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培训，全面肉搏

近日，粉笔连续发布两篇“小作文”，跳出公考培训机构一贯打造的“恩师育人、亏本做良心课”人设。一篇文章《谁是公考培训界的良心》直接拆解同行盈利账本，戳破对手经营亏损的悲情叙事，还放话明年大幅压低面试班定价；另一篇文章更是毫不遮掩，坦然自曝新品从课程结构、刷题体量到订金规则，全部像素级模仿超格国庆七天营，以 1380 元对标对方 2180 元的产品，上线单日便售出 1200 余份。

粉笔的这次“坦白”，表面是产品对标，实则是对行业同质化困局的公开解剖：教培课程边际成本极低，内容、师资、服务又日趋趋同，竞争很难靠差异化价值取胜，更依赖成本控制与 流量承接。这也与8月6日粉笔发布的文章《致粉笔学员的一封信》形成呼应：系统班降价“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越来越不好卖了，迫不得已”；当竞品课程售罄、黄牛加价时，“不如我们做一个同类产品，承接一些同行承接不了的需求”。这几篇文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公考行业的价格战正在从策略选择转向生存。在用户决策高度理性、信息极度透明的公考市场，价格成了最直接、最可量化的竞争标尺。

“全面肉搏”

早在2020年底，华图在线便以980系统提分班试水线上低价，980元系统班曾被视作行业分水岭。而粉笔此次的坦白，表明公考培训行业正在逐渐越过心理门槛：不再掩饰价格调整的被动性，甚至主动将“卖不动”作为前提写入官方传播。

这种转变背后，是考生持续攀升、招录比例收窄带来的真实压力。据教育部数据，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国考报名确认人数从2023年的194.8万人增至2024年的261.3万人，2025年进一步升至298.2万人，三年间增长超百万人。

与此同时，录用计划数却在收缩：国考在连续七年扩招后，2026年首次转为缩招，计划招录3.81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1600人。

省考缩招幅度更大，23个联考省份整体缩招15.3%，广东降幅高达32.38%，这对考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在考生报考人数逐年递增、录用计划数掉头向下的情况下，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也从2023年的约70:1升至2026年的98:1，招录端的供需失衡推高了公考机构的获客成本，也加剧了转化焦虑。

公考行业早期虽有价格试探，但极少出现如此密集的“模仿—降价—再模仿”循环。粉笔自曝的“7+1”“粉刷刷”等产品，即是对竞品成功模型的速成模仿。据其8月6日公开信自述，模仿的初衷是“蹭一点热度”，顺便“让同行的课显得不值钱”。

拼上岸率

在承认经营失误的同时，粉笔宣布内部考核从“以营收利润为中心”转向“以进面率、上岸率为中心”。这一转向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价格战挤压毛利后的被动选择。2026年上半年，粉笔营收12.48亿元、同比下滑16.3%，收入成本因培训服务成本和人员优化遣散费增至7.26亿元，由上年同期净利2.27亿元转为净亏1.84亿元。收入端受招录收缩和价格战影响，成本端又因铺产品、铺人力上升，两头挤压下，继续依赖规模扩张已难以为继。把考核重心转向进面率、上岸率，本质上是试图从“卖更多课”转向“让更多人过”，用结果而非营收构建壁垒。

公考培训行业至今没有权威、透明的上岸率统计标准。公务员考试整体竞争激烈，平均竞争比已达98:1，面试环节很多按照3:1或5：1的比例进面，从报名到最终录用，成功上岸的考生占比极低，2026年国考录取率仅为1.35%。但不少培训机构却宣称“通过率高达85%”“保过班不过全退”，用夸大宣传吸引考生报名。2026年6月，北京市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公考机构不得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不得对考试通过率、录用结果作保证性承诺。粉笔若真要把上岸率作为核心KPI，就必须把教研投入、真题研发、个性化诊断和效果验证同步做实，否则只是把“降价让利”的信任透支换成“结果承诺”的信任透支。

价格战也在改写行业价格底线。粉笔1380元对标超格2180元的国庆营，单日售出1200余份，说明中高端用户愿为确定性效果付费，但前提是性价比清晰。这倒逼头部机构重估产品矩阵。粉笔公开“讲义成本约一百数十元”“AI班为控制成本减少资料配置”等隐性成本，打破行业信息不对称，定价逻辑有望趋于透明。价格底线摊开后，竞争将从“谁更便宜”转向“谁在低价下能交付、在高价下不可替代”。

价格战之后，拼什么

粉笔的激进策略冲击的不只是超格，而是整个行业。价格底线被摊开后，公考培训很难再回到靠信息不对称维持高毛利的状态。中公、华图面对的已不会是跟进降价，而是低价之后拿什么证明效果。进面率、上岸率是否能提高，能否做成可追溯、可验证的硬指标。

像素级模仿能盈利，不代表标准化产品力有绝对优势。粉笔公开信自述，1380元对标课单班利润约3万—5万元，首日售出1200多人。课程外形易复制，产品交付能力、成本控制和可验证的效果才难复制。价格战改写的是价格底线，最终逼出的应是价值底线，谁能守住交付、证明效果，谁才有资格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本文作者系经观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 闫玉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