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不听劝睡在了雇主身边，雇主问：你要加工资吗

保姆不听劝睡在了雇主身边，雇主问：你要加工资吗

我叫周桂兰，今年四十七岁，离婚八年，在城里做住家保姆。

雇主陈建川五十六岁，妻子去世三年，女儿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有轻微心脏病，平时吃药、散步、量血压，生活倒不需要人寸步不离地伺候，主要是不会做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守着空屋子。

我到他家工作之前，雇主女儿就交代过我一句话：

“我爸这个人嘴硬，晚上如果说不用人陪，你千万别当真。但你也别睡他房间，床边有折叠床，照顾他就行。”

我当时答应得很痛快。

可住进去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嘴硬起来，连自己都骗。

陈建川每天晚上十点半准时睡觉，睡前吃药，量血压，把水杯放在床头。可半夜两三点，他总会醒一次。

第一次我听见动静，披上衣服过去，看见他坐在床上，一只手捂着胸口，额头全是汗。

我吓得赶紧问：“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他摇头，说只是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你女主人回来了，站在门口叫我吃饭。醒来一看，屋里没人。”

那天以后，我半夜只要听见他房间有响动，就会过去看看。

他嘴上嫌我多事，第二天却会把房门留一道缝。

过了一个月，他女儿打电话来问我：“我爸晚上还闹吗？”

我说：“没闹，就是睡得不踏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辛苦你了。你要是不方便，就叫醒他，别自己硬撑。”

我没有告诉她，陈建川每次惊醒，第一句话都是问：“你在吗？”

有时候我站在门口，他听见我的声音，就重新躺下了。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晚饭后，陈建川看着窗外发呆。我收拾完厨房，催他吃药，他却一直没动。

“今天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没什么你盯着窗户看半天？”

他把药吞下去，过了很久才说：“今天是她的忌日。”

我知道他说的是去世的妻子。

以前这种日子，他都是自己过的。可那天晚上，他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旧茶杯，放在桌上，倒了半杯茶。

“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喝茶。”他说。

我没接话，只把茶杯往他手边推了推。

他忽然笑了一下：“你别学她，她睡觉可不打呼噜。”

“我也不打。”

“你睡觉磨牙。”

“我什么时候磨牙了？”

“前天晚上。”

我瞪了他一眼，他笑得更明显了。可那点笑意很快又淡了下去。

凌晨一点多，我听见他房间里传来一声闷响。

我立刻跑过去，看见他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着床沿，另一只手按着胸口。

“陈先生！”

他脸色发白，喘了几口气，说：“没事，刚才起身太急，头晕了一下。”

我扶他坐回床上，拿来血压计。血压比平时高了一些，心跳也快。

我说：“今晚我睡你门口的折叠床。”

“不用。”

“你刚才都摔地上了。”

“我没摔，是坐下的时候没掌握好。”

“那也不行。”

“周姐，你回去睡吧，我死不了。”

他说得很轻松，可手指一直在发抖。

我把水杯递给他：“你死不死我不知道，反正今晚我不走。”

“我说不用。”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他抬头看我，皱着眉：“你是保姆，不是护工。合同里没有陪床。”

“那就算加班。”

“我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不是你说了算，是你的心脏说了算。”

他被我噎得半天没说话，最后只好躺下。

我把折叠床拖到门口，铺好被子。可到了后半夜，他又开始咳嗽，翻身时撞到了床头柜。

我爬起来问：“怎么了？”

“没事。”

“你别动。”

“你回去睡。”

“你再赶我，我就把你女儿叫来。”

他立刻闭了嘴。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像雇主，也不像平时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男人，更像一个怕黑、怕疼、又怕麻烦别人的老人。

他睁开眼，看着我说：“你去睡吧，我保证不动。”

“你保证过几次了？”

“这次是真的。”

“你要是真能让我放心，就不会半夜摔下来。”

他叹了口气：“那你坐着吧。”

我坐了十几分钟，腰酸得厉害，眼皮也开始发沉。床的一侧空着，另一侧是他吃药后留下的淡淡苦味。

他半梦半醒地说：“周姐，你在床边坐一夜，明天腰就坏了。”

“那怎么办？”

“去折叠床睡。”

“折叠床太窄，我翻个身就掉下去。”

“那你去客厅。”

“客厅沙发短。”

“你要求还挺多。”

“我照顾病人，当然要讲条件。”

他没再说话。

我看了看那张床，又看了看他苍白的脸，最后把鞋脱了，掀开被角，躺在了他身边。

他一下子睁开眼。

“周桂兰，你干什么？”

“睡觉。”

“这里是我的床。”

“我知道。”

“你不能睡这里。”

“为什么？”

他一时没答上来，耳根竟然有点红：“男女有别。”

“你有心脏病，我是来照顾你的。”

“照顾人也没有睡一张床的。”

“你刚才叫我别走的时候，可没想男女有别。”

他立刻否认：“我什么时候叫你别走？”

“你不叫我别走，就自己起来倒水。”

“我能自己倒。”

“那你现在起来。”

他坐了一下，脸色立刻变了。我赶紧扶住他，让他重新躺好。

“看见没有？你就不能逞强。”

他盯着我，声音低了下来：“你赶紧回折叠床。”

