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刽子手靠这行有一笔特殊的收入

光绪二十八年秋，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天还没亮透，铁门胡同南口已经支起了监斩棚。

棚下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有朱笔、令箭和一卷用黄绸裹着的刑部文书。

棚子正南偏东的位置，几个穿皂衣的人正在往地上撒一层薄薄的炉灰——这是行刑前的老规矩，灰能吸住淌下来的血，事后好收拾。

围观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沿着骡马市大街一直排到丞相胡同口。

卖豆汁的、卖炸灌肠的挑子也跟了过来，热气在秋晨的凉意里格外显眼。

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宣武门街，有市曰菜市口，刑人之所”，这里从清初便取代了内城西四牌楼，成为京师处决人犯的常设刑场。

监斩棚里坐着的官员尚未到齐。

按清代制度，刑部满汉司官各一人、都察院满汉御史各一人，共四人为监斩官，须在天亮前抵达刑场。

此时棚中只有两名司官在低声核对犯人名册，旁边的衙役捧着茶壶，壶嘴冒着白汽。

按秋审制度，死囚须经各省先自行审录、上报朝廷，再由九卿、科道会同复核，最终由皇帝以朱笔“勾决”后方可行刑。

勾决的名单从宫中发出时，往往已是前一夜的事了。

刑场东侧，一个身高体壮的男人正在磨刀。

他蹲在墙根下，面前是一块青石，刀身约莫三尺长，刃宽不过一寸半。

他磨得很慢，每磨几下就用拇指去试刀刃，然后继续磨。

旁边放着一只粗瓷碗，碗底有半碗凉水，水里泡着一块磨刀石。

这人便是当日值刑的刽子手。

据清末最后一位刽子手邓海山的经历，他年轻时在师傅手下受训，白天用冬瓜练刀——一刀劈下，冬瓜必须应声两半，刀锋不能偏；晚上用香头练眼力，一炷香点着，要在烟雾缭绕中一刀劈灭香火而不伤香身。

练到这个程度，才算入了行。

邓海山生于农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听工友说刽子手的薪水比苦力高出十倍不止，便去拜师。

出师后他砍一颗头得四块大洋，而当时一般农工半年的薪水也不过如此。

刀磨好了。

远处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人群骚动起来，纷纷踮脚张望。

囚车从宣武门方向驶来，车上立着一名犯人，身后插着亡命牌，牌上的名字被朱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

监斩棚里的司官放下茶盏，站起身来。

按《大清会典则例》的规定，行刑之场“多在城外之南关”，押赴“市曹通衢”处决。

菜市口地处三岔路口，东接铁门胡同，西通丞相胡同，北连宣武门大街，是京城南城最热闹的商业地带，会馆林立，商贾云集。

清初之所以把刑场从内城的西四牌楼迁到此处，正是看中了这里人流密集、便于示众的效果。

朝廷要的就是这个——让尽可能多的人看见。

囚车停在监斩棚前。

监斩官宣读谕旨，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竖着耳朵听。

宣读毕，犯人被从车上拖下来，按跪在炉灰上。

刽子手走上前，反手握刀。

据邓海山的行刑习惯，他会趁犯人不备时挥刀，一刀过后人头落地，双目未闭。

一声闷响。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捂住了眼睛，有人往前挤，更多的人只是默默看着。

