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反流量、善待新人：刘欢留给我们的音乐“遗产”

界面新闻记者 |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他是亲历者，是参与者，还是建设者。”音乐产业观察者、乐评人、《音乐先声》创始人范志辉向界面文娱回顾刘欢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时，如此说道。

中秋节当日，63岁的刘欢在上海病逝。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我和你》，刘欢的声音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紧密相连。而在演唱和创作之外，他还在大学课堂、电视节目和公益项目中，持续参与着听众与下一代音乐人的培养。

范志辉口中的“建设者”这一身份，或许更能解释业内对刘欢辞世的惋惜。刘欢有能力凭借既有作品维持影响力，却愿意把自己的声望、专业经验和资金，投入尚未被市场验证的音乐。如今，音乐生产和传播的门槛不断降低，创作者能否获得持续支持，随着刘欢的离去，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悬而未决。

01 音乐应该多元，流量不是唯一标准

大众对于刘欢“歌手”身份愈是熟悉，可能愈是忽视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

1963年出生于天津的刘欢，大学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在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歌曲比赛中脱颖而出，随后走上音乐道路。对不同语言和音乐文化的接触，成为他此后创作的重要背景。

“他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且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人。”范志辉认为，刘欢在创作上的才华，存在被低估的一面。

《北京人在纽约》是观察这种融合的一个具体入口。面对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故事，刘欢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两种文化经验如何在音乐中相遇。他曾在《半岛晨报》的采访中回忆称，为这部剧配乐时，自己尝试过偏摇滚和Funky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反复调整之后，他意识到，音乐需要回应的是中国人物置身异国的处境，因而要兼顾美国音乐的气息与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在保持旋律性的同时增加配器变化。片尾音乐一度考虑全部使用管弦乐，最终仍保留了电声。

《北京人在纽约》（图源：豆瓣）

这些取舍，比笼统的“中西合璧”更能说明刘欢的创作方法。对西方音乐的熟悉，让他拥有更多选择，而对中国故事和听众的理解，则决定了如何使用这些选择。

乐评人、唱片企划、作词人流水纪告诉界面文娱，刘欢的音乐创作具有很强的先锋性，他是国内最早一批使用电脑MIDI进行编曲，也敢于在歌曲中尝试更深入的中英文结合，并且积极融入碰撞着东西方的各种音乐元素。在他看来，刘欢对音乐的探索，同时发生在“知识”与“实践”两个层面。

后来，刘欢转向了对中国古典文化内部的探索，创作出了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甄嬛传》配乐。值得注意的是，刘欢并没有因为题材古典，就把音乐固定在一种熟悉的怀旧声调里。2012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明确谈到，自己希望在这套音乐中尝试新的和声与转调。面对歌曲不够容易传唱的评价，他也进行了解释——剧中的台词十分考究，歌曲需要保持相应的语言质感。

《甄嬛传》影视音乐原声大碟（图源：豆瓣）

从这样的创作思路看，古典诗词为作品提供了情感与语言的基础，新的音乐写作则让这些材料获得了不同的表达可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继续创作的资源，而不必只作为一种被反复辨认的风格标签。

从吸收西方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到重新处理中国古典文学和本土音乐记忆，刘欢的实践拓宽了流行音乐可以使用的材料，也拓宽了它可以抵达的情感范围。而这些作品，进一步解释了他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

范志辉认为，大众认识刘欢，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视剧主题曲。影视作品对刘欢而言，既提供了具体的创作情境，也使音乐探索获得了抵达大众的渠道。因此，他的行业影响也发生在创作与传播的连接处：不同音乐传统中的表达，被带进了大众日常观看的电视剧，而非停留在少数人的专业讨论中。

流水纪将刘欢称为“学者型音乐人”，但也强调，刘欢始终愿意与普通听众交流，用作品传递老百姓的心声。“从他的歌唱再到他的创作，我觉得他都非常乐意去跟大家产生交流，无论他使用的技法多么专业或者先锋，最终都是在做让普罗大众能听得懂的、喜闻乐见的、也能够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这样的音乐。”流水纪说道。

