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百年！民国宝应古城墙兴衰录，残垣藏尽运河老城记忆

在江苏扬州宝应的老城区，大街小巷的名字藏着一座古城的千年过往。南门大街、北门外街、老西门街、南城根路……这些耳熟能详的街巷名称，全部源自曾经环绕县城的古城墙与五座城门。

作为京杭大运河畔的千年古邑，宝应自唐代定名后，便是里下河平原的水路重镇。而守护这座城池近八百年的古城墙，始建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凋零于民国，最终湮灭于建国后的城市建设中。

这座承袭明清五百年营建底蕴的城墙，见证了宝应从冷兵器防御重镇，到现代宜居小城的时代蜕变。它的破损、坍塌、拆除，藏着天灾侵蚀、战乱动荡、城市革新的多重故事，更是近代苏北县域古城消亡的真实缩影。今天，我们就拨开百年历史尘埃，细说民国宝应古城墙与城门的分布、规模，以及它一步步走向损毁的完整历程。

一、千年积淀：民国宝应城墙的前世今生与城市格局

民国时期留存的宝应古城墙，并非一朝建成，而是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修缮扩建，层层积淀而来。数百年的营缮改造，奠定了民国城墙的基本形制和宝应老城的空间格局，也是这座运河古城最核心的地理骨架。

宝应筑城史最早可追溯至南宋嘉定年间，彼时金兵频繁南下侵扰江淮地区，时任宝应知县贾涉为抵御外敌、守护一方百姓，主持修筑了宝应第一座土城，这也是史料中宝应古城垣最早的明确记载。南宋宝祐元年，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再度修缮、增筑土城，城池规模进一步扩大，但依旧为纯土筑形制，防御能力有限，难以长期抵御战乱与水患。

元代至正十年，是宝应城墙史上的关键节点。佥院萧成主持大规模改造城垣，在原有土城外侧全部包砌青砖，宝应就此告别土城时代，正式成为坚固的砖城。彼时的古城垣整体呈椭圆形，城池周长九里三十步，东西跨度1400米，南北跨度1600米。城防配置极为完善，东、南、北三座主城门均修建了瓮城，西侧设老西门，全城配套三处水门，整体规模在苏北一众县级城池中名列前茅，堪称里下河地区的防御重镇。

明朝是宝应城墙命运跌宕起伏的时期。洪武初年，朝廷大力营建淮安府城，因建材短缺，下令拆取宝应城墙砖石支援工程，宝应城垣遭遇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拆毁，城防体系彻底废弛，城池近乎无防。

到了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沿运河的宝应成为倭寇劫掠的重点目标。嘉靖三十五年，朝廷拨付专款重启筑城工程，修缮废弃多年的宝应城墙。可工程尚未完工，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倭寇突袭宝应，屠戮百姓千余人，城内房屋建筑尽数焚毁，在建的城垣工程也付之一炬。

倭寇退去后，巡抚都御史王浩重启建城计划，为节省成本、强化防御，在旧城原址上缩减三分之一规模重建砖城，工程于嘉靖三十七年顺利竣工。新建城墙周长一千零四十余丈，约3470米，墙体通高6.6米，顶部女墙高1.65米，墙底厚实稳固，墙体采用外砖内土的独特结构，外侧青砖以石灰糯米汁砌筑，坚固耐磨，内侧黄土夯筑缓坡，既能稳固墙体，又能缓冲里下河频发的洪水压力。

这次重建的城墙形制，奠定了此后近四百年宝应县城的整体格局，也是民国时期我们所见古城墙的核心基础。明朝万历年间，知县韩介为振兴地方文运、顺应风水格局，封堵原有小东门，新开小南门迎秀门，自此宝应古城正式形成“五门一水关”的经典城门水系格局，沿用至民国末年。