头颅滚落在炉灰上，颈腔里的血喷出，很快被灰吸住。

衙役上前，用一根铁钩将头颅拨到一旁。

随后，另一名犯人被押上来。

那天行刑的不止一人。

行刑结束后，人群散去，卖豆汁的挑子也收拾了家伙。

刽子手把刀在围裙上擦干净，走到监斩棚旁边，从衙役手里接过一个布袋。

布袋里有官府按“头”数发的赏银，也有犯人家属事先托人送来的“红包”。

这些红包，才是刽子手真正的大宗收入。

家属送钱的理由，在不同朝代不尽相同。

汉代时，犯人家属贿赂刽子手，是为了求他下刀“快准狠”，免去犯人的痛苦，因为一刀毙命和数刀毙命之间的差别，是生与死的痛苦之别，甚至是几秒钟和几十分钟之间的差别。

到了唐朝，家属的诉求变了——他们请求刽子手下刀时力气小些，最好留一层皮连着，这样收敛遗体时可以把头和身子缝在一起，好歹落个全尸入棺。

清代的情况则兼顾两者：富裕人家会同时送“痛快钱”和“尸首钱”，前者求速死，后者买头颅，好让亲人完整下葬。

如果家属不送钱，刽子手也有办法。

腰斩之刑最见功夫——若收了钱，他找准位置，一斧下去伤及要害，犯人失血而亡，前后不过片刻；若没收到钱，他便刻意避开要害，让犯人慢慢流血，断气的过程可以拖上数个时辰。

清代刑部档案中甚至有“五十两换得高位利斧”的记载。

宣统年间，刽子手砍一颗头得一块银元，而当时一户普通农家一年的花销也不过一块半大洋，因此行内流传着“三年不砍头，砍头吃三年”的说法。

但这些钱，并不能改变刽子手的身份。

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刽子手属于“贱籍”。

《大清会典》将奴仆、娼优、仵作等归入“贱役”，刽子手赫然在列。

贱籍之人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与良民通婚，社会地位比乞丐和罪犯高不了多少。

法国传教士在华笔记中曾记录过类似的观察：法国桑松家族的刽子手们，虽是国王亲自任命的“公务员”，却被视为贱民——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们，医院不给他们看病，学校不收他们的孩子，他们只能与其他刽子手家族通婚。

中国的刽子手面临同样的处境。

据清末民间记载，刽子手家庭的子女无法进入普通学堂，只能跟着父母做些替人抬尸、运尸的活计，这些活计在当地有个专门的称呼——“还魂爷”。

他们还负责将犯人的头颅缝合回尸体，让死者以全尸入葬，算是刑场之外最后一道体面的工序。

刽子手本人的婚姻同样困难。

说媒的人绕着刽子手家走，谁愿把女儿许配给这样的人家。

即使刽子手收入丰厚，女性也普遍不愿嫁入此门，除了迷信和偏见，还有一种更实际的恐惧：刽子手常年砍头，性情暴躁，夫妻争吵时万一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许多刽子手一生独身，没有子嗣，晚年孤苦伶仃。

那些成了家的刽子手，妻子往往不得不参与丈夫的“副业”。

1902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位南方家庭妇女在自家院中晾晒三颗经过蒸煮处理的骷髅头，被美国摄影师托马斯·威尔逊·哈斯金斯（Thomas Wilson Haskins）的相机记录下来。

照片中，妇人蹲在院子里，一手握着头骨在水盆中刷洗，脚下整整齐齐码着另外三颗。

她的丈夫是当地有名的刽子手，这些头颅是从刑场上带回来的——无人认领，便可归刽子手处理。

处理头颅有一套讲究。

先要蒸煮，火候必须精准，火太大头骨会碎裂，火太小皮肉脱不干净。

煮好之后，用小刀剔除残余的软组织，再用细砂纸打磨表面，最后放到太阳下晾晒。

处理干净的头骨表面光滑洁白，才能卖个好价钱。

买家主要有三类。

一是武术家——当时一些力士和拳师会购买骷髅头练习武艺，据说用头骨练掌力和指力，比木桩更接近人体骨骼的硬度。

二是画师——有画家买来当作解剖模特，用于研究人体结构，这种需求在清末西洋画法传入后尤其明显。

三是医学人士——用于解剖研究，不过据现有史料，清末中国本土的医学解剖教育尚不发达，这类买家的数量远少于前两类。

三颗头颅，卖给医馆、画匠或好奇者，价格从三五十文到数百文不等。

据当事人回忆，“三颗头颅，能卖给医馆，也能卖给画匠，最次还能摊给好奇人，三五十文，一个月的咸鱼、豆腐就有了着落”。

在那个年代，一个底层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如此。

而家属若想赎回亲人的头颅，则要另外掏钱。

刽子手将头颅带回家清洗干净后，家属可以找上门来，用钱财将头颅领回去，与尸身缝合后下葬。

这笔“尸首钱”往往比卖给医馆或画匠的价格更高，因为家属出的价钱里，含着一个人伦的分量。

但这门生意有个前提——死人不会说话，活人却会指指点点。

刽子手一家的日子，始终笼罩在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中。

邻居绕道走，小孩往院子里丢石子，庙里的和尚也不愿为他们做法事。

妇人自己后来连庙门都不进了，说是“神佛也不救她这样的‘杀人家属’”。

有人问她怕不怕报应，她先是嗤之以鼻，过了一会儿想了想，又默默地说：“要是能换个活计，谁愿意天天洗死人头？”

