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赴日本内阁文库访书概况

内阁文库，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是日本重要的公立藏书机构，藏有大量汉籍文献，其中颇多中国罕见之本，犹以明清小说戏曲的收藏为富。民国时期，张元济、傅增湘、董康、孙楷第、王古鲁等赴日访书，内阁文库是必到之处。中国学者的访书，各有其侧重点，有的是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有的是出版家，有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家。

清末，杨守敬以驻日公使随员身份来到日本，观察到日本公私收藏的汉籍，有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当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脱亚入欧”等理论影响下，对汉文古籍不甚重视。杨守敬尽力搜罗汉籍三万余卷，撰写《日本访书志》，介绍了日藏汉籍的分布及特点。杨守敬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者赴日访书的历史。内阁文库是日本政府的藏书机构，历史悠久，所藏明清小说、戏曲非常丰富，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重要目标。

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的学术界旧学未灭，新学兴起。中国的思想界对国学的论争非常激烈，有主张全盘西化，抛弃国学的；有主张整理国故，以现代学术体系规范整理国学的；还有“国粹派”的国粹保存主义。受此影响，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有的在传统目录版本学视野下访书；有的在新学的人文学科视野下访书，为新的人文学科建立提供资料。

一、内阁文库与所藏汉籍

内阁文库本是日本政府的藏书机构，今隶属于日本公文书馆。在二战之前，内阁文库是不对外开放的，对前去查阅资料的学者有资格上的限制。内阁文库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所藏图书几经转隶，其前身是德川幕府的藏书机构。德川氏在前代藏书的基础上，又大加搜罗，另有私家进献的图书典籍。

内阁文库藏书主要源自德川氏红叶山文库和昌平坂学所。德川氏搜罗珍贵典籍，将前代金泽文库等精品图书纳入红叶山文库。私家向德川幕府进献的图书也纳入红叶山文库，比较著名的有佐伯侯于文政丁亥年（道光七年）献于幕府的两万余册图书，以及市桥长昭于文化五年（嘉庆十三年）进献的三十余部宋、元珍本典籍。昌平坂学所，是由私学转化而来的幕府官学，其藏书后来移交给内阁文库。因部分珍品汉籍曾被抽出送往宫内省图书寮，故内阁文库所藏宋、元本汉籍数，不如宫内省图书寮。但内阁文库所藏汉籍以种类丰富而著称，其中，明清小说、戏曲尤为丰富，这一部分图书也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重点目标。

二、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

从访书目的和学术背景角度，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出版家和图书馆家等几类。

（一）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

赴内阁文库访书的传统目录版本学家，主要有傅增湘、董康等。

傅增湘，字沅叔，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傅增湘对古籍善本珍爱有加，他校勘古籍，广择版本，不迷信古人。傅增湘收藏古籍善本，思想很达观开通，书籍随收随散，藏书而不为书所役，注重古籍的流通、传播。傅增湘对日本所藏汉籍关注已久，他曾结交杨守敬，杨守敬去世后，观海堂书籍将要流出之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建议政府收购。傅增湘与张元济、董康等交往密切，张、董二人相继赴日访书，使赴日本访书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

傅增湘于1929年10月至12月在日本访书，相继造访东京、京都两地的公私藏书，归国后将在日本所阅之书汇辑成《藏园东游别录》。据《藏园东游别录》载，傅增湘著录内阁文库宋刊本9种、元刊本10种、元明间刊本1种、明刊本10种、清刊本2种、抄本2种、五山版1种、日本旧抄本4种。傅增湘在内阁文库访书的主要目标是宋元珍本，以及明清罕见典籍。傅增湘每著录一书，必记载其行款格式、板框、藏书印、字体、刻工、序跋、版本异同等。傅增湘是目录版本大家，他所藏之书、经眼之书不计其数，他访书时对版本的真伪、时代、刻印地、沿革多有论断。例如，内阁文库所藏宋刊本《东坡集》，傅增湘从行款格式、字体、《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断定其为杭本。宋刊《颍滨先生文集》，傅增湘断为麻沙本。

董康，字授经，近代藏书家、出版家、司法学家。董康多次赴日本访书，其日记体著作《书舶庸谭》记录了其中四次访书的经过。董康于1927年、1933年、1935年三次赴内阁文库访书。董康在内阁文库访书的重点是宋元旧版和明清小说、戏曲，他与内阁文库典藏室主任樋口龙太郎交谊颇深，[1]获赠《内阁书目》一册。

董康在内阁文库所访宋椠有《陈后山诗注》《钜宋重修广韵》《东莱诗集》《笺注陶渊明集》《淮海集》《豫章先生文集》《子略》《史略》《司马温公全集》《东坡集》《颍滨集》等，每书记其卷第、序跋、印章、行款格式、板框等信息。小说、戏曲方面，董康著录了《全像古今小说》《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辽海丹忠录》《花筵赚》《醋葫芦》《李卓吾评水浒传》《玄雪谱》《丰韵情书》等，每书做提要，记其目次，简要考证。董康是民国著名刻书家，他曾希望刻印内阁文库所藏《二刻拍案惊奇》，先后通过内藤湖南、岩谷温介绍此事，惜无后文。