清代历朝对城墙持续修缮维护，让城防始终保持完好状态。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均有针对性的补修记录，其中道光十五年的修缮规模最为浩大。当地乡绅朱士彦带头捐钱一万九千余缗，耗时七个月完成全城修缮，五座城门全部加装铁叶包裹，城墙防御能力达到巅峰。光绪八年，知县梁枚上奏朝廷获批专款，重修五座城门城楼，这也是封建王朝时期，宝应古城墙最后一次大规模、高标准的修缮工程。

步入民国，宝应古城坐落于如今安宜街道老城区核心地带，紧邻京杭大运河东岸，西靠运河天然堤岸，东、南、北三面人工开挖城壕环绕，水系环绕、格局规整。彼时城池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1143米，东西宽875米，老城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

城内以南北贯穿的南大街、北大街为城市中轴线，东西街巷纵横交错、错落排布，完美复刻了明清运河县城的经典布局。城墙延续明清外砖内土的复合结构，顶部外侧砌筑整齐雉堞，全城均匀布设八座敌台，用于驻军瞭望、交叉御敌，是一套成熟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

不过历经三百年风雨冲刷，民国初期的宝应城墙早已不复清代鼎盛样貌。宣统三年六月，宝应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持续降水引发洪水，城墙长时间被积水浸泡，土体结构松动，东南、东北、西北三处城墙同时大面积崩缺，每处坍塌长度达数十丈。

清末朝廷早已风雨飘摇，地方财政彻底枯竭，根本无力开展系统性修缮，只能临时征集民夫，用散落碎砖简单堆砌封堵缺口，修补粗糙、毫无稳固性。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休，地方政局动荡、财政拮据，城墙修缮工作彻底被搁置。

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风霜风化，让墙体裂缝不断增多、坍塌区域持续扩大。清末时北门城楼就已彻底倾圮消失，剩余四座城楼也破败不堪、摇摇欲坠。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宝应古城完整的砖筑墙体不足三分之二，多处区段仅剩内侧夯土残坡，曾经巍峨坚固的千年砖城，彻底沦为断垣残壁。

二、规制井然：民国五门一水关的分布格局与建筑规模

历经明清完善定型，民国宝应古城形成了五座陆门、一座水关的完整布局，五座城门各司其职，连通城乡要道、掌控水陆交通，水关贯通城内水系、兼顾水利防御，每一处建筑都独具特色，承载着古城的交通、商贸与防御功能。

一、五座主城门：各守一方，撑起古城交通脉络

1. 宾曦门（东门）

东门定名宾曦门，取迎纳东方晨曦、启盛一方的美好寓意，坐落于古城东侧中段，对应如今安宜南路东侧片区。作为古城东部的核心出入口，东门门外连通官方驿道，是宝应通往兴化、盐城等东部县域的必经之路，常年商旅往来、人流不息。

宾曦门是古城核心主门之一，防御规格极高，门外设有半圆形瓮城，形成双重防御屏障。城门为标准拱券砖砌结构，门洞宽约5米、深约6.6米，城门上方建有两层制式城楼，面阔三间、歇山顶结构，造型恢弘大气，平日里用于驻军值守、登高瞭望，战时为重要的防御据点。

自清末暴雨城墙崩缺后，东门北侧城墙出现数十丈破损缺口，加之常年失修，到民国中后期，城楼木质结构腐朽、砖瓦脱落，整体残破不堪，仅存城门洞与瓮城主体框架。

2. 利成门（西门）

西门利成门紧邻京杭大运河东岸，地处老西门街西端，背靠运河堤岸，是宝应运河漕运的门户核心。不同于其他四座城门，西门依托运河天险，无需增设瓮城，也是全城唯一一座无瓮城的主城门。

西门门洞宽约4.7米，城楼形制、规模与东门基本一致。门外就是繁华的西门码头，明清至民国数百年间，南北漕粮、货物在此装卸转运，南来北往的商船、旅人在此停靠，是宝应最热闹的水陆商贸节点。明代《水程图》曾专门绘制利成门风貌，足以见得其在京杭运河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所有城门中，利成门损毁最早。民国二十七年，西门城楼被率先拆除，城墙整体被人工放矮，成为民国时期第一处被主动拆改的古城核心区段，昔日恢弘的运河城门风光彻底消逝。

