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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尚且不知道,引产并不会换来所谓解脱,往后等待我的,将是无休止的愧疚、自责与悲伤。
配图 | 《我是真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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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3日,我满怀欣喜地迎来人生里的第一个孩子;2026年8月13日,万般无奈之下,我亲手签下孩子遗体交由医院处理的同意书。
同一个日期横亘两年,一头是对新生命的热烈憧憬,一头是骨肉分离的冰冷结局。我时常分不清,这究竟是命运无心的巧合,还是投向我的一场刻薄戏谑。
距离旁人眼中“儿女双全”的圆满、心心念念的“龙马精神”生肖组合,我只差最后一步。幸福仿佛已经触手可及,生活却猝不及防砸下沉重一击,把所有期待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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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我的月经推迟两周依旧没有到访。我向来周期规律,心底瞬间绷紧:难道是怀孕了?
我立刻拿出验孕试纸,两道清晰的红杠赫然显现。怕结果出错,我又用验孕棒复测,依旧是阳性。次日是正月初五,丈夫陪我到当地妇幼保健院抽血查孕酮、HCG,做B超,已经能看见胎心胎芽,确认宫内早孕。
这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让我又惊又惧。怀大女儿的时候,我们备孕足足半年,生活方式、营养品补充、按期进行夫妻生活,才终于得偿所愿。而这个小生命在我身体的第一个月,因为我的不知情,充满了疏忽:一月中旬,大宝高烧住院,我整周陪护,没有做好口罩防护;年前带孩子去游乐园疯玩,我的运动量不小;春节走亲访友,免不了吸入二手烟;至于叶酸等营养品的补充,更是完全没有。
医生宽慰我们,孕早期外界影响遵循“全或无”原则,即孕4周内,胚胎还没有分化出心脏、大脑等器官,这一阶段的外界影响,如果比较重,则会使胚胎整体受损,发生生化妊娠、胎停、自然流产;如果影响比较轻,胚胎往往会修复并正常发育,也不会导致畸形。我和丈夫都愿意相信,这个悄悄到来的小宝宝生命力足够顽强。
二胎和我父亲同属马,预产期的星座与我一致,我们感慨这份难得的缘分,把它视作上天馈赠的礼物,给他取乳名“小强”。
那时候我们全然想不到,这份顽强的生命力,最后竟要由我们亲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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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喜讯,公婆喜上眉梢,当天就宰了老母鸡给我补身体,丈夫买回来燕窝礼盒,反复研究炖煮的营养做法。家里一岁半的大女儿尚且懵懂,每当她伸开胳膊想要妈妈的拥抱,总会被爸爸或是爷爷奶奶抢先接过去。都说二胎最难把一碗水端平,看着女儿失落的小模样,我满心愧疚,暗暗下定决心:等生产之后,一定要加倍补偿她。
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好产检档案。这个宝宝格外体恤我,几乎没有孕吐,孕反轻微,和怀大女儿的感受高度相似。晚上我常放胎教音乐,丈夫总会俯在我的肚皮上和宝宝说话,当作每日的胎教。公公一直盼着抱孙子,我提前给他打预防针:“说不定还是孙女,生男生女都一样。”
四月NT检查顺利过关。因为头胎整个孕期顺风顺水,医生征询我的意见要不要做无创DNA,我选择只做早筛与中筛。五月,筛查结果全部低风险。熬过前三个月流产高发期,双方父母把怀孕的喜讯告知亲友。我的腹部渐渐隆起,衣物再也遮掩不住孕态。顾及后续产假的工作衔接,我主动向领导坦白意外怀孕,特意表明不会耽误手头工作,所幸得到了理解,我悬着的心稍稍落下。