（二）古典文学研究家

造访内阁文库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主要有孙楷第、王古鲁、傅芸子、傅惜华等。

孙楷第，字子书，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得到马廉、杨树达等的指导，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東京所见小说书目》，是古典小说目录方面的开山之作。1929年，孙楷第从国内的公私藏书入手，开始编辑古典小说书目。1931年，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托，赴日本调查中国古典小说，此行多得杨树达、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等人指导。对于日本所藏中国古典小说概况，孙楷第有如下论述：日本所存中国小说，多聚于东京，犹以内阁文库为最多，东京以外所存不过十二三耳。[2]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朝代分为宋元、明清两类。明清类又分为短篇、长篇（讲史、烟粉、灵怪、公案、劝诫、传奇、通俗类书、子部小说）。该书著录小说的格式，以内阁文库藏《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为例，著录行款、字体、插图、刊印机构、刊印时间。每篇小说做提要，长篇小说记其回目，小说集记其篇章，部分小说抄录序跋，做考证。孙楷第在编目的同时，也是在做古典小说的研究，他对三言二拍形成源流的考证，对了解明末小说选集的编撰、出版、演变有很大的帮助。

王古鲁，江苏常熟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曾翻译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在1920年—1926年赴日留学，后于1928—1941年在东京文理科大学及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开始搜集、整理古典小说戏曲。王古鲁长期在日求学及任教，有更多时间访书，他在日本拍摄的珍本小说12种、戏曲集3种、书影若干种，另外手抄了若干种书。

王古鲁在日本访书，花了很大精力用于抄书和拍摄书影，为研究古典小说、戏曲提供了大量资料。根据王古鲁撰写的《摄取日本所藏中国旧刻日本小说书影经过志略》，他共拍摄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早稻田大学、静嘉堂、尊经阁、慈眼堂等机构和个人所藏110部中国古典小说的书影，共计2034页。在王古鲁拍摄的110部小说中，藏于内阁文库的就有67部，可见内阁文库所藏中国小说之富。

傅芸子，戏曲理论家，1932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教。傅芸子于1938年冬至1939年，在东京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尊经阁调查戏曲文献。傅芸子在内阁文库访书时，青木正儿告诉他，内阁文库的小说戏曲大多购于日本宽永、正保（明末清初）年间。傅芸子著录了内阁文库所藏12部中国古代戏曲选集，著录为明版的有《葫芦先生杂剧》《三义记》《渭唐梦》《易水歌》4部，著录为明末的有《玄雪谱》，著录为天启刊本的有《衍庄新调》，著录为万历刊本的有《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琴心雅调》。从内阁文库所藏戏曲选集，可以看出明末万历、天启年间的戏曲非常繁荣。傅芸子对各部戏曲集所选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戏曲声腔发展演变的规律。他认为，《词林一枝》是记录万历时期昆腔兴起，与弋阳腔、余姚腔残存并存状况的绝好资料。阅读过《八能奏锦》后，傅芸子提出，昆腔在万历初年，已经由吴中发展至安徽一带。此外，傅芸子还总结了明代戏曲选集的几种样式，一种是以《词林一枝》为代表的：内分三层，上下两层为所选戏曲，中间层为小曲、散曲，每卷中有插图、绣像，这是万历间戏曲选集的一种通行样式。另一种是以《摘锦奇音》为代表的：分两层，上层载小曲、酒令、地名，下层是所选的戏曲。

傅惜华，傅芸子之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于1939年由长泽规矩也介绍并陪同造访内阁文库，他访书的对象是明清小说和戏曲。傅惜华将所访之书分为五类：通俗小说（人情小说、讲史小说、公案小说、灵怪小说、小说总集）、文体小说、通俗类书、笑话选集、南北戏曲。所著录之书，记其目次，做提要，并做简要考证。

（三）出版家和图书馆专家

造访内阁文库的出版家，代表人物是张元济。张元济，字菊生，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曾主持汇编《四部丛刊》。张元济在汇编《四部丛刊》时广择善本，其《四部丛刊续编》所收的宋版《东莱先生诗集》即选用内阁文库所藏之本。1928年，为了搜求佚籍，为《四部丛刊》广择善本，张元济赴日本访书，遍访东京、京都公私机构的藏书。张元济回国之后，商务印书馆继续派员在日本拍摄古籍。1929年，傅增湘在内阁文库访书时，正值商务印书馆拍摄《东莱诗集》。

1933年，董康因事赴日本期间，曾受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之托，协助北平图书馆摄印古籍。拟摄印书籍中属于内阁文库的是宋版《淮海集》《广韵》《史略》和明版小说《辽海丹忠录》。对摄印古籍之事，董康有如下记载：（1933年12月3日）杨鼎甫、长泽偕写真师来，商略印书事。[3]

三、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的意义

民国期间，中国学者相继赴日本内阁文库访书，克服了种种困难。虽然访书的目标以及方式各不相同，但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日藏汉籍的回流和传播。中国学者赴内阁文库访书，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意义。首先，对此类域外汉籍的寻访、整理，使目录版本学家看到了很多在国内失传的版本，扩展了目录版本学研究的材料。其次，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为通俗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很大贡献。再次，中國学者访书，一般都有日本的汉学家、目录学家陪同引见，访书的过程也是两国学术交流的一道桥梁。（李晓攀）

参考文献：

[1]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9.

[2]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7.

来源：参花（下）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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