3. 向明门（南门）

南门又名来薰门，正式定名向明门，寓意南向光明、纳祥聚瑞，位于古城正南中轴线位置，对应如今南门大街南段、南城根路一线。

这里是宝应通往高邮、扬州的南大门，门外直通城南官道与运河驿站，是南下江南的核心通道。南门防御配置齐全，外侧建有半圆形瓮城，城楼规制与东门持平，是古城南部的防御核心。

城门内侧直通古城中轴线南大街，沿街商铺林立、市井繁华，茶楼、客栈、粮行、布庄遍布，是民国宝应县城最核心的商业街区，也是老城人气最旺盛的区域。

4. 斗拱门（北门）

北门斗拱门，取自北斗拱卫、护佑城池之意，位于古城北侧中段，对应如今北门外大街南端、原水产公司旧址附近。作为古城北门户，门外大道直通运河铁桥，是宝应通往淮安、淮阴的必经要道。

北门同样配有标准瓮城，清代早期城楼保存完好，中后期因年久失修、风雨侵蚀彻底倾圮。进入民国后，北门已无城楼建筑，仅留存完整的城门洞与瓮城墙体。

北门片区依托交通优势，形成了成熟的农贸集市，鱼市、粮市、杂货市集中于此，北门外大街常年商贾云集、百姓熙攘，是民国宝应城北最核心的商贸聚集地。

5. 迎秀门（小南门）

迎秀门俗称小南门，是明万历年间为提振地方文运、滋养文风专门增设的城门，坐落于主南门西侧，对应如今南城根路西段。城门正对城内孔庙、学宫中轴线，取名迎秀，意在迎纳文秀之气，期盼当地科举兴盛、文脉绵延。

相较于四座主城门，迎秀门规模小巧简约，门洞宽度仅3.3米左右，无瓮城、无城楼，仅为单孔砖砌拱门结构。清代至民国，这里是城南居民日常出入的便民通道，紧邻学宫、书院，周边书香氛围浓厚，是宝应古城文脉的标志性节点。

二、瓮城与敌台：完善的古代城防硬核配置

依托五座城门，宝应古城构建了成熟完备的防御体系。东、南、北三座主城门配套半圆形砖砌瓮城，瓮城纵深约10米，墙体高度、砌筑工艺与主城墙完全一致，外侧砌筑雉堞、预留射击口。

瓮城形成封闭式缓冲空间，是古代绝佳的防御设计，敌军即便攻破外层瓮门，也会陷入四面合围的绝境，真正实现“瓮中捉鳖”的防御效果。而西门因紧邻运河水域，无拓展空间，故而未修建瓮城，依托天然水系形成独特防御格局。

除瓮城外，全城城墙均匀分布八座敌台，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马面，平均每400米设置一座。敌台向外突出城墙约5米，宽度6.6米，与城墙同高，墙体坚固厚实。

这种设计能够彻底消除城墙下方的射击死角，守军可依托敌台架设兵器、从侧面夹击攻城敌军，是明清城池最核心的战术防御设施。民国时期，八座敌台基座大多保存完好，但顶部值守铺房尽数坍塌，防御功能基本丧失，仅存建筑轮廓。

三、跃龙关：守护古城水系的千年水关

除五座陆门之外，宝应古城唯一的水关跃龙关，坐落于东门南侧城墙，是城内宋泾河的核心进水口，也是古城水系连通运河的关键枢纽。

跃龙关始建于明代，最初为木质涵洞，防渗、控水能力薄弱。清康熙年间，时任知县徐翀主持改建为石质水闸，水关通体石材砌筑，长一丈五尺，墙石高一丈五尺，设可手动启闭的石质闸门，能够精准调控城内河道水位、水流，兼具防洪、排水、供水、小型航运多重功能。

京杭大运河的水源通过跃龙关流入城内宋泾河，贯穿整座老城后，再经出水口汇入城外河荡，形成闭环活水水系，滋养着古城千年烟火。民国时期，跃龙关石闸结构保存完好，依旧正常发挥水利作用，是当时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遗存之一。

