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坐姿与风骨

我不忙于发议论，先记一件事。

那大约是许久以前的旧事了，在近来的许多煌煌巨著与报端新闻里，大概很不容易翻寻得出。然而我竟在一些昏黄的照片和残缺的文字里，看见了那时的景象。

那是所谓“民国”的时候。

胡适之先生——一个常常拿着英文书、满嘴“文明”与“科学”的学者，竟与当时的蒋介石先生坐在一处。蒋先生那时是“总统”，执掌着天下的兵权，身上大概穿着耀眼的军服，神气是很威严的。然而适之先生呢？他却旁若无人地坐在靠背椅上，不仅坐着，而且将一条腿斜斜地搭在另一条腿上——也就是俗语所谓的“翘二郎腿”。他的脚尖甚至微微翘着，烟卷的烟气大约还在两人的呼吸间袅袅地缭绕。

蒋先生有没有发怒？大约是没有的，或者心里虽然有些不快，表面上却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尊重知识”的宽宏大量来。

那时节，耳畔常能听见人说“大师如云，星光灿烂”。

章太炎先生在讲台上破口大骂，陈寅恪先生在黄昏的灯下默诵绝学，梁启超、王国维诸君，各据一席，说话是有人听的，作文是有人看的。他们坐着的时候，骨头大约是硬的。便是在“总统”或者“委员长”的跟前，脊梁骨也并不曾弯下去半寸。

这并非说胡适之先生们便是什么完人。适之先生的“改良”与“提倡”，我向来是有些异议的；他那“温良恭俭让”的绅士气，有时也未免令人发酸。然而，单就他那一条搭起来的腿而言，倒确实有些意思。那一条腿之所以敢搭起来，并非因为适之先生的腿比别人长，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做学问的人总还以为自己手里握着一点除了“官爵”之外的东西——那东西叫作“真理”，或者叫作“尊严”。

有了这点东西，坐在总统对面，便觉得大家都是人，不过是一个做官，一个教书罢了。做官的掌权，教书的掌理，理并不比权低三等。所以，腿便自然而然地翘了起来。

然而，时代终究是“进步”了的。

飞速地过了几十年，我们便到了“如今”。如今是不缺少名头与头衔的。譬如说，有“中科院院士”，又有“西湖大学校长”，听起来赫赫扬扬，真如天上的星宿下凡一般。

施一公先生，便正是这样一位赫赫然的大教授、大科学家。

按理说，院士与校长的神气，应当比当年的适之先生还要足些才是。因为如今的科学更发达了，仪器更精密了，论文的篇幅也更长了。然而，有一回我却在图画上看见了施先生与一位“驻马店书记”坐在一起的情形。

那书记的官阶，若按照官场的规矩算起来，大约不过是个“厅局级”之类，在庞大的官僚体系里，直如沧海之一粟，小得紧。然而施先生是怎样坐着的呢？

施先生正襟危坐。

他的两膝并拢，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上身微微前倾，脖子微微伸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位书记，神情肃穆而又虔诚。

那模样，竟像极了当年私塾里犯了错、正在听老先生训诫的小学生，又像是在听神仙下凡宣讲无上妙道。

旁边的驻马店书记，倒是神态自若，指点江山，很有几分当年蒋总统的遗风，甚至比蒋总统还要坦然。因为蒋总统对面坐着一个翘二郎腿的胡适，心里大约还要盘算一下“舆论”与“体面”；而如今的书记对面，坐着的却是一个比小学生还要听话的院士，自然可以大摇大摆，毫无顾忌了。

这图画看久了，令人脖颈深处泛起一股凉意来。

昔日的“大师如云”，如今自然是不提了。现在的学界，若要用字眼来形容，大约只能叫作“蝇营狗苟，鸠集凤池”。

走进现在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空气里弥漫着的，不再是墨香或书香，而是一种浓得冲鼻的市侩气与官场气。学者们不再研究“天道”与“人事”，他们忙着“申课题”、“拿经费”、“填表格”、“评奖项”。一个课题几百万，一个项目几千万，为了这几百万几千万，学者们便如苍蝇见血一般，嗡嗡地围着有权发钱的官吏转圈。