刘欢（图源：豆瓣）

这种经验，后来也延伸到了刘欢对其他音乐人的支持行为。

2015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将蒙古族音乐与摇滚结合的杭盖乐队进入刘欢组，最终夺冠。刘欢在总决赛与他们合唱《轮回》，并在赛后谈到，希望观众能够理解不同类型的歌曲，欣赏自己未必能够演唱的作品。刘欢的支持、帮助一种具有自身受众和表达体系的音乐，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民族音乐可以与摇滚共同成立，小众创作也可以保留个性、获得大众展示的机会，这与他自己的创作路径一脉相承。

范志辉认为，刘欢很早就具有这样的包容意识：不同音乐类别没有天然的高低之分，民谣、摇滚、Soul等各种类型中的好作品，同样应该被听到。

2019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刘欢就曾说过，“音乐的繁荣不体现在流量，而应该是多元。”这既是他多年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行业的一种评价标准：一个音乐市场的成熟，应当体现为它能够让更多不同的声音持续生长。

02 “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只看音乐”

让不同的音乐被接受，需要培养歌手，也需要培养听众。

1991年7月，刘欢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直到2023年9月退休，他主讲的《西方音乐史》，一直是学校的热门课程。刘欢去世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媒体回忆，当时的每节课现场几乎都爆满。范志辉特别强调，这段教学经历是实实在在的课堂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课程面向的是普通的非音乐专业学生，开展的是大众音乐美育。

“音乐也不只是娱乐，它应该是一种严肃的，值得去学习的，去深入研究的一种文化。”在流水纪看来，刘欢希望年轻人从文化的角度理解音乐，并用三十多年的授课实践这一想法。

这项工作的产业价值，往往不容易被即时衡量。学生未必会成为职业音乐人，却可能因此建立理解不同音乐的能力。对于依赖听众选择的市场而言，这种能力影响着需求本身：人们是否愿意听一首不熟悉的歌，能否接受不同的结构、唱法与表达，都与此前的聆听和学习经历有关。

刘欢（图源：豆瓣）

刘欢在课堂与舞台上的投入，也因此具有内在联系。前者帮助听众形成判断，后者让不同的作品获得展示。

2012年，刘欢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两年后，他参与推动《中国好歌曲》，进一步把公众注意力引向原创作品和写歌的人。

“他是希望把电视的这些注意力分配给原创的音乐人。”范志辉将刘欢的教学、节目参与、为年轻人制作音乐，以及后来的公益金支持，视为一体：这些工作共同指向原创音乐的生存环境。

赵雷是其中的例子之一。2014年，他带着原创歌曲《画》登上《中国好歌曲》，得到刘欢对歌词的高度评价，随后加入刘欢组。对一个尚未被大众熟知的创作者而言，专业认可、节目展示和作品制作在这里接续起来。

不过，一档节目可以在播出结束时完成传播任务，一个音乐人的职业生涯却需要更长的周期。曝光之后能否继续创作，是否找到合适的制作伙伴，如何处理接踵而来的商业机会，都会影响一次亮相能否转化为长期发展。

曾因产品项目与刘欢有过几次接触的厚天资本合伙人于世璿，观察到了他在这些具体事务上的投入。

于世璿回忆，刘欢不仅仔细留意学生的天赋，也会过问宣传安排和品牌合作，担心不合适的合作对象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他对学生的爱惜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在于世璿看来，刘欢对新人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喜欢那种不被渲染的歌手，他找的是音乐苗子。”

这些细节让“提携后辈”有了更实在的含义。新人进入行业后，需要同时学会获得机会和辨别机会。一次宣传、一次合作，都可能参与塑造外界对他的认识。帮助年轻人考虑眼前机会是否适合长期发展，同样属于人才培养。

2019年，刘欢以个人名义捐资，与芒果V基金共同设立“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项目从2020年起，每年向一位30岁以下的年轻唱作人提供100万元，用于原创音乐作品制作。目前公益金已连续评选七届，获得资助的音乐人依次为秦凡淇、裘德、阿弗娄、吴汉霄、闫泽欢、普阿山和杨格。据芒果V基金向《每日经济新闻》提供的数据，七位音乐人在资助期内共完成61首原创歌曲，其中37首已经公开发表。