女儿慢慢读懂了妈妈肚子的秘密,常常俯过来亲亲我的肚皮,奶声奶气地宣告自己马上就要当姐姐。
所有安稳的光景,停留在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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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端午要去北京出差,我们便计划趁此机会全家同行,也圆公婆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心愿。
二胎大排畸四维恰好约在端午之前,闯过这一关,便可以安心出游。6月15日,B超探头一遍遍地在我的腹部滑动,医生时而敲击键盘记录,时而吩咐我翻身变换体位。我屏住呼吸,在心底默念,宝宝乖乖配合,千万不要出事。我心里有隐隐的不安。
人好像总是越害怕什么,就越会遭遇什么。检查持续很久,医生蹙起眉头,喊来隔壁诊室的医生一同阅片。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
“胎儿的左肾没有找到。”
“腹腔、盆腔里面,都看不到。”
医生的声音如同惊雷轰然落在头顶,我僵在检查床上,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话。
检查结果被白纸黑字地印在B超报告单上:胎儿左肾缺如或发育不良考虑。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我哽咽着呼喊丈夫,微弱的哭声淹没在嘈杂环境里,他在不远处低头盯着手机。我颤抖着手拨通他的电话,叫他立刻到产科护士台找我。
一位护士按流程上前,打算给我测量身高体重,询问我计划在哪家医院分娩。我喉咙堵得发疼,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丈夫匆匆赶来,我低声说明四维结果异常。另一位护士捕捉到我崩溃的状态,直接帮我转去主任专家门诊。
诊室大门敞开,门口坐满等候产检的孕妇与家属。上一位准妈妈开开心心地敲定下次产检时间,笑着走出诊室。就在短短几天前,我也拥有和她一模一样的、对新生命的热切期盼。
“一个肾也可以正常生活、工作,不影响寿命。你们去省妇保挂胎儿医学门诊,做羊水穿刺进一步排查。”何主任语气平和,她试图消解我的恐慌。
驱车去往省妇保的路上,压抑的情绪彻底决堤,我放声痛哭。我一遍遍地祈祷,希望只是基层医院设备局限带来的误诊;盼望只是胎儿体位蜷缩,把肾脏藏在了看不见的角落。
省妇保胎儿医学门诊号源紧张,现场无法直接加号。我们四处求助,最后产科杜医生听完我们的处境,破例给我们加了号,但需要等到上午所有病人全部接诊完毕,才轮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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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过后,我们终于进到诊室。杜医生交代我们,“我给你们开专家会诊B超复查,但是不确定今天能不能排上。如果可以做完,下午就来住院部找我。”
我们慌忙缴费预约,却恰逢午休,要等到下午一点半护士上班再碰运气。
顾不上吃饭,我和丈夫疯狂在网络检索资料,翻看社交平台,四处寻找拥有相同遭遇的家庭。我第一次知道孤立肾的发生概率约1/1500,可冰冷的概率就这样落到我的身上。一堆陌生医学名词涌入脑海:异位肾、重复肾、多囊肾、多囊性发育不良肾。
下午,我们幸运加上B超复查的号。熬过漫长煎熬的等待,我走进B超室,屋内站着数位医生与实习学员。仪器在我的腹部来回游走,最终结果依旧残酷:左肾缺如或发育不良。
我怯生生地发问,像一个犯错的小孩:“那后面还有可能再长出来吗?”
“那不能。”简短的回答,碾碎我最后一丝侥幸。
回到住院部办公室,杜医生确认报告结果后,问:“孩子你们留不留?”
