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拒绝捐肾救12岁堂弟，大伯起诉告他见死不救，法官让他哑口无言

陈建国接到法院传票那天，正在工地上拌水泥。

他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对方说是县法院的，问他是不是陈建国，他说是。对方说：“你大伯陈建军起诉你了，告你见死不救。开庭时间定在下个月十二号，传票已经寄到你户籍地址了，你注意查收。”

他站在工地上，手里还攥着铁锹，水泥灰沾了一脸。他愣了好一会儿，问了一句：“他告我什么？”

“见死不救。具体案情开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记得来，不来对你也不利。”

挂了电话，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蹲在水泥堆旁边，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手在抖。不是怕，是气的。

他大伯陈建军，他爸的亲哥哥。他爸走得早，他十岁那年，他爸在工地上出事，人没了。他妈带着他和妹妹，孤儿寡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大伯那时候在镇上开了个砖厂，手里有钱，可从来没帮过他们一分。不但没帮，还把他爸留下的那间老宅的宅基地占了，说“你爸欠我钱，这地抵债了”。他妈去理论，被他大伯母拿着扫帚赶了出来。那年他十二岁，站在门口，看着他妈蹲在地上哭，他大伯站在院子里，叼着烟，一句话没说。

从那以后，两家就断了来往。二十多年了，逢年过节都不走动。他大伯家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可现在，他大伯把他告了。告他见死不救。

他后来才打听清楚。他大伯的小儿子，也就是他堂弟，叫陈小浩，今年十二岁。半年前查出尿毒症，双肾衰竭，靠透析维持。大夫说最好的办法是肾移植，可等了大半年，没有合适的肾源。他大伯一家都做了配型，大伯不行，大伯母不行，堂姐也不行。最后医院在亲属库里筛，筛到了陈建国。配型结果是——高度匹配。

他大伯托人找过他两次。第一次是托他姑姑来的，说“小浩病得厉害，你能不能去医院做个检查”。他说“我跟他们家没关系”。第二次是他大伯亲自来的，站在他家门口，拎了一箱牛奶，一兜子水果，脸上堆着笑，说“建国，以前的事是大伯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小浩才十二岁，你救救他”。他说“你回去吧，我不去”。

他大伯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僵住了。他大伯说：“他是你堂弟，你身上流着一样的血。”

他说：“我爸走的时候，我十二岁。我跟我妈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在哪？你占了我家的地，你帮过我们一分钱吗？现在你儿子病了，你想起我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了？”

他大伯站在门口，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然后他把牛奶和水果放在门口，转身走了。

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大伯把他告了。

开庭那天，他去了。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是他媳妇给他熨的。他媳妇说“你别怕，咱有理”。他说“我不怕，我就是觉得寒心”。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着几个亲戚，他姑姑、他叔叔、他堂姐。他大伯坐在原告席上，旁边是他大伯母，眼睛红肿，一直抹眼泪。他坐在被告席上，一个人。他没有请律师，他觉得这事不需要律师。

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法官，姓周，戴眼镜，说话不急不慢。她敲了敲法槌，宣布开庭。

他大伯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陈建国履行亲属间的救助义务，为原告之子陈小浩进行肾移植配型及捐献手术。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之子系堂兄弟关系，经医院配型高度匹配，被告有能力和条件进行捐献，但被告拒绝，构成见死不救，侵害了原告之子的生命健康权。

周法官听完，转向陈建国：“被告，你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什么意见？”

陈建国站起来，说：“我拒绝捐献。我不欠他们的。我跟他家二十多年没来往了。他儿子生病，我同情，可我不能因为他儿子生病，就得把我自己的肾捐出去。我有老婆，有孩子，有工作。我捐了肾，我身体垮了，谁养我一家？”

周法官问：“你是因为担心身体原因，还是因为别的？”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法官，说了一段话。那段话他憋了二十多年，从来没跟外人说过。

“法官，我十岁那年，我爸在工地上出事走了。我妈带着我和妹妹，三个人，住在村东头那间土坯房里。我爸走之前，在镇上建筑队干活，攒了三千块钱，存在我大伯那儿。我爸走了之后，我妈去找我大伯要那笔钱，我大伯说‘他欠我钱，抵了’。我妈去要了三次，最后一次被我大伯母拿着扫帚打了出来。那年我十二岁，我站在门口，看着我大伯叼着烟，一句话不说。”

“我爸留下的宅基地，我大伯占了。他在上面盖了房子，租给别人住，一个月收好几百租金。我妈去村委会告，村委会说‘你们自己协商’。我妈去镇上告，镇上说来人了，看了看，走了。我妈告了三年，没人管。后来我妈不告了。她跟我说，算了，咱惹不起。”

“我十五岁那年，我妈生病住院，需要五千块钱。我跑去找我大伯，跪在他家门口，求他借我五千。他说‘我哪有钱？我自己都顾不过来’。那天我跪了半个小时，他门都没开。后来是我姑姑凑的钱，我妈才住了院。我妈出院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拖了五年，走了。我十九岁，我妹妹十五岁，我们两个孤零零的，他大伯来看过我们一眼吗？”

“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来。我生孩子的时候，他没有来。我买房子的时候，他没有来。二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侄子。现在他儿子病了，他想起我来了。他托人来找我，说他以前不对，让我别往心里去。可他连一句正式的道歉都没有。他站在我家门口，拎了一箱牛奶，一兜子水果，说‘以前是大伯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就这一句话，就想让我把我身上的东西割下来给他儿子？”