三、百年凋零：宝应古城墙逐步损毁的完整历程

从民国初年的残破衰败，到建国后的彻底拆除，宝应古城墙的消亡历经近半个世纪，是天灾侵蚀、战乱破坏、人为拆改、城市发展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自然风化是衰败诱因，而人为干预与时代变革，才是城墙彻底消亡的核心根源。

一、晚清民初：天灾重创，城墙埋下衰败隐患

宝应地处里下河低洼地带，水患频发，且毗邻郯庐地震带，自古以来多自然灾害，这些天灾成为城墙破损的首要推手。

宣统三年的特大暴雨，是民国城墙衰败的开端。持续强降雨导致运河暴涨、遍地积水，古城墙长期浸泡在洪水中，内部夯土饱和软化，墙体承载力大幅下降，最终引发三段城墙大面积崩塌。清末潦草的修补方式，让这三处缺口成为城墙最薄弱的环节，此后每逢雨季，破损便持续加剧，裂痕不断蔓延。

除此之外，清代数次自然灾害的遗留问题，在民国彻底爆发。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波及宝应，古城东南段墙体多处崩裂坍塌；嘉庆初年西北城墙大面积损毁，后续修缮工程偷工减料、质量低劣，修复后不久便再次破损。

民国三十余年，无任何官方修缮维护，风吹日晒、雨水冲刷让城砖持续风化剥落，墙体灰缝脱落、夯土流失，墙身逐年变薄、高度持续降低。曾经整齐坚固的雉堞尽数损毁，敌台铺房全部坍塌，到1949年，千年古城墙早已千疮百孔、破败不堪。

二、民国中期：功能失效，官方民间双向拆改

进入民国，热兵器战争取代传统冷兵器攻防，高大厚重的城墙不再是防御屏障，反而成为城市交通拓展、人口流通的巨大阻碍，城墙的实用价值彻底消退，拆改成为必然趋势。

民国二十七年，是城墙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宝应县政府正式组织大规模拆改工程，拆除全城所有城门城楼，同时将高大的城墙整体放矮近一半。这次官方拆改，有着明确的时代背景。

从抗战局势来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沿运河南下，苏北全境局势动荡。高大的城楼、完整的城墙，极易被日军占据作为固守据点，增加我方反攻难度，同时高耸的木质城楼也是空袭的醒目目标，拆除城楼、压低城墙，能够有效降低县城遭遇轰炸的风险，为抗战防御创造条件。

从城市发展来看，民国宝应商贸繁荣、人口激增，狭窄的城门洞无法满足人流、货流通行需求，尤其是西门码头片区，瓮城、城楼严重阻碍水陆交通，拆改城墙能够有效疏通城市脉络、拓展城区空间。

此次工程过后，五座标志性城楼尽数消失，城墙高度从6.6米降至3米左右，雉堞、敌台全部被铲平，延续数百年的城防体系彻底瓦解，城墙不再具备任何军事防御功能，仅作为城乡分界的标识存在。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拆城行为愈演愈烈。常年战乱导致百姓民房大量损毁，砖瓦建材极度匮乏，无人管控的破损城墙，成为百姓修缮房屋、搭建院墙的主要建材来源。崩缺区段的城砖被肆意拆取挪用，日复一日的盗取，让城墙破损程度持续加剧，原本残存的墙体结构彻底松散崩坏。

三、抗战时期：战火摧残，墙体结构彻底破损

抗日战争数年战乱，给本就残破的古城墙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战争炮火与人为工事改造，彻底摧毁了城墙的原有格局。

日伪军占据宝应县城期间，为巩固据点、抵御进攻，对古城墙进行野蛮改造。日军、伪军在城墙墙体上开凿大量射击孔、修筑碉堡，拆毁墙体内部夯土，挖掘交通壕沟，彻底破坏了城墙外砖内土的稳固结构，多处墙体出现松动、空洞，稳定性大幅下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军孙良诚部两千余人固守宝应县城，负隅顽抗。为阻挡新四军攻城，伪军强迫周边百姓烧毁城墙脚下民居，清空所有遮挡物，同时疯狂加固城墙工事，进一步破坏了墙体原貌。