“只有单侧肾脏,相当于身体少了一个备用的‘备胎’。有家庭选择留下,也有家庭选择放弃,取决于你们家庭的接受程度。如果打算留下,就要抓紧安排羊穿。”
肚子里真实清晰的胎动拉扯我的母性,我脱口而出:“留。”
省妇保羊穿排期拥挤,彼时我已经23周+,最早也要两周之后才能安排。因为夫妻婚检染色体结果正常,且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健康的大宝,杜医生建议优先做FISH加染色体检测,自费五千余元。
既然决定等待羊穿结果,我们主动加入肾宝宝家长社群。天南海北的家长聚集在此,晒出自家孩子日常点滴,分享产检、养育的经验。
“先天性单肾,完好的肾脏会代偿性增大,一个可以顶两个用。”
“日常和普通孩子没有两样,看病用药提前告知医生肾脏情况即可。”
“我家男孩十八岁,先天单肾,练武术,八块腹肌,除当兵受限,其余几乎不受影响。”
“单纯性孤立肾,羊穿无异常就可以安心生。”
群里真实鲜活的案例,给深陷慌乱的我们一处短暂的避风港。我们愈发坚定:只要羊穿排除重大基因缺陷,就能迎接这个孩子来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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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产检的坏消息告知双方父母,计划已久的北京之行彻底泡汤,所有人再也没有出游的心思。
刚听闻孩子缺失一个器官,长辈们和最初的我们一样难以接受。我们反复科普医学知识,转发社群家长的真实经历,家人才慢慢生出微弱的盼头。
我们仔细研读胚胎发育的相关知识,得知肾脏、输尿管、生殖器官,来自同一个胚胎区域(尿生殖嵴),如果这一区域在胚胎早期发育受到干扰,有可能同时累及多个器官组织,所以单肾胎儿会有概率合并泌尿生殖系统的其他异常。
为尽可能排除大的结构性畸形,我们做了胎儿腹部核磁共振。报告显示,除已知左肾缺如之外,没有发现重度肾积水、膀胱缺失等重大结构病变。
但医生也坦诚告知我们,一部分问题必须等到孩子出生之后才能够确诊,比如输尿管反流,需要出生后造影检查。还有一些细微的生殖系统异常,要等到孩子青春期复查才会逐步显现,单肾女孩有可能伴随卵巢偏小、子宫相关发育问题;男孩也存在同侧输精管发育异常的风险。相对而言,女孩未来面临的生育隐患会更大。
为了进一步明确风险,在社群一位姐妹引荐下,我们到私人机构拍摄四维写真。公婆、丈夫、大女儿陪在身旁,大屏幕可以清晰看见腹中宝宝。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是否唇腭裂,一一数清手指脚趾,这些是公立医院大排畸通常不会细致覆盖的项目。“宝宝,把小腿张开一点哈。”工作人员温柔地对着我的肚子说话。“和姐姐不一样,可以准备小汽车、变形金刚。”
公公盯着屏幕笑逐颜开。单肾对于男孩远期影响相对更小,这个结果又为我们增添了一重底气。机构赠送一双蓝色小袜子,属于我们的小强。
我们做好全套长期照料的心理预案:定期B超监测右肾发育与羊水量,确认胎儿肾功能;孩子出生后儿科长期随访;成年之后需要警惕高血压、蛋白尿,日常饮食、用药都要格外谨慎。全家人达成共识,只要属于单纯孤立肾,就一定要生下他。公婆甚至劝我们不必做羊穿,毕竟手术本身存在千分之一的流产风险。但我们依旧想要多一层保障,选择接受这项检查。
6月29日,孕25周+,我完成羊穿手术。预诊间,医生强烈建议我们追加全外显子测序,除羊水样本之外,还需要抽取我和丈夫的血液做家系验证。抱着求稳的心态,我们同意,前后合计花费一万五千元。
往后无数个日夜我都会反复回想:如果当时我坚定只执行杜医生最初的方案,拒绝全外显检测,是不是后面所有撕心裂肺的煎熬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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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母亲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数勇气。羊水穿刺时,长长的穿刺针一层层穿透腹壁。术后留观胎心正常,我回家遵医嘱卧床静养。
医院通知的纸质报告领取时间是8月3日,但公众号线上会提前推送结果。过来人的经验是,前十天没有接到医院电话,大概率结果平安,可也有人等到二十多天才收到异常通知。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我无数次刷新公众号,一边盼望着结果早日出炉,一边又深深惧怕点开报告。
同期的糖耐检查,我的空腹血糖高出标准0.19,就此开启严格控糖。饮食控制,和持续的精神焦虑,使得到孕28周,我的体重相比孕前仅仅增长5斤,和怀大宝的时候相去甚远。社群里不断传来其他孕妈羊穿平安、宝宝顺利降生的喜讯,我真心为她们高兴,心底却焦灼等待属于我的那份答案。
7月22日,我陪腰伤复发的母亲做中医理疗。一起做羊穿的社群姐妹发来提醒,公众号报告更新了。
中医馆信号很差,页面反复加载失败。我快步跑到街边,终于打开三份PDF文件。核型、芯片报告全部未见异常。点开全外显子报告的那一刻,一股巨大的下坠感攫住了我。