芒果V基金发布讣告（图源：微博）

资金与曝光分别对应着新人发展中的两道门槛。在获得关注之前，音乐人首先要完成作品，而编曲、录音、混音等环节都需要成本。已有才华与能够持续承担制作费用，是两件不同的事。尤其对于风格尚未被市场充分验证的创作者，如果每一次投入都必须以快速回收为前提，音乐上的尝试便更容易受到限制。

范志辉告诉界面文娱，100万元对于一家公司而言，可能很快就会花完，但对于刚刚入行、尚未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音乐人，它提供的是一段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品的时间。

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作品诞生之前的风险。一位新人还没有足够的知名度，也没有被验证的销售能力，但制作、录音和设备投入需要先行发生。如果所有资源都以已有成绩为前提，最缺少条件的人也最难获得起步的机会。

范志辉用“只看音乐”概括刘欢的选择：“他只认音乐，我觉得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只看音乐，不看你的身份，不看你的出处。”

当然，每年资助一人的规模，难以覆盖行业普遍存在的创作与发行困境。流水纪在采访中也谈到，这些新人即便得到刘欢的栽培，仍然面临市场上的困难，“只能说没有刘欢，可能他们会走得更加艰难”。

也正因此，这项公益金的行业意义，在于把对人才的重视落实为持续投入：在年轻音乐人尚未形成稳定收入、作品尚未获得充分传播时，有人愿意承担一部分成本，帮助他们继续创作。刘欢把在节目中发现新人的工作，延续到了聚光灯熄灭之后。

03 以一己之力对抗时代

刘欢离开的2026年，华语音乐产业正处于一个矛盾空前尖锐的阶段。从宏观数据看，中国音乐市场似乎正在高歌猛进。《202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25年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达到1150.75亿元，同比增长12%。

2025年数字音乐产业规模（图源：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但产能的汹涌并没有转化为内容的繁荣，市场增长也并没有转化更多的新人发展机会。

“肯定不能说通过一个公益基金去解决整个产业的问题。”范志辉说，“创作、传播、分发、营销这些东西不能靠一个公益基金项目去解决。”这一判断也点出了个人扶持的边界。制作资金能够帮助一首歌完成，作品之后能否获得传播、积累稳定听众，并以收入支持下一轮创作，还需要其他环节接续。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结果：一首歌形成热度，与一个音乐人形成可持续的职业，并不等同。

当传播围绕某个副歌或片段展开时，听众可以反复使用一首歌，却未必认识写歌的人。只有当这种接触进一步转化为对创作者的持续关注，音乐人才更有机会让下一首作品获得聆听，并建立付费、演出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次热度，未必能够自动完成这样的积累。

这也是流水纪谈到刘欢时，使用“悲壮”一词的原因。在他看来，刘欢很早就注意到“原创”所面临的困境：“他甚至是在以一己之力，想要去对抗这个时代中，某些越来越投机取巧、越来越过度娱乐化的倒退趋势。”

而现如今，AI的技术冲击正在加剧产业失衡。Deezer于2026年7月披露，完全由AI生成的歌曲在6月高峰日超过新增上传量的一半，但实际播放占比仅为1%至3%。这意味着海量的AI内容正在淹没平台的推荐通道，却没有真正赢得听众。AI音乐挤占原创音乐人被发现的机会。在一个算法推荐主导分发的时代，一首用心打磨的原创作品，即便穿过了流量的筛选，但也可能淹没于大量的AI素材库中。

这正是刘欢生前最警惕的趋势。他曾在各种场合，不停强调，“追求流量会丧失个性。”正因如此，刘欢长期以来将全部精力放置于产业之中：去识别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才华，为陌生的表达提供专业解释，在市场成绩出现之前投入资金，并关心创作者能否继续成长。

刘欢（图源：豆瓣）

刘欢用一生构建的产业繁荣的“另一种可能”，恰恰是对当下产业失序的正面回答。他的离去之所以令人格外惋惜，因为他所承担的这些工作还远未完成，更因为他所代表的那套价值序列，在今天的产业生态中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在音乐越来越容易被生产出来的当下，行业失去了一位愿意认真听、认真判断，并为创作者的未来付出实际成本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