好好‘扎古扎古’他，家里大人这回可看好了……”

电影开始放映了，首先放的是孩子们都不愿意看的“加映片”，一般是什么养猪知识、农业科技，后来就是计划生育宣传之类的，好在时间不会长，大约也就十来分钟。

正式片一开始，往往都是金光闪闪的天安门、五角星、工农兵雕塑之类的，下面写着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字体。每次一般都是放两部电影。

绝大多数时候，公社的放映队要选择两个村庄同时放映，因为到县里拿片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不容易争取到两部电影的放映权，公社里都会高效利用，两个村庄同时放映。

这样就需要有人专门“跑片子”。这个庄先放甲片，那个庄先放乙片，各自放完，然后互换，这样就需要一个人专门“跑片子”。

农村看电影，最怕的事情就是下雨啦。春秋还好，一到夏天，天气说变就变，一个云头过来，那豆大的雨点就下来了。

村干部早有备好的雨伞，首先要保护的是国家的放映机，那可是比命都金贵的东西。

观众的反应可就五花八门了，有的提起凳子就跑，有的披起蓑衣，戴上斗笠，做好了坚持到底的准备。

雨有的时候一会儿就停，有的时候越下越大，真要大到一定程度，连放映员也坚持不住的时候，大家只好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电视机开始逐渐普及，露天电影也随之慢慢退出农村文化舞台，新集子“北门”的夜晚开始逐渐空寂。

你的村子到底是哪一年最先放电影的？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到村里打听一下，只要有小名叫“电影”的，那他出生那年，村子里一准刚开始放电影。

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叫“电影”的，时间上绝无差错，“广播”也是，“电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