主要检测结果:在常染色体显性耳聋80型/肾发育不良/发育不全3型/产前表型异常相关的GREB1L基因上检出与受检者表型相关的1个意义未明变异。另外,家系补充报告显示,在甲状腺分泌障碍6型相关的DUOX2基因上检出与受检者表型不相关的2个致病变异。
这纸报告,仿佛将我拽入深海,万劫不复。我拼命想要抓住那一点微弱的光,祈求命运一丝怜悯。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立刻把报告转发给丈夫。我们分头在医疗问诊平台求助,我预约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位医生图文问诊,丈夫也同步联系多位遗传专家。我们也借助AI工具逐段解读报告:GREB1L属于胎儿新发的框内缺失变异;DUOX2变异来自我们夫妻双方隐性携带,对应的先天性甲状腺分泌障碍,如果不干预,会造成孩子智力、生长受损,但可以依靠优甲乐药物进行治疗。
当晚22点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生给出回复:GREB1L属于意义未明变异,临床上不能以此作为确诊依据;DUOX2造成的甲减,治疗手段成熟,一部分孩子甚至是一过性甲减,后期可以尝试停药。以我当时28周+的孕周,仅仅单肾叠加甲减,不属于严重致死致残出生缺陷,上海的伦理委员会不会批准这类大孕周引产,建议继续妊娠。我追问耳聋相关风险,医生表示这个点位暂没有相关临床案例,暂时不考虑该风险。
这番回复像一剂强心针,我以为自己看见了转机。
可另一位安徽省立医院的专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他评估GREB1L这个新发变异风险等级很高,理论致病风险达到82.5%。该基因对应的病症跨度极大,从轻度输尿管反流到双侧肾完全缺失都有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即便当下影像只看见左肾缺失,依旧无法保证现存右肾出生后不会恶化,也不能排除后续出现其他器官畸形的可能性。整体不确定性过高,从优生角度,不建议继续妊娠,建议引产处理。
“引产处理”,这四个字砸在眼前,我脑袋嗡嗡作响。
我转向社群求助,恰好有两位孕妈同样检出GREB1L基因变异。其中一位是移码变异,风险等级比我们更高,同样在四处求医;另一位的孩子已经顺利降生,仅表现为左侧多囊性发育不良肾,其他无异常。社群姐妹把她咨询过的基因实验室博士推荐给我。博士明确提示,我们的变异位点处在基因高度保守区域,风险偏高,即便孕周已经很大,依旧建议终止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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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专家意见两极分化,我们决定奔赴省妇保进行线下遗传咨询,挂上董主任的号时,我已经29周+。
董主任接触追踪过不少GREB1L的家系案例,他解释,目前没有该点位造成耳聋的临床报道;新发变异并不等同于致病性一定更高。胎儿左肾缺如的表型,刚好和这个基因变异相呼应。但孤立单肾完全可以正常生活,甲减依靠药物可控、可长期管理,不需要大型手术,对比很多遗传病例,我们已经属于不幸之中相对幸运,建议继续妊娠。他的助理也和我们表达了相似看法。
我们缴费申请院内多学科联合会诊。每周一次的MDT集合产科、胎儿医学、遗传科以及省儿保多科室专家。我原本期待可以当面和专家组对话,把心里积攒的疑问一一抛出,现实却是我们只能最后领取一份汇总的书面会诊意见书。
等候室内,排在一号的孕妇哭着走出房间,那份绝望看得在场所有人揪心。轮到我们,拿到一张黄色产前诊断意见书。文书没有直白写明建议继续或终止妊娠,只客观罗列全部潜在风险:经省产前诊断中心专家会诊,考虑胎儿基因异常,变异基因与肾发育不良相关,影像学提示胎儿左肾缺如可能,有出现膀胱输尿管反流、肾性高血压等不良预后可能;胎儿可能合并先天性耳聋;变异基因与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相关,可能需要终身治疗,存在智力障碍、生长缓慢的可能。
文末着重标注:专家组仅提供会诊参考意见,最终处理方案由孕妇及家属知情选择,医院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
“该变异再发风险小于1%。拿着这份意见书,省内的医院都可以接收引产。”一位医生平静告知我们。我认出,这正是当初劝我们追加全外显测序的那位医生。命运充满讽刺,如果当时我拒绝这项检测,我根本不会站在这份意见书面前。
社群里另一位GREB1L变异的孕妈传来消息,同样的基因,她联系到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华西医院专家均建议继续待产。她是风险更高的移码变异,但已经放下心结安心等待分娩。不过,她的胎儿是遗传自她丈夫的基因突变,她丈夫没有任何不良表型,这是让她增加底气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付费预约了给出她继续待产建议的专家的五分钟电话问诊。通话时长受限,系统到点自动切断,但核心观点已经传递清楚:该基因不会在出生之后损伤原本完好的肾脏,如果产生影响,胚胎发育阶段就会显现;甲减风险不必过度恐慌,整体建议继续妊娠。
