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极右翼强势崛起！德国选举两极分化，左翼大胜被媒体普遍忽视

失败主义叙事比比皆是。然而，德国最近的选举表明，选民的不满既有利于右翼，也有利于左翼。

德国本月举行了三场地区选举，尽管每场选举都有各自独特的结果，但许多媒体和政治评论将其简化为：“德国总理在最近一次输给极右翼后勉强保住权力。”自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年——以来，“陷入困境的主流势力受到愈发大胆的极右翼威胁”已成为关于欧洲的总体叙事。然而，尽管这些选举很重要，这种简单化的解读既过度简化了当代欧洲政治的复杂性，也助长了一种失败主义的“民主终结”叙事。

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是一场全球新闻事件——考虑到德国的历史、经济及其在欧洲的地位，这可以理解。国际媒体数月来一直在猜测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是否会赢得绝对多数。该党得票率接近半数，以43.8%创下历史新高，但迄今为止仍未能组建政府，尽管“左翼保守派”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持配合态度。

两周后，德国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再次位居第一，得票率为38.2%。这一次国际媒体的关注度明显降低，也许是因为这是三场投票中的第二场，但更可能是因为该党并未接近获得多数席位。此外，极右翼的成功被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惨败所掩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该党首次未能进入州议会。另一方面，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相对温和的损失则几乎无人讨论。

最后，在同一天举行的柏林州选举中，左翼党（Die Linke）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新增选票几乎是德国选择党的两倍，而后者仅排名第三。柏林现在最有可能由左翼党-绿党-社民党联盟执政，由土耳其政治难民之女埃利夫·埃拉尔普领导。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女性中的明显多数（54%）投票支持这个“极左翼”政党，这代表了年轻女性中更广泛的左翼趋势，而这一趋势继续被大多数媒体和政治代表所忽视。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常被概括为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故事，而柏林选举则至多被简化为首都城市的故事：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居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进步人士和移民。尽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人口为210万，仅略高于柏林人口的一半，且是全国人口最老龄化、白人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此外，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一个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远比与柏林更为相似的州——也最有可能由左翼党-左翼党-绿党政府执政——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同样基本上未得到讨论。

这并不是说极右翼的成功和德国既有政党的失败不重要或不令人警惕，但它们并非这些选举中唯一值得注意的特征。实际上，三个州中有两个将由左翼政府执政，这一事实在许多方面更具新闻价值，因为纯粹的左翼政府在欧洲越来越罕见。同样地，全球媒体对瑞典的关注在左翼阵营可能成功组建新政府、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不会进入政府变得明朗后便迅速消退。

将当代政治的诸多复杂性简化为“陷入困境的主流势力受到愈发大胆的极右翼威胁”的叙事，不仅有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重要转变——多元文化选民正在向左转而非向右转（最近在哥本哈根和纽约等地均有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也更危险的是，它还强化了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叙事，这种叙事将政治描绘为“精英”（即所有主流政党）与“人民”（据称由极右翼代表）之间的斗争。

对欧洲人而言最紧迫的故事和辩论——从身份认同到经济再到环境。

同样地，一些媒体热衷于采用“马蹄铁”政治理论——默茨曾突出且策略性地使用这一理论——即自由民主的主流受到来自极右翼和极左翼双方的挤压。然而，这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挑战。虽然既有政党确实受到新（较新）政党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年轻选民较少投票给既有右翼和左翼政党，但这也包括绿党等自由民主政党。

此外，虽然极右翼确实威胁自由民主——德国选择党甚至威胁民主本身——但所谓的极左翼很少如此。与左翼党一样，大多数被视为“极左翼”的政党是前共产党，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已显著温和化，其意识形态更多地反映19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如今很少有“极左翼”政党甚至还是民粹主义的。

因此，虽然极右翼和“极左翼”都威胁既有政党，但只有极右翼威胁自由民主。对于默茨等既有政治家来说，将自由民主等同于既有政党在政治上是合理的，但媒体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主张。调查继续显示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称的“民主悖论”的证据：对民主制度的高度支持与对现实存在的民主状况的极度不满并存。

通过突出当代政治的复杂性，特别是那些寻求自由民主替代方案的年轻（女性）选民的挫败感，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建制派对极右翼”二元对立和失败主义的“民主终结”叙事都被削弱了。希望这将为自由民主政党——无论新旧——提供空间，使其超越一次又一次迎合同一类刻板印象选民的“合理关切”这一自我挫败的策略，转而动员和代表不同群体的不满民主人士。

• 作者卡斯·穆德是美国佐治亚大学斯坦利·韦德·谢尔顿UGAF国际事务教授，荷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