“法官，我不是不心疼小浩。他才十二岁，他什么错都没有。可他爸做的那些事，我过不去。我不是机器，我不是零件库。谁需要什么就来取。我有我的日子，我有我的家。我捐了肾，万一我出了问题，我闺女才五岁，她怎么办？我老婆一个人怎么撑这个家？他大伯想过这些吗？他没有。他只想着他儿子。他只想着让我把肾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是别人的儿子，我也是别人的丈夫，我也是别人的爸爸。”

陈建国说完这段话，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他大伯坐在原告席上，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大伯母不哭了，愣在那儿。旁听席上，他姑姑抹了抹眼睛，他叔叔叹了口气。

周法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原告席，问陈建军：“原告，被告说的这些，属实吗？”

陈建军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说：“以前的事……有些是真的。可我儿子现在……”

“我问你属实不属实。”周法官打断他。

陈建军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属实。”

周法官又问：“你儿子生病，你作为父亲，你做过配型吗？”

“做了，不匹配。”

“你爱人也做了？”

“做了，也不匹配。”

“你女儿呢？”

“也做了，不匹配。”

“那你有没有想过，被告也有家庭，有孩子，有工作？他捐了肾，如果身体出现问题，他的家庭怎么办？”

陈建军不说话。

周法官又说：“法律上，器官捐献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器官。这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的。原告，你起诉被告‘见死不救’，但在法律上，没有‘见死不救’这条罪名。被告对你儿子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你儿子需要肾源，你应该通过正规的器官捐献渠道排队等待，而不是通过诉讼强迫亲属捐献。”

“另外，原告，你刚才也承认了，被告陈述的那些往事属实。你在被告年幼时侵占其父遗产，在其母患病时拒绝帮助，二十多年来未尽任何亲属帮扶义务。现在你儿子生病，你要求被告履行亲属间的救助义务。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亲属间的义务是相互的。你二十多年没把他当侄子，现在凭什么要求他把你儿子当堂弟？”

陈建军坐在原告席上，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脸从红到白，从白到青。他大伯母在旁边拉他的袖子，他甩开了。

周法官继续说：“我理解你作为父亲的心情。你儿子生病，你着急，你害怕。可你不能因为自己着急，就强迫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你不能因为自己害怕，就把别人拖下水。被告不捐，是他的权利。他不欠你的。你起诉他，不但拿不到你想要的结果，还会让你儿子失去一个亲人。你回去好好想想。”

然后周法官敲了敲法槌，宣布判决：驳回原告陈建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建军坐在原告席上，半天没动。他大伯母在旁边哭，他堂姐在旁听席上捂着脸。他姑姑站起来，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胳膊：“哥，走吧。”

陈建军站起来，慢慢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陈建国一眼。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转过身，走了。

陈建国坐在被告席上，看着他大伯的背影。那个背影比他记忆中小了很多，也驼了很多。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上不来，下不去。他赢了官司，可他一点都不高兴。

他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他姑姑追了上来，拉着他的手，说：“建国，你大伯做得不对，可小浩那孩子是无辜的。他才十二岁。”

陈建国低着头，没说话。

他姑姑又说：“你回去想想。你捐不捐，姑姑不劝你。可那孩子，你该去看看。”

陈建国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他媳妇问他咋样，他说“赢了”。他媳妇说“那不是好事吗”。他说“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法庭上的画面。他大伯低着头，他大伯母在哭，他堂姐捂着脸。还有他姑姑那句话——“小浩那孩子是无辜的，他才十二岁。”

他没见过陈小浩。二十多年没来往，他连那个堂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他知道，那个孩子才十二岁，躺在医院里，靠透析活着。他什么错都没有。他爸做的那些事，跟他没关系。

第二天，他去了医院。他站在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一个瘦瘦的小男孩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胳膊上扎着针，连着透析机。他闭着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他大伯母坐在床边，握着孩子的手，脸上的表情木木的，没什么生气。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推门进去了。

他大伯母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眼泪哗地下来了。她张了张嘴，喊了一声“建国”。声音哑得不像她。

陈小浩睁开眼睛，看着他，有点茫然。他大伯母说：“小浩，这是你堂哥。”

陈小浩看着他，小声叫了一句：“堂哥。”

陈建国走过去，坐在床边。他看着那个孩子。瘦，黄，手上全是针眼，嘴唇干裂。跟他爸长得不像，跟他大伯也不像。就跟他自己小时候有点像。他小时候也是这么瘦，也是这么黄，也是这么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看着他妈哭。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他大伯母说：“明天我去做检查。如果合适，我捐。”

他大伯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得说不出话。他把她扶起来，说：“你别这样。我不是为你，我是为这孩子。他跟我一样，都是没爹疼的孩子。我懂。”

他捐了肾。

手术很顺利。他的肾在陈小浩身体里开始工作了，那个十二岁的男孩慢慢好起来了。出院那天，他大伯站在医院门口，看见他出来，走过来，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建国，大伯对不起你。”

陈建国看着他，点了点头，说：“过去了。”

他没再说别的。他转身走了。他媳妇在门口等他，他闺女跑过来抱住他的腿，喊“爸爸”。他弯腰把闺女抱起来，亲了一口。然后他牵着他媳妇的手，慢慢往家走。

他捐了一个肾。他少了一个肾。可他心里那个堵了二十多年的东西，好像通了。他不是一个圣人。他只是觉得，那个十二岁的孩子，不该为大人的恩怨买单。

他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不原谅我大伯。可我救了那个孩子。这两件事，不矛盾。”

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自家院子里那把旧藤椅上，闺女在他旁边玩泥巴。他的腰上有一道疤，是捐肾留下的。他摸了摸那道疤，说：“少一个肾，也没啥。我还有另一个。够用了。”

他笑了笑，把闺女抱到膝盖上，说：“走，进屋吃饭了。”

他站起来，牵着闺女的手，往屋里走。夕阳照在他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走得稳稳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