专家意见三比二。可报告上一行行抽象的医学风险,落到我们普通家庭身上,是未来几十年沉甸甸、琐碎又具体的养育重担。肚子里真切的胎动,一遍一遍拉扯我的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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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再完成一轮检查,我们期望指标理想,让我们能够下定迎接他来到世间的决心。
小排畸B超仔细扫查脊椎、膀胱、四肢、心脏等容易关联肾脏发育的部位,仅提示右肾4.8mm肾盂分离。产科医生解读,羊水量充足,代表现存右肾功能运转正常,胎儿大小匹配孕周,还是个大长腿。肾盂分离大概率只是胎儿憋尿造成,属于正常范围,不用过度紧张。
尽管医生提前说明,核磁共振很难看清胎儿耳蜗结构,听力异常只能等到出生之后筛查确诊,我依旧坚持做头颈部核磁。我们内心最深的恐惧,是GREB1L带来迟发性耳聋:即便结构影像完好,也不排除孩子几岁之后发病。万一小概率的不幸刚好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苦难。孩子如果终身佩戴助听器、植入人工耳蜗,会不会自卑,会不会遭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核磁共振舱密闭嘈杂,大孕周平躺半个多小时,我浑身冒汗,咬牙保持身体纹丝不动。机器轰鸣之下,腹中宝宝胎动格外频繁。宝贝,是噪音吵到你了吗?我在心里默默安抚,妈妈陪着你,再坚持一下。
报告出来:大脑、小脑、耳廓、外耳道结构均未见异常。但是没有获取耳蜗的有效观测信息。迟发性耳聋这团阴影,依旧悬在我们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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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算法捕捉到我的反复检索,短视频平台开始源源不断推送缺陷儿家庭的故事。有人产检检出单肾直接选择引产;有家长记录新生儿确诊先天甲减之后的崩溃;也有人讲述被基因突变拖垮整个家庭的现实。各式各样的故事裹挟着评论区的各色观点,不断放大我的焦虑。
我整夜整夜失眠,食不知味。摆在眼前的不是单一问题:孤立肾、先天性甲减、意义未明的显性基因突变,三重风险叠加。他这一生,需要拼尽全力,才有可能追上普通人轻而易举拥有的健康。而这个显性基因,未来还有50%概率遗传给他的后代。
丈夫翻查大量国外基因数据库,发自内心愿意拼尽一切为孩子托底。但整个家庭被低气压笼罩。
两边母亲不断联想到因病致贫、长久耗竭的现实案例;只有公公态度坚决,说木已成舟,生下来就好。可我心底忍不住揣测,这份笃定,是不是因为小强是他期盼已久的孙子。
理智与母爱在我身上反复拉锯。看见B超影像里他小小的脸庞,我万般不舍;可想到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想到我们普通家庭有限的经济与精力,一旦出现肾衰竭、多系统并发症,我们是否真的扛得住?孕晚期本该体重上涨,我的体重却开始往下掉。丈夫同样濒临精神透支。
生,还是不生,两条路摆在面前,没有哪一条铺满鲜花,无论怎么选,都伴随着无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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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我们开始做两手打算。省妇保床位紧张,我回到老家妇幼保健院咨询引产流程。即便持有省妇保的产前诊断会诊单,本地依旧需要院内伦理委员会审核。
8月7日,医院通知伦理会审议通过,可以办理住院。接诊的女医生看得出来我的犹豫:“你们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去赌这个风险?”另一位医生补充:“昨天伦理会有两位委员弃权,能够通过,很大程度上考虑你们已经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如果是试管珍贵儿,委员们的判断或许会完全不一样。你们可以在周末开个家庭会议好好再权衡,打针之前,一切都还来得及。”
周末,心底的不舍占了上风。8月9日,我们连夜逃回杭州,下定决心要留下这个孩子。
可回到杭州,恐惧没有就此消散。我反复琢磨,伦理委员会能够审批通过引产,是不是侧面证明这个孩子潜藏的风险足够沉重?我内心的摇摆没有停止。
8月11日深夜,我们又驱车赶回老家。趁着想要终止妊娠的念头还没有消散,8月12日凌晨三点多,我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孕周已经来到31周+。