官吏咳嗽一声，学者便要抖三抖；官吏点一点头，学者便如蒙大恩，感激涕零。在这等情形下，别说翘二郎腿，就是让你跪下磕头，只要能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子挂上去，把几千万的经费拨下来，大约也是有人愿意跃跃欲试的。

所谓“鸠集凤池”，便是说斑鸠与乌鸦占领了凤凰的池塘。有骨气、有真才实学的人，大约早被边缘化，缩在角落里咬菜根去了；而活跃在聚光灯下、高台上边的，多半是精通官场潜规则、善于“正襟危坐”的学阀与投机家。他们顶着“科学家”的帽子，做着“奴才”的勾当，将学术的尊严撕得粉碎，踏在脚下，还要踩上两脚，然后再向高坐堂上的官员献上一抹谄媚的微笑。

有人或许要说：施先生那是“礼貌”，是“谦逊”，是“尊重地方官员”。

这话听起来极为体面。然而，谦逊与奴颜，礼貌与谄媚，其间界限，虽然细如发丝，却明如日月。对真理的敬畏叫作谦逊，对权力的卑躬屈膝，除了叫作“骨头软”，再找不出第二个词来。

一个学者，面对未知的大自然，面对浩瀚的宇宙，面对深奥的哲学问题，正襟危坐，如同听课，那是对知识的敬畏，令人肃然起敬。然而，面对一个管着几个县城、几条街道的“驻马店书记”，面对一个手里握着公款分配权的小小官吏，也如此正襟危坐，如同听圣旨一般，这敬畏的究竟是“知识”，还是“权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学术水平究竟怎么样？

其实是不必去翻看那些厚厚的SCI论文的，也不必去听那些声势浩大的学术报告会。论文可以造假，数据可以筛选，成果可以堆砌，唯独人的肉体与本能是不会撒谎的。

你想知道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气节，只要看一看学者和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坐姿怎么样，便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当学者能够翘着二郎腿，与最高统治者平起平坐、侃侃而谈的时候，说明那个时代的学术是有独立之脊梁的。

权力虽然强大，却不能吞噬一切；学术虽然贫困，却有着自尊与高贵。在这样的土壤里，即便没有昂贵的进口仪器，没有动辄亿万的资助，也能孕育出真正的大师与深刻的思想。

反之，当一个享誉国内外的顶级院士、大学校长，在一个小小的地级市委书记面前，都要把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一样倾听训示的时候，这学术的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无论你的实验室多么豪华，无论你的论文发表在多顶级的外国期刊上，本质上也不过是权力的附庸，是官僚体制下豢养的一群“高级打工人”罢了。官吏给你拨款，你便有产出；官吏收回权力，你便什么也不是。

你的脊梁骨既然已经弯了下去，你的脑髓大约也早被权力的重压榨干了，哪里还能产生什么独立的思考与惊世的创见？

二郎腿与正襟危坐，不仅是两种坐姿，更是两个时代、两种灵魂的写照。

前者的腿翘起来，是因为心里有底；后者的腰弯下去，是因为眼里只有利。

现在的人们，依然喜欢在口头上喊着“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喊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只要那一张张照片里，学者们的膝盖依然软着，双手依然规规矩矩地叠在膝盖上，对面的小官吏依然居高临下地训着话，这“一流”的口号，便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排场与自欺欺人的闹剧罢了。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不忍闻。

我不知道这“正襟危坐”的姿势还要延续多久，但我知道，只要这坐姿一天不改，中国的学界便一天只是权力的后花园，里头飞舞着的，永远只是些嗡嗡营营的苍蝇与附庸风雅的斑鸠。

至于真正的大师？那大约只能留在陈旧的照片里，供后人看着那一条搭起来的二郎腿，一声叹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