这话不假。

刽子手这份职业，选择的人少，愿意传承的人更少。

邓海山入行前做苦力，听人说刽子手薪水高才动了心。

他出师后技术颇高，犯人的血不会溅到自己身上，有时候反手握刀，在犯人不经意间已经划过，人头落地双目未闭。

他起初入行时晚上还做噩梦，久久不能入睡，后来渐渐麻木了。

行内有个规矩：刽子手杀满九十九个人之后就应该封刀退休。

邓海山很快便砍够了九十九人，但晚清乱党颇多，时常有人被判处斩刑，收入实在诱人，他破了戒没有辞职，一直砍到三百人才退休。

他因此积攒了丰厚的身家，足够晚年不愁吃穿。

但退休回乡后，邻居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他也娶不到老婆，直到去世一直孤苦伶仃。

钱财买不来亲人的陪伴，也买不来一个正常人的社会身份。

这一点，古今皆然。

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

1907年，《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改用绞刑，且改为秘密执行。

1911年民国建立后，悉数改用枪决，刽子手这个职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菜市口的刑场在清末最后几年已经冷清了许多。

据《清稗类钞》记载，最后几次在菜市口行刑时，围观的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踊跃了。

有文人写诗说“菜市口前无一人”，虽是夸张，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当公开处决不再是统治者展示权威的必要手段时，刑场的热闹也就散去了。

秋审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这套始于明中叶、在清代发展成熟的死刑复核体系，本意是“慎刑”——通过九卿会审、皇帝勾决等程序，尽可能减少冤杀和滥杀。

但到了晚清，这套制度已经空转多年，许多死刑案件的审理流于形式。

刑场上的刽子手只管砍头，不管头该不该砍。

今天的菜市口，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铁门胡同还在，但胡同口那座监斩棚早已无迹可寻。

南来顺小吃店的西墙外，曾经是行刑的地点，现在是一家川菜馆。

地铁四号线从地下穿过，每天载着数以万计的乘客经过这片土地，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多年前，这里曾经跪着一排等待砍头的人，旁边站着一个满手血污的刽子手，和一群伸长脖子的看客。

鲁迅在小说《药》里写过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

华老栓为了给儿子治痨病，从刽子手手里买了一个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

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

那个卖人血馒头的黑衣人康大叔，在小说里只出现了几个片段，但他是整个故事里唯一同时接触了革命者和愚昧群众的人。

他一手拿着砍刀，一手拿着馒头，刀砍下去的是革命者的头，馒头蘸的是革命者的血。

鲁迅没有写那个刽子手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写他的妻子在家里晾晒头颅的场景。

但那个在院中清洗头骨的妇人，和小说里卖人血馒头的黑衣人，是同一个时代的两面。

一面是刑场上的刀光，一面是院落里的炊烟。

一面是权力的刀锋，一面是生计的挣扎。

1902年那位晾晒头颅的妇人，在照片里看不出什么表情。

她的手在捣腾一颗头骨，脚下还有三颗码得整整齐齐。

阳光照在白色的骨面上，反出一层冷光。

她没有看镜头，也没有看周围那些偷看她的邻居。

她只是在干活——把一颗颗无人认领的头颅洗干净，晒干，等着有人来买。

那份活计在那个年代被人视为晦气，但对她来说，和洗衣做饭没有区别。

都是为了活下去。

一百多年后，同样的阳光照在菜市口的柏油路面上。

地铁口的共享单车停了一排，上班的人匆匆走过，没有人停下来。

胡同墙上贴着一张社区通知，用红色宋体字写着“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字的旁边贴着一张寻猫启事，照片上的猫歪着头，眼神无辜。

风从丞相胡同方向吹过来，把通知的一角吹得卷了起来，又慢慢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