入院抽血,听胎心,仪器传来宝宝强劲有力的怦怦心跳,那一刻,我的心又一次软下来。上午完成术前抽血、尿常规、心电图检查,医生通知下午可以注射引产针,让我们签署相关文书。
“医生,我们还没有完全想好,想再考虑一段时间。”我还是犹豫了。
医生有些诧异,但充分表示理解:只要还没有注射药物,随时可以改变决定。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走向手术室。深夜,我们又动了立刻出院逃回杭州的念头,奈何车子电量没有充满,夜深不便赶路,护士劝我们等到第二天清晨再办理出院。
漫漫长夜,我们躺在床上反复复盘。如果迎接这个孩子到来,我们能够分给大女儿的时间、精力必然会被大量挤占。最终我们还是承认,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底气,去承接全部未知的风险。我轻轻抚摸隆起的肚皮,在心里和宝宝做最后的告别。
宝贝,对不起。不是爸爸妈妈不爱你,恰恰是太爱你,害怕带你来到人间承受无尽磨难。你选择我做你的妈妈,我却没能保护好你。
那个时候我尚且不知道,引产并不会换来所谓解脱,往后等待我的,将是无休止的愧疚、自责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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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我们和公婆通电话。公公言语间满是沉默,隐隐期盼我们回心转意;婆婆则认为引产是及时止损的选择。母亲赶来医院陪着我。早上医生查房过后,我和丈夫亲手签下同意书,同意将胎儿遗体交由医院处理。
10点36分,我被推进处置室。消毒腹部皮肤,长长的穿刺针穿透肚皮、子宫壁,刺入羊膜腔,注入依沙吖啶。就在药物注入的瞬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腹中宝宝狠狠一脚踢过来。眼泪瞬间决堤。他是不是感知到危险,在拼命抗议?我正在毁掉他赖以生存的环境。滔天悔恨淹没我,可一切已经没有回头路。
命运的巧合残酷得令人窒息,这一天,恰好是我大女儿的生日。我们原本计划陪她过生日,带她去看海。
回到病房,我和丈夫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母亲在一旁悄悄地抹眼泪。公婆打来视频电话,是年幼的女儿想念爸爸妈妈。丈夫强压住崩溃的情绪,对着屏幕唱起生日快乐歌。屏幕那头,女儿露出甜甜的笑脸,可这头病房里,我们已破碎不堪。
我哭得几乎喘不上气,就在不久之前,女儿还趴在我的肚子上,软软地说想要一个弟弟。我对她失约了。
当晚,我开始服用米非司酮。即便药物已经起效,我依旧能够时不时感受到胎动。
8月15日,孕32周第一天,凌晨四点,剧烈规律的宫缩袭来。数次内检,宫口迟迟打不开。引产属于药物催生,并非自然瓜熟蒂落,承受的疼痛远超顺产,此时已经来不及实施无痛。
5点47分,进入产房之前,护士记录:还有胎动。
他还在抗争。
6点40分,胎儿连同胎盘娩出。我走完完整的分娩流程,宫口全开,会阴撕裂缝合,却没有迎来一声新生儿啼哭。
护士之间低声交谈着。
“外表看不出什么畸形。”
“是男孩。”
我哀求,想要看一眼我的孩子。
护士劝阻,她们担心画面会给我带来永久性的心理阴影,也怕刺激得我大出血。
最终,我没能见到他。我甚至没有给他准备一件小小的衣服、一方包被。他小小的躯体被装进黄色塑料袋,被护士带离产房。
他距离足月还差五周,体重整整四斤,实实在在和我合体八个月,却从来没有机会看一眼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冷,会不会孤单。
病历本上留下一行冰冷记录:娩出一死胎,体重20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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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两天复查B超,宫腔胎膜残留21毫米,超出安全标准。万幸血流信号并不明显,不需要清宫,采用中药保守促排,定期回院随访即可。三天之后,我出院回到娘家坐月子。
即便住院期间已经服用回奶药物,大孕周引产后的激素剧烈波动,依旧使我遭遇了严重的生理性胀奶,胸部硬得如同铁球。身体上的痛苦尚可忍耐,心底的空洞无边无际。如果一切顺遂,我的怀里,本该抱着那个温热柔软的小婴儿。
断断续续的恶露、会阴撕裂伤口的红肿胀痛;激素断崖式下跌带来的情绪震荡;胀奶、失眠、昼夜颠倒。身体和精神双重耗损,自责、悔恨、悲伤循环往复,日日夜夜啃噬我。
理智明明清楚,基因变异,在精子卵子结合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可我控制不住无数次地回头假设:
如果当初我们早早吃上叶酸,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孕早期我防护做得更加周全,他的左肾是不是可以顺利发育?