“我不回。”

“周姐。”

“我说了不回。”

他劝了我三次。

第一次，他说这样不合规矩。

第二次，他说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听。

第三次，他说他明天就给我放假，让我回自己家睡。

我一句都没听。

我把被子往身上拉了拉，背对着他闭上眼睛。

“你要是再说，我就把你女儿现在叫回来，让她看看你半夜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他终于安静了。

那一晚，我们中间隔着半臂的距离，谁也没有碰谁。可我能听见他的呼吸，也能感觉到他一直没有睡着。

过了很久，他忽然问：“周姐，你是不是怕我晚上出事？”

“是。”

“怕我出事，还是怕我死在屋里，影响你工作？”

“都有。”

他闷闷地笑了一声：“你倒是诚实。”

“人都快五十了，没必要说漂亮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第二天早上，我刚把粥端到桌上，陈建川就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

那是我们当初签的工作协议。

他把纸放在我面前，说：“你昨晚睡在我身边，算不算额外工作？”

我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他坐在我对面，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你要加工资吗？”

勺子从我手里掉进碗里，发出清脆的一声。

我抬头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他似乎误会了我的沉默，又补了一句：“我不是说你占便宜。我的意思是，陪床不在原来的工作范围里，如果你愿意继续，可以加钱。”

“你觉得我昨晚是为了加工资，才睡过去的？”

“我没这么说。”

“可你就是这么问的。”

“那你要不要？”

我站起来，把那张协议推回去：“不要。”

他明显没想到我会拒绝：“为什么不要？你本来就应该拿。”

“我不拿这种钱。”

“这不是施舍，是加班费。”

“昨晚不是加班。”

“那是什么？”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难道要说，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忽然不忍心了？难道要说，我自己也害怕，害怕有一天生病时，屋里连一个能听见动静的人都没有？

这些话说出来，好像比拿钱更难堪。

我收拾碗筷，低声说：“我只是怕你出事。”

“所以不要钱？”

“你是雇主，我是保姆。你给我工资，我干活，这是规矩。可昨晚我睡在你身边，不全是工作。”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那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中午，他女儿打来电话。我把昨晚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没有提他问加工资，只说他半夜不舒服，我睡在旁边看着。

女儿沉默了很久，说：“周姐，我爸是不是越界了？”

“没有。”

“那你呢？你有没有觉得委屈？”

我擦着手上的水，想了想说：“我自己愿意的，不委屈。但你放心，我会有分寸。”

晚上，陈建川主动把折叠床搬回了他的房间门口。

我看见后，问：“你这是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你睡这里。”

“你不是说男女有别？”

“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他把床铺好，又在床头放了一盏小灯。

“你昨晚说得对。你是保姆，我是雇主，规矩不能乱。你愿意陪我，是你的情分，但我不能拿工资逼你，也不能把你的情分当成工作。”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从钱包里拿出银行卡，说：“不过，工资还是要加。”

“我不是不要了吗？”

“那是陪床的钱。这个是你工作满一年后的调整，和昨晚没关系。你每天做饭、打扫、照顾我的药，原来的工资确实低了。”

“你女儿知道吗？”

“我已经告诉她了。”

“她同意？”

“她说只要你愿意，就按新数目来。”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工资比原来多了一千二百块。

“为什么是这个数？”

“因为我问过家政公司，这是正常标准。”

“不是因为我昨晚睡你旁边？”

“不是。”

他顿了顿，又说：“如果你愿意，以后我半夜不舒服，你可以进来坐会儿。但不许再睡我床上。”

我抬头看他：“你这是劝我？”

“是。”

“那我听。”

他松了口气。

可到了凌晨两点，他房间里又传来声音。

我披上衣服走到门口，看见他坐在床上，正盯着黑暗发呆。

“哪里不舒服？”

“没有。”

“那你坐着干什么？”

“睡不着。”

我把床头灯打开，给他倒了半杯温水。

他接过水，小声问：“周姐，你能坐一会儿吗？”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边。

“只能一会儿。”

“我知道。”

屋里很安静。

过了几分钟，他又问：“你后悔昨晚睡过来吗？”

“后悔。”

他手一顿：“后悔什么？”

“后悔没早点把折叠床搬到你门口。这样我就不用腰酸，也不用让你误会我想加工资。”

他低头笑了。

我也笑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要求我陪床，也没有把我的照顾当成理所当然。夜里他醒了，会先按床头的铃；如果我愿意过去，就坐在门口陪他一会儿，如果我睡得沉，他也不会叫我。

我仍然是他的保姆，他仍然是我的雇主。

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点不属于合同的东西，叫作体谅。

一个月后，他女儿回来吃饭，看见父亲把两只碗摆在桌上，愣了一下。

陈建川说：“周姐今天和我一起吃。”

女儿笑着问：“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

我夹了一块鱼放进自己碗里：“从你爸问我‘你要加工资吗’那天开始。”

陈建川咳了一声，耳根又红了。

我没有再睡在雇主身边。

可那张折叠床一直放在他房门口，床头的灯也一直亮着。不是因为我拿了更多工资，而是因为我们都明白，照顾可以有报酬，陪伴却不能被强行标价。

而一个人愿意在深夜留下，也不代表他就该放弃自己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