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16轮谈判后，韩国出尔反尔想反悔，觉得被中国占了大便宜

中韩自贸协议生效十年，同时也是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结束后，韩国那边算了一笔账后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被中国“占了大便宜”。

前两天，韩国国会产业通商资源中小风险企业委员会委员、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崔秀珍对媒体说，她分析了韩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报告，发现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中韩自贸协定对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0.13%。

她认为与政府预期的10年累计贡献率0.96%相比，实际贡献率只有四分之一水平。所以她的结论是——“韩国没能从中韩自贸协议中获得足够利益”。

同时，韩国政府报告显示，韩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中的占有率由2015年的10.4%下降到2025年的7.3%，韩国对华贸易最近三年持续出现逆差。

中韩自贸协定于2015年生效，韩国政界人士现在跳出来强调协议没能取得预期效果，主要是因为韩方自己没有意识到中韩之间的商贸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对协议的效果预期过高，进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在自贸协定签署之初，中韩经贸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韩国向中国提供高附加值中间产品，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全球，双方互不影响，也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可随着中国在高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领域不断实现技术突破，自给水平显著提高，这一产业分工模式难以为继。

显示器、汽车零部件、计算机等昔日韩国对华出口的主力产品销量大减，反而是中国对韩出口的精密化工原料、工业用电器、蓄电池、医药品等中间产品数量大增，进而带来了贸易格局的变化。

在2018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还高达556亿美元，但到了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逆差。

除了中韩产业分工的变化，2016年的“萨德入韩”事件导致中韩关系恶化，以及近些年中美在科技领域博弈，连带着华盛顿干预韩方的对华半导体等产品出口，也都导致了韩国对华出口的不稳定。

韩国方面没有及时观察到情况变化，依旧按照自贸协定签署初期的预期数字来看待实际的贡献率，自然会产生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也是在这种落差之下，崔秀珍现在认定，中韩自贸协定并未给韩国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并建议李在明政府出面呼吁中方尽早与韩方达成一致，消除非关税壁垒。

崔秀珍此番举动看似有向李在明政府施压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在与李在明政府唱双簧，试图借此向中方阐明立场，力图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之中为韩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条件。

这种朝野联手的姿态，在韩国政治中并不多见，说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成为韩国政界在经济问题上的共同焦虑。

其实，在中韩自贸协定生效2年后，也就是2017年年底，两国就开始了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以推动两国合作从货物贸易让利向规则标准互通的深层跃升，推动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

可在今年9月刚刚结束的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之中，中韩依旧没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目前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跨境数据治理问题，中方坚持安全优先、分级分类监管，而韩国认为自身在AI与数字产业上有优势，所以希望放宽流动限制、简化审批流程。

此外，韩国出于农业保护政策，对中国农产品设置严苛检疫壁垒。

中方则基于文化安全与产业发展考量，对韩流文娱、游戏影视等领域的开放保持审慎态度。在知识产权执法标准、技术转让规则、服务业开放节奏等问题上，双方也需要持续磨合协调。

换而言之，韩方现在是希望将自己塑造为第一阶段协议合作之中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中方作出一定的让步，弥补韩方此前的损失。

韩国人在中韩自贸协议一事上表现得如此急切，根子还是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韩国本身属于出口型经济，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因此中韩贸易逆差的出现，被韩国视为一大经济挑战。

韩方希望能够通过签署新的中韩自贸协议，让对华贸易从以卖制造产品为主，转向卖服务、卖文化、卖投资。

这种转型诉求本身并非不合理，但问题在于韩方既想打开中国的服务市场，又因为要保证农民等群体利益，以免选票流失不愿在农业等领域向中国开放，而是继续通过检疫壁垒等手段，给中方设置障碍，谈判自然会面临重重困难。

更大的难题在于，韩国自身处于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微妙平衡之中，中国很难相信韩方能够在科技服务所涉及的技术、数据等问题上做到完全自主决策，这就导致了中国在安全准入问题上不会退步。

韩方想要在货物贸易红利消退后，通过新的自贸协议打开中国的服务与投资市场，为自身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主动做出取舍，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坚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期望中国率先退让。

中韩自贸协定的第二阶段谈判，本质上是两国经贸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后的重新定位。

韩国需要正视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把自身竞争力下降归咎于协议执行不力。如果韩方继续在农业保护、数据流动、文化开放等问题上保持原有立场，同时又要求中方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单方面让利，谈判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对韩国而言，真正的出路在于找到自己在两国新经贸格局中的差异化优势，而非期待中国愿意为政治关系而让渡经济利益。

文｜张四邦 记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