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南京，张廷枢得知张学良被长期扣留后，曾设法拜访宋美龄、宋子文，希望他们出面斡旋。事情没有转机，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由此加深。这个东北军旧将，后来走进了八路军队伍；而在他身后，张作相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张作相与张作霖并非亲兄弟，却是共过生死的结拜兄弟。早年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做过泥瓦匠，也干过农活。甲午战争后的辽东局势动荡，他为躲避祸患辗转谋生，后来在沈阳结识张作霖。
一次冲突中，张作相救过张作霖。两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张作霖认为这是缘分，遂与他结拜。此后，张作相一直是张作霖最倚重的助手。东北军内部称他“辅帅”，靠的不是虚名，而是处事稳重、用人公允。
有意思的是，张作相并不热衷于抢位置。孙烈臣调任吉林后，张作霖曾考虑让张作相接任，但他却推荐吴俊升，说：“论资历，我不如兴权；论年龄，他也比我大。”后来出任热河都统，他仍推辞，并举荐汲金纯。
这种性格，在奉系内部并不常见。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后，张作霖情绪低落，张作相没有跟着抱怨，而是分析局势，劝他稳住阵脚。张作霖重新振作，才有了后来的反击。张作相的作用，往往不在台前，却能在关键处托住局面。
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督军兼省长。他在吉林禁烟、兴学、修筑奉海铁路，试图减少地方对日本经济势力的依赖。军阀混战的年代，能够把行政、交通和教育放在心上，确实难得。这也说明，他并非只把东北当作个人势力范围。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准备严惩参与者，张作相却主张区别对待，只处置郭松龄夫妇，对多数部下从宽处理。他很清楚，若大规模清洗，奉军内部必然离心，东北的军事力量也会被削弱。所谓“辅帅”，更多时候就是在这种关口替大局踩刹车。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东北军高层原本有人希望张作相接掌全局，但他坚持拥立张学良，自己退居副手。张学良年轻，张作相年长，这种安排既保全了张氏父子的政治继承，也避免东北军立即陷入争位。
张廷枢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与张学良一同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来赴日本千叶县步兵专门学校深造。回国后，他在东北军中历任营长、旅长、师长，最终担任第112师师长，是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将领。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事变时，张廷枢驻防锦州。他曾下令部队戒备，准备抵抗，但在“不抵抗”命令下，只能撤往关内。对一名军人而言，放弃故土而不能还击，留下的并不只是战场失利，更是长期难以排遣的屈辱。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张廷枢率第112师参加古北口作战，与日军激战多日，部队伤亡严重。战事表明，东北军并非没有抗战意志，真正限制他们的，是上层战略和政治命令。张廷枢逐渐认定，留在原有体系内，很难实现抗日主张。
他向张学良提出离开东北军。张学良不愿旧友远去，曾劝他说：“东北军若真去打日本，你第二天就回来。”张廷枢回答的大意是，只要东北军抗日，他随时归队。这段往来并非简单的私人争执，而是两种道路选择的碰撞。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留，张廷枢亲赴南京设法营救。营救失败后，他开始联络东北军旧部，寻找真正能够坚持抗战的方向。1937年，他在太原与周恩来接触，表达参加抗日武装的愿望，随后进入有关训练机构学习。
训练结束后，张廷枢抵达八路军总部，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关于他“秘密加入”的说法，重点不在于张作相是否亲手安排具体路线，而在于这位东北军旧帅对儿子选择的默许和支持。以张作相的身份，他若坚决反对，张廷枢很难顺利转身。
在河北邢台一带，张廷枢曾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承担抗日武装建设工作。后来因身体状况恶化，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讲授军事课程，未能长期在一线指挥。此后他赴香港治病，又与张学铭返回天津，健康始终没有真正恢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任命他为东北行营中将高参，试图吸纳东北军旧部。张廷枢没有赴任。1949年，北平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他仍在天津养病。7月23日，张廷枢病逝，年仅45岁；他的父亲张作相也在此前几年离世。父子二人，都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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