同年8月，新四军苏中部队发起宝应收复战役，部队在运河西岸架设火炮，精准轰击城墙西北角碉堡，两枚炮弹直接炸塌大片墙体，形成巨大缺口。东门、北门的攻防作战中，炮火、冲锋也对城门和墙体造成严重损毁。

此战过后，宝应古城墙遍布缺口、残段林立，完整墙体寥寥无几，彻底失去屏障作用，沦为毫无防御价值的残垣断壁。

四、建国初期：城市革新，千年城墙彻底消亡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启大规模城市建设，“拆城筑路、拓城兴市”成为时代主流，曾经守护古城千年的城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内建材资源极度匮乏，而废弃的古城墙砖质坚硬、储量庞大，是修路、建房、修水利的优质建材。同时，老旧城墙环绕城区，严重限制了老城空间拓展，狭窄的城门阻断城市交通，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理念完全相悖，拆除城墙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

宝应城墙的全面拆除分为两个阶段。1953年为初步拆除阶段，政府针对阻碍交通、影响市容的残垣断壁开展清理工作，率先拆除老西门段城墙，打通老西门小街，连通老城与运河堤岸，剩余危险墙体全部清理，拆下来的碎砖用于铺设老城街巷路面，极大改善了城区出行条件。

1958年，在全国建设热潮推动下，宝应开启全城大规模拆城工程，全民参与、全员出力，短短数月内，残存的所有城墙墙体被彻底拆除、清理干净。

海量的旧城砖被充分利用，大部分砖块打碎后作为骨料，铺砌县城大街小巷；完整优质的城砖被用于修建公共建筑，北门外原水产公司仓库，便是全程使用旧城砖砌筑，至今仍留存着古城砖的印记；剩余部分城砖被居民取用，用于自建住房、修缮院落。

四、岁月留痕：城墙消逝后的古城记忆与文脉传承

短短数十年间，历经千年风雨的宝应古城墙彻底消失在城市版图中，如今的宝应老城，早已不见巍峨城垣、古朴城楼，仅留存零星遗迹，默默诉说着昔日繁华。

目前宝应仅存两处城墙遗迹，一处是运河东岸堤坡的夯土残垣，长度十余米，残高不足一米，是当年城墙内侧夯土坡的唯一遗存，杂草丛生间，依稀能窥见古城墙的基底轮廓；另一处便是原北门外水产公司旧城砖仓库，一块块斑驳古砖，是城墙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物见证。

除此之外，跃龙关遗址完整留存，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遗存，是古城水系格局的唯一完整实物，见证着宝应千年运河水城的独特风貌。

城墙实体虽已湮灭，但它早已深深烙印在宝应的城市肌理之中。如今老城的街巷格局、南北中轴线脉络，依旧完整保留着明清古城的规划形制；南门、北门、西门、城根等专属地名，代代沿用、从未更改，成为老宝应人刻在心底的城市记忆。

一代代宝应百姓口口相传的城墙旧事、城门传说，延续着古城的文脉底蕴。近年来，宝应高度重视古城文化保护与传承，划定老城历史文化街区，修缮跃龙关、宋泾河等古遗存，在城市更新建设中最大限度保留古城肌理、延续老城文脉。

千年城垣兴衰，半部宝应通史。这座从南宋走来的古城墙，见证过运河漕运的繁华，抵御过乱世烽火的侵袭，历经天灾岁月的打磨，最终伴随时代革新悄然退场。它的消亡，是近代中国县域城市转型的缩影，也是一座古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古老迈向现代的必经之路。

残垣虽逝，文脉永存。如今的宝应，依旧依河而兴、因文而盛，古城墙承载的千年底蕴，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最深厚的文化底色，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