如果当初拒绝全外显测序,不去触碰那个意义未明的变异位点,我是不是就可以安安心心等待他降生?
就算DUOX2带来甲减又如何?我们夫妻双方都是隐性携带者,大宝万幸没有,但往后每胎都会有25%的概率复合杂合遗传到。很多患者只是需要每日吃药、定期复查。就算终身服药,也可以像补充钙片一样成为生活日常。
倘若我们拥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强大的内心,是不是就可以为他托住全部的人生?人生开局布满荆棘,不代表不能拥有璀璨的未来。
我的父亲,在我四岁时因为车祸离世,今年恰逢他六十甲子轮回。这个属马而来的孩子,会不会是他轮回归来?可我们,亲手拒绝了他回到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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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拼尽全力照料我的月子,一天五顿精心调理饮食,把开水放凉成适宜温度递到我手上,帮我隔绝亲戚邻里打探的目光。
她这一生饱经磨难,年少丧夫,独自将我抚养成人;半年前遭遇交通事故,肩膀手术体内永久留存铆钉,肇事者全责,却至今拖欠医药费。
看着她略显吃力地拎起热水壶,为我冲泡艾草,我加倍痛恨自己:承受丧子之痛的同时,我还要连累满身伤痕的她。
都说坐月子不能流泪,要保护眼睛,避免落下月子病。可悲伤根本不受控制。有时候趁着母亲出门买菜,我会放声大哭;有时候只是触景生情,默默淌下眼泪。
泛红的眼眶永远瞒不过母亲。她时而陪着我感伤,感叹如果时间倒流会做出另一种选择;时而劝我时间会抚平一切;时而又责备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人总是会忍不住幻想,那条没有被选择的道路会风景更好。可落在我的身上,两条岔路,写的都是悲剧。
正如电影《破・地狱》所说:不止逝者需要超度,活着的人,同样要破地狱。
我那从未踏足人间的孩子,是我心底跨不过去的执念,是属于我的,活人的地狱。
引产从来不是旁人轻描淡写的“长痛不如短痛”。它是往后漫长岁月里,我心底一处永远潮湿的伤疤。
谨以此文,郑重纪念我那未能与世谋面的孩子。
说明: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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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悟
吾手写吾心,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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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2025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门诊获得了一张“ASD可能性大”的病历,我的人生自此多了一个注脚:阿斯伯格人士。
这一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我32岁。
直到这一年,我才终于知道,那十年里所有的格格不入、所有的沉默、所有的崩溃,都有一个名字。但在这之前,我先学会的,是把它们当成我一个人的错。
那十年,是这样开始的。
本文导读:七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六点,电话突然响了,是我哥:“爸妈昨晚又打架了,你别回去了。”
我哥的意思是,此时回去,必然要被卷进这场家庭纷争,与其左右为难,不如等风波平息。父母都已年过六旬,这些年,我也为他们动辄闹架头疼,从好言相劝,到后来避之不及。
问起缘由,我哥说,我爸昨晚在邻居家打牌,深夜未归,我妈跑去闹,两个人打起来,最后两败俱伤。我妈鼻青脸肿,我爸膝盖骨折,被救护车送进县医院。此刻,一个在医院等手术,一个浑身是伤,躺在家里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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